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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艺伎的死
四月的京都春光明媚，河岸两旁樱花盛开，树木繁茂的山腰也笼罩在一片粉红的薄雾之中。入夜后的丸山公园里，人们在落英缤纷的樱树下畅饮，那古老而静穆的樱树在喧闹的人群中散发着奇异的光辉。
四月也是京都的艺伎区最繁忙的时节。每天下午，艺伎们在先斗町歌舞练场表演鸭川踊，台下总是座无虚席。到了晚上，艺伎服务的茶屋、饭店更是生意兴隆，很多客人不辞辛苦地从其他城市赶到京都，就是为了这里盛开的樱花和艺伎的歌舞盛典。
学生们和年轻的情侣沿着鸭川河散步，朦胧的夜色中，只有河堤上的茶屋投射出点点亮光。鸭川河的景致永远都是迷人的，而这春夜里的花香让人们更加迷醉。茶屋的艺伎和她们阔绰的客人看着堤下的年轻男女，这些浪漫的恋人们在悄然流淌的河岸边信步而行。鸭川河的美景正是先斗町的魅力所在，茶屋的客人为了享受这美景与美人要付出高昂的费用，而那些学生和情侣却可以免费徜徉在这迷人的夜色中。
有些茶屋给包间的客人配备了望远镜，供他们欣赏夜景。也许艺伎会笑着怂恿年长的客人偷看桥下偷情的男女，而年轻的艺伎则会将目光越过客人花白的头顶，凝视着窗外的夜色，贪婪地深吸春夜的空气，心中期望自己也能和心爱的男子漫步在河岸。
1978年4月下旬的一个夜里，鸭川河一如往日的安详静谧。一缕青烟在鸭川河西岸袅袅升起，没有人注意到烟雾在一片木屋中蔓延，而在那片木屋居住的正是先斗町的艺伎们。对于居住木质房屋的日本来说，火灾是最可怕的天灾。凌晨四点的时候，熊熊大火已经摧毁了好几栋房屋。惊恐的艺伎们胡乱套上睡袍冲出屋外，拼命往屋顶上浇水，以期阻止火势的扩散。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拂晓时分，十几栋房子都被烧成了灰烬，一个年轻的艺伎被夺去了生命。
在烟雾尚未浓烈之前，这名艺伎的妈妈桑以及两个师姐都设法逃出了屋子。可是混乱的人群里，没人意识到这名艺伎仍然身处屋内。三个月后，当我听到这个故事时，其中一位师姐说，她至今都会被噩梦惊醒，梦中总是那名艺伎微弱的呼救声。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听到过这呼救声，或者仅仅只是她自己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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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伎的家庭
艺伎将茶屋的老板娘称作“妈妈”，对先行步入艺伎行业的艺伎称“姐姐”，这两个称呼都只是尊敬的表示，与血缘无关。而如果一个艺伎提及某个特殊的姐姐，那是指在她举行步入艺伎行业仪式时结拜的那个师姐。
在我为了研究日本花柳界而和艺伎一起生活的那段时间里，一个叫做一梅的艺伎成为了我的师姐。当时一梅二十二岁，而我已经二十五岁了。我比一梅大三岁这一点丝毫不影响艺伎的家族体系，在艺伎的家庭里，重要的是经验，而不是年龄。我见到一梅的时候，她已经做了四年舞伎——也叫实习艺伎，转为正式艺伎也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作为一梅的师妹，我取了一个与“一梅”类似的艺名——“一疑”。一梅以前没有收过师妹，但是她竭尽所能地帮助我学习艺伎行业里各种复杂的礼仪。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她也更进一步地完善了自己。起初，当我和一梅双双赴宴迟到时，茶屋的老板娘骂我们是“瞎子领着瞎子走路”。而一梅因为收了我这样一个美国艺伎，也多多少少成了人们谈笑的对象。但是事情最终还是发展得比妈妈桑预想的更好，当我离开日本时，人们甚至认为我带给一梅许多有益的影响。看来，作为艺伎行业的一员，教导一个师妹，哪怕是像我这样古怪的师妹，也是一门非常有益的功课。
我作为“一疑”在先斗町生活了一年，随后返回美国完成以艺伎为题的论文。身在美国的我，非常想念远在日本的妈妈桑和师姐，经常给她们写信或者打电话。偶尔我也会收到妈妈桑寄来的信，还有师姐潦草的附言。我非常遗憾错过了离开日本半年后的一个庆祝仪式，在那次仪式上，一梅接收了一个比我更传统和年轻的师妹。当时，先斗町的艺伎们举办了一场精致的宴会欢迎新成员的加入，妈妈桑还给我寄来了那次活动的照片。在照片上，我看到了一个新面孔，这个新面孔就是绿子——一个天真质朴的绿子，一个正在高中学习古典舞蹈准备踏入舞伎之门的绿子。
成为一名舞伎，穿上精致的刺绣和服，踏上系着铃铛的高齿木屐，这是绿子心中一个罗曼蒂克的梦想。很多人都认为舞伎的生活既陈腐又单调，令人厌烦——甚至有些舞伎本人私底下也是这么想。然而绿子却对即将到来的舞伎生活充满了热情和向往。先斗町茶屋的老板娘们常常跟我谈起绿子，她们都为绿子感到骄傲，对她以后成为一名优秀艺伎满怀期望。
最近这些年，舞伎数目的急剧减少实在令人担忧。在我去日本的几年之前，先斗町甚至连一个舞伎都没有了。不过在1975年我到那儿的时候，先斗町有四个舞伎。绿子——这个艺名叫一富的女孩子，成为了第五个舞伎。现在的京都艺伎圈，一个女人在成为正式艺伎前甚至都不需要先做舞伎，但是那些按照传统规则进入艺伎行业的人，在成为正式艺伎时会赢得更高的声望。
绿子的亲生母亲以前也是一个艺伎，她是在先斗町附近的宫川町做艺伎，那儿也是京都六大正规艺伎花街之一。为什么绿子不在宫川町当艺伎呢？这个问题让我非常疑惑。这样的问题我是不方便直接询问绿子的，但我的妈妈桑，这位从前的艺伎，如今却经营着雅致的旅店并且成为先斗町花街顶梁柱的女人，或许会在某次跟我共进下午茶，或者在她的三叶屋旅店里吃夜宵的时候，给我某些启发。
“菊子，你是做艺伎研究的，”妈妈桑叫着我日常使用的日本名字侃侃而谈：“你必须了解宫川町的特点。在宫川町流行一个词语‘双证艺伎’，这也正暗示了那边某些艺伎的作为。你可以叫她们艺伎，但是她们在为客人表演歌舞之外还会干点别的。”｛7｝
“那么这就是绿子不愿意在宫川町做艺伎的原因吗？”
“准确的说，这应该是绿子母亲的想法，”妈妈桑回答道：“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当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只有在先斗町出生的女孩子才能在这里做艺伎，但是现在几乎没有人再坚持这个原则了。毕竟这里是京都，客人们都喜欢年轻的舞伎参加他们的宴会。当年轻的舞伎为你斟酒时，你会分外明显地感觉身处京都。可是现在舞伎的数量根本就供不应求。所以，如果绿子想在京都工作的话，能在先斗町入门又何必待在宫川町呢？在这里她能够受到更好的训练，也能够遇到更有档次的客人。”
于是，绿子在高中的最后一年离开了宫川町的家，搬到先斗町一所名叫初雪的茶屋。十六岁年纪的她，成为了同住的两个姐姐的宠儿。一梅在年龄上与她比较接近，而另一个名叫一寻的姐姐，资历比她们俩深了二十年。
初雪茶屋的老板娘五十五岁了，曾经也是一名艺伎，按照惯例绿子称她做妈妈。像先斗町大部分妈妈桑一样，对于一名艺伎所必须具备的知识——礼仪、谈吐、举止、舞蹈、音乐等等，她全部精通，而且是直接从自身经验中习得的。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她因为遇到了一个旦那（艺伎名分上的相公）而退出了艺伎圈，做了这个人的情妇，过起了相对比较安逸的生活。但是跟大多数情况一样，这个旦那年纪比她大很多，当这个男人去世以后，留给她的只有一个儿子和一笔勉强能够在先斗町购置一家小茶屋的钱。这家茶屋就是她从前工作过的茶屋，而且艺伎圈里的各种规矩她依然清楚地记得。于是，她就在这里开始了人生的第二个篇章。她努力经营着“初雪”，渐渐培养起稳定的客源，最终也实现了招入艺伎进行培训。我非常喜欢拜访这家茶屋，因为这家的女人们总是精力充沛地招待着熙熙攘攘的客人，总是那么热情好客。老板娘唯一的亲生儿子却很少出现在店里，我曾经和他打过一个照面，但不等我问他问题他就径直走上楼梯了。
儿子与情人
在艺伎花街，晚上也许是男人的世界，白天却是女人的天下。初雪茶屋老板娘的儿子是为数不多的住在艺伎花街的男人之一，他总是尽可能的和自己的朋友们待在一起，远离白天的先斗町那令人窒息的女性氛围。
从傍晚六点一直到凌晨都是先斗町的营业时间，先斗町狭长的街道两旁闪烁着酒吧的红色霓虹灯，其间还散布着茶屋那素净的纯色招牌。客人们的欢声笑语从窗口飘到街上，夹杂着三味线凄哀的音乐声。凌晨的街道上依然拥挤，艺伎和老板娘扶着那些喝得踉踉跄跄的男人，送他们乘坐出租车。这些心满意足的客人们——或者任何一个看到这副情景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觉得先斗町真是一个完完全全为男人制造快乐的世界。当然了，这就是先斗町的重点所在：让男人以为这里是天堂。
没有几个客人曾经见过艺伎花街在白天的景象，哪怕那些艺伎的旦那对艺伎家庭也只是存有一些模糊的概念。在这个靠称谓联接起来的虚拟家庭中，“妈妈”实际上是一个女商人，一个雇佣着艺伎的实业家。而作为“女儿”的艺伎，和所谓的姐姐妹妹们一起过着私密而职业化的艺伎生活。在先斗町，只有少数男人，如假发设计师、和服穿戴师或者管理处的会计师才有机会瞥见艺伎的职业化生活，而且这种了解艺伎日常生活的机会也是不常有的。
日本男人普遍习惯于让女人等待他们，虽然这并不是日本两性关系的唯一模式，但日本男人确实不把女人的等待当回事。在男权文化下的日本，男人们总是倾向于要求女性的顺从（至少在表面形式上必须顺从），而且许多因素都促成了一个观念——男人是权威的中心。由于这样一个逻辑，使得生活在艺伎花街的男人在自我认同方面颇为狼狈，因为艺伎们经过多重磨炼所习得的精致高雅的服务，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没有意义。
纵容男人们的自私和自负，是艺伎必须修炼的重要技能之一，但是这种技能并不会延伸到艺伎家庭当中。作为艺伎家庭中的男人，他的妈妈、姐姐、女儿或者妻子才是这个花柳界的主导者，她们承担着实际的工作，并且赢得了社会认同与权力威望。｛8｝如果说成为一个艺伎的孩子（尤其是私生子）是一种耻辱的话，这种耻辱感在男孩子身上会远远比女孩子来得更加尖锐和敏感。在我所熟悉的所有事例中，男孩几乎都是通过任性和放荡来发泄自己的不满，而女孩则比较容易适应花街的环境。于是女孩子逐渐变得能干而自立，男孩子却只会带来无止尽的麻烦。也许艺伎花街是日本社会唯一一个更希望生女儿而不是儿子的地方。
初雪茶屋的老板娘对自己慵懒的儿子十分溺爱，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一个伶俐能干的儿媳妇，以便在她退休的时候有人接手管理这家茶屋。比如，花街上某个愿意成为女店主的艺伎就是非常理想的人选。如果老板娘的儿媳妇不是那种善于经营的人，那她的儿子很可能会失去茶屋这份产业。作为一个男人，哪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