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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她的儿子很可能会失去茶屋这份产业。作为一个男人，哪怕他愿意亲自管理茶屋，他也不能这么做。而在我看来，老板娘对她的儿子是抱有奢望了，她还不如寄希望于茶屋的几个女儿，即使是淘气的一梅也比那个懒散的儿子强多了。
一梅颇受客人们的喜爱，因为她具有一种清纯天真的气质。她自然的笑容和有趣的故事总是能够打破宴会初始时尴尬的冷场局面。由于一梅看起来像孩子一般轻信，所以客人们总是喜欢一再地逗引她，直到最后一梅猛然发现自己被大家所戏弄。于是满屋子的客人哄堂大笑，只有一梅孩子气地撅起了小嘴。如果某件事情一梅认为是不对的，那么不管妈妈桑和师姐们怎么劝说，她也决不会听从。她不是一个精于算计的人，因此很多人说她不够聪明。
在我离开日本的几个月后，妈妈桑在电话里说，一梅自从收了绿子做师妹后，变得稳重多了，这都是因为要给师妹做表率的责任心。妈妈桑还暗示一梅终于和某个客人有了亲密接触。我不禁想起以前某位年长的艺伎曾经说，一梅有时候的疯癫、糊涂和敏感不安都要归咎于她的处女身份，如果她有正常渠道发泄自己的性冲动，那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一梅和绿子都因为这样的评论而脸红，但这位艺伎只是道出了事情的本质而已。时间渐渐流逝，如今的一梅终于开始绽放成熟女人的魅力。
大部分艺伎都有自己专攻的某一项技艺，一梅专攻的方向是日本古典舞。在先斗町的春季歌舞庆典上，她将独立表演著名的能乐《道成寺》。妈妈桑给我寄来了彩排时的照片，照片中的一梅拿着宽边的金黄色帽子，那是《道成寺》中标志性的道具。这是一梅成年后第一次以舞者的形象在歌舞庆典上露面，所以妈妈桑们和师姐们都格外关注她。大家对一梅的评价都很高，我的师姐一梅注定要成为先斗町的花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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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者
先斗町每隔半年都会举办一次为期三周的庆典活动，分别是在樱花粉红的五月和枫叶火红的十月。这一传统从1872年流传至今，只在二战期间间断过一次。庆典中的先斗町人声鼎沸，空气中弥漫着狂欢的气息。艺伎们在歌舞练场里表演鸭川踊和浪花踊，几乎所有的女人都投入到舞蹈表演中。擅长唱歌和三味线演奏的艺伎承担伴奏的工作，年轻的舞伎会表演一些简单的舞蹈，而更复杂的舞剧角色则由富有经验的艺伎担当。不过，因为舞伎独特而奢华的服饰格外抢眼，所以宣传海报上的主角反而是那些舞伎们。
作为艺伎出身的妈妈桑们毫无疑问是最尖锐的批评家。她们每天聚集在歌舞练场里教导女儿们，就连平时总是深居简出的退休妈妈桑都被吸引前来。彩排的时候，妈妈桑们在前排座位和后台之间来回穿梭，不到最后一刻决不舍得回到茶屋打理生意。后台也是孩子们的一片天地，她们好奇地看着妈妈们在一排排的化妆台前变成了美丽的公主、骄傲的武士、仁慈的牧师或者可怕的魔鬼。
庆典中通常会安排一个歌舞伎剧，而且一般都选自歌舞伎保留剧目。艺伎在表演这些剧目时，那些男性角色自然就必须女扮男装上阵。对于看惯了寻常歌舞伎舞台上男扮女装表演的观众，艺伎的表演无疑十分有趣。
我认识的每一个艺伎都是狂热的歌舞伎迷，对所有的歌舞伎演员如数家珍。而早在几百年之前，艺伎与歌舞伎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具有许多相似之处。起初，这两种职业都从属于娱乐行业的一部分，后来又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轨迹。歌舞伎演员曾经被众人公认为声名狼藉的卖艺者；而在十九世纪，连潦倒的学生都能够光顾艺伎花街。但是，时光荏苒，歌舞伎和艺伎逐渐转变为一种高雅的追求，人们既要花费金钱还要具备一定的修养才能欣赏这些艺术。一个世纪之前还只是大众娱乐的歌舞伎和艺伎，如今已经成为日本传统艺术的象征。
繁复紧张的夜间工作使艺伎们养成了睡懒觉的习惯，因此上午十一点之前的先斗町是京都最安静的街道之一。但是在庆典活动的准备期间，艺伎们白天必须接受彩排和训练，晚上的工作也要照常进行。所以，在4月份和9月份，艺伎们每天上午十点就要拖着疲惫的身躯赶到歌舞练场进行彩排。有些艺伎会缩减晚上的工作时间来保持精力，但是大部分艺伎都为自己的吃苦耐劳而骄傲。
就我后来所听到的故事来看，4月27日的晚上，一梅应该是和朋友们一起出去喝酒狂欢了。朋友们为她着想，让她早点回去睡觉。因为她那天喝得太醉了，而歌舞表演又即将开幕，她必须得到充分休息。凌晨三点发生火灾的时候，一梅正睡得昏昏沉沉。她大概也被人们的惊叫声或者火的高温所惊醒，因为后来人们发现她的遗体跌倒在离楼梯不远的地方。据报纸的新闻报道，一梅是因为吸入烟雾窒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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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总统与舞伎（1）
火灾过去一周后举行了一梅的葬礼，接下来的一周是追悼仪式。在人们送来的祭品中，除了无数绑着黑白带子的鲜花之外，还有一封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发来的唁电。
杰拉尔德·福特作为第一个访问日本的美国总统于1974年11月开始了他的日本之行，日本民众把这次访问视为一次全###动。福特受到日本天皇的接见，与日本首相共进午餐，政府还组织了大批学生在福特出现的每一个场所摇旗呐喊。当福特一行来到传统文化气息浓郁的京都，如果不在艺伎侍奉的筵席上体验一番的话，那京都之行绝对不能堪称完美。
福特及其随从人员乘坐黑色豪华轿车，驶过京都动物园和平安神宫，来到位于东山的一家名叫鹤屋的饭店。几年之前，伊丽莎白女王也曾经在这家饭店享用过美食。如今，这两位贵客的菜单一直被饭店所珍藏，他们向世人展示总统和女王是怎样按照日本的传统料理顺序品尝了生食、醋食、煮食和烤食。不过，神户牛肉和天麸罗也被端上了饭桌，而且这两样菜肴更加适合外国人的口味。
参加福特宴会的艺伎是从京都六大艺伎区中的三个区挑选出来的，分别是祗园、先斗町和上七轩。这三个艺伎区之间，有时候也会进行高低档次的比较，但总体而言都属于一流的艺伎花街，在外事活动中向人们展示日本传统文化的艺伎也都是来自这三个区。这三个艺伎花街的艺伎们彼此都算熟识，也认识各人的妈妈桑，但她们与另三个较低档次艺伎区的艺伎却往来甚少。
尽管都是来自一流花街的艺伎，她们仍然为能够侍奉福特总统的筵席而欢欣不已。新闻记者扛着摄像机在榻榻米上来回穿梭，总统尝试用筷子吃饭、艺伎为总统斟上日本米酒的景象，都是他们竞相拍摄的画面。
那时我正在加利福尼亚洲撰写我的学位论文。我饶有兴致地观看晚间新闻中，总统与两名面色雪白妆容规整的舞伎一起用餐。大概一年之后，我和妈妈桑在她的茶屋里聊天，还谈起了福特之行。
“在我来日本之前，我在新闻里见过福特和两名舞伎一起用餐，您知道那次宴会是在哪儿办的吗？”我问道。
“当然知道啦，就是鹤屋呀，你还去过那儿呢。其中一个侍宴的舞伎就是你的师姐一梅。”
“真的吗？这么说在我知道先斗町之前我就已经见过一梅了呀，她的头像登上了美国的各家报纸呢。”
我到房间翻出之前做的剪报——没错，那个颧骨微高、看起来略带一点迷惑神情的舞伎就是一梅。后来我见到一梅时，我问她对那次宴会和福特总统有什么想法。她说她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为福特总统斟了一杯米酒，随后就退到一旁把机会留给另一个舞伎了。“那么多闪光灯照着，还真是很热呢。”一梅说道。
在大型的正式宴会上，舞伎们是非常文静的。作为实习艺伎，她们依然处于学习过程中，大部分的舞伎还没有足够的经验，无法在既是外宾又是政府高官的客人面前做到收放自如。但是舞伎不一定要诙谐幽默，她只要像个精致的瓷娃娃一般，端庄文静地坐在一边，这就足够了。如果恰好她既聪明又美丽，无疑是一件幸事，但人们并不希望年轻的舞伎过于健谈。应酬说笑的事还是交给年纪较大的艺伎吧，虽然她们已经必须依靠染发来造就青丝如云的效果，但多年的人生阅历让她们能够自然地拿捏客人的心态、把握谈话的分寸。
宴会上通常都会安排年轻的舞伎和年长的艺伎共同出席，舞伎们依靠身着独特精美的服饰烘托古典氛围，而艺伎们则依靠诙谐幽默调节气氛。客人们都有自己的喜好，所以在不太正式的筵席上，舞伎和艺伎出席的比例变化很大。有些男人觉得很难发现舞伎的个人特色（“全都千篇一律地画成白色脸孔”），所以他们宁愿叫一些熟知的艺伎前来侍宴。但是另一些男人有着浓厚的怀旧情绪，舞伎就像是从木刻版画里走出来的女孩子，所以他们偏爱与舞伎同席，享受浪漫的古典氛围。但即使是这种情况，艺伎还是会一同赴宴，只有舞伎出席的宴会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而且舞伎们的生活起居都是成群结队，在这样一个团体中，十七岁的孩子感兴趣的话题大概只有另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才会觉得有意思吧。
不管准备得多么周到，一旦客人是外国人，那所有的安排都无济于事。两方面的期待造就了这种多种族参与的“艺伎盛宴”。一是外国人期望好好了解日本，二是艺伎被认为是日本传统的缩影，于是艺伎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解日本的必要条件之一，尽管西方人在这样的宴会上往往是迷惑多于愉悦。礼节上的安排与实质上的愉快无可避免地产生正面碰撞。
比如，美国人对舞伎独特的妆容和华丽的和服充满了好奇，当艺伎也身着盛装带着假发出现的时候，他们同样会感到惊艳。可是这种最初的惊艳很快就因为“非天然”而遭到美国人的厌弃，美国人对艺伎通常的评价都是“她们的妆化得太浓了”。在美国人看来，艺伎的舞蹈是优雅而充满异域风情的，但仅仅只是充满异域风情而已，而她们的音乐伴奏恐怕连异域风情都谈不上了。另外，因为语言交流上的障碍，日本人所推崇的年长艺伎善于言谈的魅力，美国人根本无法体会到。如果艺伎们试图通过“石头、剪刀、布”这样没有语言障碍的游戏来娱乐外宾，美国人也会努力配合，可是随后他们会暗笑日本人怎么会这么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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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总统与舞伎（2）
尽管外国人在与艺伎一起进餐时，除了满足了好奇心之外，几乎得不到任何欢愉，可他们仍然认为不见识一下艺伎文化会给日本之行留下遗憾。即使奢华如福特的那场宴会，也同样是以这样的概念为基础的。也许这恰好证明了艺伎作为日本文化象征的生命力所在吧。
上座
在日本的宴会厅，上座位于壁龛的前方。在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的壁龛中，经常挂着与四季应景的画轴或者展现精美插花艺术的花瓶。这些装饰能够聚焦房间里所有人的审美目光。坐在上座的贵客其实是没有办法欣赏这些书画花艺的，但他的位置仿佛身处画中，并且因为其他人的关注而心满意足。所以，日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