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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或点滴改良，在一个现代民主的架构中或许行得通，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毫无政治规则可言的乱世里岂非梦呓！丁文江曾经多次以“治世之能臣”自喻，可惜的是他投胎投错了国度。傅斯年说他徒有处置行政的天才，却没有“拨乱反正”的能力，可谓一语中的。丁文江后来自己就悲哀地承认：“我们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在孙传芳部下的经历，成为丁文江一生的污点，使他的名声大损。不过，这场政治的失足，似乎并没有给丁文江带来什么精神上的反思。他还是他，仍然像过去一样对政治怀有一厢情愿的热情。“干”政治的机会不再有了，但纸上谈兵的兴味依旧盎然。1932年，丁文江、胡适在一批朋友的怂恿下，又创办了《独立评论》。在三年之中，丁文江给杂志写了六十四篇文章，自称是《独立评论》最出力的投稿人。他既谈中国的工业化问题，也研究日本的内政、外交。但最引人注目的，要算在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中，积极鼓吹“新式的独裁”了。
我只能长叹一声：丁文江，可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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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道”与“势”之间的人生挣扎（1）
在“道”与“势”的剧烈冲突面前，从政的陈布雷既然不能像张治中那样据“道”力争，那么为了消弭内心的焦虑，他就只能以“势”为“道”，认“君”作“道”了。这，恰恰为他日后殉蒋铺下了道路。
关于陈布雷之死，时人已评论颇多，本不必再来凑这份趣。然而，种种议论虽各有所长，却大多停留于表层诱因的罗列，鲜有从陈氏作为一个从政的知识分子这一视角透视的。我总觉得，在这一类型之中，陈布雷多多少少算得上一个典型的个案，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出这些从政者内在的心理困惑以及这些心理所凭藉的社会文化背景。本文所展现的就是一幅浓缩于陈氏个人的“道”与“势”冲突的图景。
为什么“弘道”必须“择势”
陈布雷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书生。他教过书，编过报，甚至一度教书兼编报。从1921年起，他在《商报》供职，任社评主笔。在大革命时期，那“畏垒”的笔名因嘲骂北洋军阀之狠而威震江南。他自己也多次表白：做—个报人，是他的终生所愿。那么，为何这样一位名声显赫的报人以后竟会弃文从政，投身于蒋介石的幕下，为人捉刀代笔呢？
欲破译这个中的奥秘，似乎应该从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之中的“道”与“势”的关系人手。
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于他们凭藉的不是某种有形的物质生活条件，而是一种无形的内在信念——“道”。当代西方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无论是中国、印度，还是希腊、希伯来，这世界四大古代文明圈内知识阶层的产生都与某种“哲学的突破”密切相关。“哲学的突破”意味着一个民族价值符号系统的初步定型，从此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分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质，这就为知识分子的产生提供了“道”的基础。在公元前1000年到前700年左右，中国和西方几乎同时实现了“哲学的突破”，古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中国则诞生了老子、孔子和墨子，他们都是各自“道”的先觉者。然而，中西之“道”在内涵上颇为迥异。西方的“道”具有一种“超然”性，其运思情趣往往在现世之外。古希腊哲人所孜孜以求的是大自然万千表象背后的终极原因。亚里士多德说，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因而他们沉浸于其中的是一个超尘世的逻辑思辨世界。希伯来人追求的是沐浴着上帝恩惠之光的幸福彼岸，他们在此岸人生中的使命只是洗涤灵魂的罪恶，获得宗教的超升。无论是古希腊抑或希伯来，它们的“道”都不理人间俗事，与主宰现实命运的“势”（权势），互不相扰，因此西方的“道”具有充分的自在性和独立性。
中国的“道”就耐不得这份寂寞了。它关切的主要对象即是人间世俗之事，对尘世采取的是一种“介入”姿态。中国的“道”既无心于日月星辰这些身外之物，也对前生来世颇为冷淡，它所着意的就是构建社会的政治伦理秩序。这就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最终使命不在于求知，求真理，也不在于传播上帝的福音，拯救人的灵魂，而在于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西方，“上帝的事归上帝管，凯撒的事归凯撒管”，但在中国，“道”的世俗性质却要求知识分子干预“凯撒的事”，遂埋下了“道”与“势”之间数不清的纠葛。
如果中国的“道”与在现代西方一样，本身就是一种“势”（舆论之势），那么它尽管是世俗性的，却仍然可以保持自身的独立，不必转化为“势”（政权之势）来实现自己。但中国的“道”并不具备西方的“道”那种足以维系独立的舆论阵地或道统组织。如余英时先生指出的，中国的知识阶层自与贵族阶层分离之后，其最初的社会身份是一种“游士”。他们犹如一叶自由自在的浮萍，纵然有了其精神依托——“道”，却没有任何社会的依托，因而常常贫困潦倒，“无以为衣食业”。但他们又肩负着“弘道”的社会使命，于是只能游说四方，靠君主的赏识以实现自己的“道”。“为王者师”、“做宰辅”遂成为他们唯一的职业选择。如此一来，由士而仕，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也就从先秦的“游士”蜕变为秦汉的“士大夫”，最后通过察举、科举诸制度得以固定化。这就意味着，中国的“道”欲实现其自身，必须对象化，必须投射于“势”，体现为“势”，转化为“势”。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纵然在于“弘道”，但“弘道”的现实途径唯有“择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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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道”与“势”之间的人生挣扎（2）
这就是两千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及至近代，这一命运方才有了些微改观。社会职业结构的近代化使知识分子们有了自己的文化阵地，像陈布雷所栖身的便是“纵论天下之事”的报界。与此相适应，近代知识分子也萌生了阶层的自我意识，他们不再把入仕作为自己的人生选择，开始意识到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乃在于求知或求真理，纵然负有社会良心的使命，也须保持身份的独立，以社会舆论干预政治。当陈布雷立志做一个报人时，这一切之于他未必能达到理性的自觉，但毕竟是影响他选择职业的社会心理背景。
然而，“择势”的传统在近代知识群中并没有就此断绝，在某种时代氛围的刺激下反而有所光大。近代中国是一个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乱世，沉重的国难、腐败的政治需要知识分子去关切、拯救。但在政治权势一统天下的格局下，社会舆论很难起到在现代西方多元化系统中所能起到的那种对政治的干预效果，相反的，舆论界本身倒常常遭到政治强权的粗暴干涉，稍有社会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有的被杀（如邵飘萍），有的被关（如成舍我），而幸存者无一不在种种重压下苦撑。陈布雷主持《商报》时就因自己的直言不讳而招来不少麻烦。1927年北伐军攻克武汉时，《商报》以大字标题予以报道评说，军阀们对此极为不悦，报社的董事们也万分惊恐，认为“本报何能开罪吴佩孚？”竟派人来报社审查言论及新闻。此举虽为陈布雷所抵制，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深感舆论的不自由和无所作为。
陈布雷是一个爱国至深的知识分子，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有自己的救世之道。原本他确实想以一支直笔报效国家，在天下兴亡之际尽匹夫之责。但他渐渐地对自己的选择失望了。显然，在那样一个社会环境下，唯有投身于现实政治，直接从政，仿佛才能切实起点作用。近代知识分子纵然在主观上欲以舆论实现“道”，但客观情形却逼迫着他们不得不将“道”转化为“势”，移情于“势”。
中国知识分子入政的关键取决于是否遇上了明君。明君的标准有两条：一是能够行“道”，二是对士人表示足够的尊重。孟子当年在回答“古之君子何如则仕”问题时，认为“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这就是说，既“迎之致敬以有礼”，又“将行其言”，此已属明君，理当迅速“就之”；虽不能行“道”，但对知识分子优礼有加，照顾他们面子上尊严的，亦可酌情“就之”。
蒋介石当时在陈布雷的心目之中就属于一位“明君”。1926年春天，蒋托人到沪转送给陈布雷一张附有亲笔签名的戎装照片，遥致推重之意。翌年开春，陈布雷遂应邀去南昌会蒋。“蒋总司令”对他是热情非凡，让他住人总司令部西花厅，并亲自介绍他参加了国民党。这使陈布雷受宠若惊，感激万分，虽未明言，但已有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报答之情。在他看来，蒋不仅“迎之致敬以有礼”，而且还“将行其言”，能够实行陈氏素所崇仰的三民主义之“道”。陈布雷晚年曾向下属透露过一段心曲：
先总理所说训政结束以后，是否还有各党各派问题，在民国十六年以后不久，我早就问过胡汉民先生，胡先生答：“依总理遗教所言，不应有各党各派。”我又问吴稚晖先生，则答：“此问题甚重要，但尚未深思，暂不能作答。”问蒋先生，则答：“此问题极好，惟在未提出此问题之前，实从未想过。不过，以我想法，中国国情不同，不应取人家###的办法，顶好将来要各党各派共同负起建国的责任。”我觉得蒋先生的看法，胸襟远大，于国家有利，故从那时就死心踏地为他服务。
在国民党诸领袖之中，陈布雷决意择定“蒋先生”了。但是否从政尚在犹豫之中。中国知识分子与君主的关系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介乎于师友之间的个人私交，另一种是君臣相对的行政隶属。陈布雷实在太留恋报人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涯，深知自己的个性也不适合入朝做臣，甚至连形象也不甚匹配，自感“像我这样一个人，矮小，瘦弱，站也站不直，摆在礼堂上也不太像样子”。他遂向蒋表示：机关重职，非己所能胜任，只愿跟随先生左右，充任先生的私人秘书。他颇欲避免为臣的那种拘束地位，只想以个人的身份从旁协助“蒋先生”，报答“明君”的知遇之恩。正如其夫人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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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道”与“势”之间的人生挣扎（3）
先夫子一介书生，从政本非素愿，且以生性不近，时作摆脱之想，故先期历任政府职务，仅自赁旅舍以居，从不携眷，盖每以为不数月即可辞归也。
然而，一旦他入了此道，便身不由己了。《时事新报》主笔、中央党部书记长、浙江省教育厅长、###次长、###副部长……陈布雷与蒋的关系愈贴愈近，愈来愈具有“臣”的性质，直到1934年出任“蒋委员长”侍从室主任，遂从此数十年如一日，朝夕不离蒋介石之左右，成为蒋氏须臾不可缺少的“文胆”。
从独立的报人到君主的宠臣，引导陈布雷由此及彼蜕变的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