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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晓：思想史上的又一位先知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应对非人的逆境和可怕的孤独，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营造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仅仅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张中晓以自己顽强的求知欲望和人格尊严，营造了这样的世界。正如与张中晓同时蒙冤的王先生在序言中所说：“人的尊严越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是变得坚强起来。这是施加暴虐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在无尽的苦难之中，外表羸弱的张中晓竟然战胜了逆境，超越了孤独，他读了康德、黑格尔、罗曼·罗兰、孔子、荀子、朱熹等一大批古今中外名人的名著，记下了三大本读书笔记，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无梦楼随笔》。
与顾准那些写给弟弟的信一样，张中晓的读书笔记也不是为发表而作的。尽管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些笔记也许以后会有用，恳求父亲将它们保存好（可怜的老父亲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禁闭吊打，受尽磨难），但当他在阴冷的寒夜、昏暗的灯光下苦苦思考、斟字酌句的时候，肯定是为了自己内心那份不泯的良知，那份对真理的执着信念。他坚信：“知识人的道德责任，［在于］坚持人类的良知。只有正直的人们，才不辜负正义的使命。”一个书生，可以被剥夺公民的身份，以至求知的权利，却无法剥夺他内心的良知和对真理的执着。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张中晓只身坚守的，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最起码的道德责任，对知识的、真理的责任。这责任对于他来说早已不是外在的义务，而是一种自觉的内在信仰，一种只能如此的生存方式。是的，张中晓只能如此活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真理的探求，成为他生命存在的唯一理由和意义所在。命运愈是坎坷，生活愈是艰难，就愈加显得这意义的沉重。
张中晓：思想史上的又一位先知（2）
同样作为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先知，张中晓的理论风格与顾准是迥然异趣的。顾准的性格冷峻严肃，思考问题富于历史感和逻辑性，思想的跨度大，学理性强。而年轻的张中晓的个性更接近文学家，敏感、热烈而尖锐。他的那些读书笔记没有明晰的逻辑结构，只是一块块思想的碎片，一段段富于哲理的智者隽语。然而，只要我们有少许的耐心，将那些似乎是互不关联的只言片语连缀起来，仍然能辨析出他思考的重心所在。
以我初步的阅读，发现反复缠绕着张中晓的，并引起他深入思索的，至少是这样三个问题，第一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第二是关于人的自由和个人价值的思考，第三是对中国政治和国民性的批判。暂且不论张中晓思考问题的深度，就单单提出这些问题本身而言，已经是那样地令人震撼。要知道，这些笔记都是写于1956年到1962年期间，在那个年代里，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还在熟读《联共（布）党史》，普遍地陷于教条主义而不自知。即使像顾准这样的思想先知，也是要到“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才有最后的大彻大悟，从理想主义义无反顾地走向经验主义。而张中晓却早在五六十年代，在绍兴县城偏僻的一隅，在那个家徒四壁的陋居无梦楼，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饥寒交迫之中，已经异常敏锐地意识到那些问题，那些我们后来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付出了多少历史代价，才好不容易意识到的问题。张中晓这位思想界的奇才，竟然领先了时代整整三十年！
自“五四”以后，黑格尔主义的幽灵就开始在中国知识界回荡，到1949年以后更是借助意识形态的力量，成为主宰中国知识分子思辨的主流模式。不少作家、学者在大环境的作用下，自觉进行思想改造，以黑格尔主义的历史规律、必然性和绝对真理等概念重新编织自己的学术和思想，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然而，独居乡野的张中晓却孤军深入，以其敏锐的理论直觉，却开始了对黑格尔主义的反思。张中晓明白指出：“历史的道路不是预先设定的，不是先验的途径，相反，它是既往的人类行动的结果和将来的人类行动的开始。走到哪里算哪里——实验主义历史观也。”当他的同代人正在孜孜探求历史规律的时候，张中晓却大胆地提出了实验主义的历史观，而且断然宣布“必然性可以休矣”，这不能不令后人惊叹不已！张中晓对历史必然性的批判，来自于他对历史本相的独特观察。他发现：世界并不是历史规律的裁判所，而只是人生活的地方。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在历史舞台上活动的只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对人的本位，尤其是个人本位的高度重视，成为张中晓批判黑格尔主义的原始出发点。
张中晓对黑格尔主义独断的绝对真理观也有清醒的反思。他感到：“过去认为只有一个真理，现在感到许多不同的思想都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历史上有地位和成体系的大家，他们都代表真理发展的一个环节。”对绝对真理的怀疑，使张中晓对那个时代中司空见惯的狂热的盲从十分不屑。他认为，热忱可以是求真的激情，也可以是一种成熟的虚骄自大之气。后者由于惰性和缺乏科学思考的能力，会把热忱中所包含的一些知识作为知识的唯一方式，成为独断的哲学意见，并成为一种无知和激情交织的东西。张中晓的眼光是那样地深邃，头脑是那样地冷静，他在一派狂热的激情背后所洞见的只是一种无知的虚妄，而虚妄的学理渊源正来自黑格尔主义可怕的独断论。
的确，在那个年代里，黑格尔主义借尸还魂，它的阴魂几乎无所不在，很少有人能够冲破它的概念硬壳，脱颖而出。连张中晓都感到某种窒息，感到在黑格尔的概念威力面前，任何逻辑思考都软弱了，空疏了，任何理智也僵化了，干枯了。老黑格尔布下的似乎是一个巫阵，只要你一思考，一进入逻辑演绎，就会不自觉地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然而，张中晓不甘心，他一定要破一破这个巫阵。他发现，对付黑格尔概念硬壳的最好办法，也许是某种感性的语言，因为它还保持着生活的鲜艳性和生动性。如同尼采、鲁迅那样的道德格言，是一种“有一定的人生价值和思辨的形式”，以这种方式写作，有可能挣脱黑格尔的概念巫阵，自由地放出灵感的火花。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张中晓要选择文感性色彩浓郁、却多少令人费解的杂感语体写作：除了因为环境恶劣，不得不遮人耳目之外，还不正是为了冲决内心世界的网罗。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当代中国思想史，可以说是从崇拜黑格尔到告别黑格尔的历史，李泽厚的告别黑格尔是在70年代后半期，顾准的告别要早一些，而张中晓的告别则更早，早得令人称奇，正所谓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前头更有早行人啊。
张中晓：思想史上的又一位先知（3）
张中晓的告别黑格尔，不仅得益于鲁迅、尼采式的杂感语体，更重要的是来自他内心那坚定不移的信念，也就是对个人价值和自由的高度尊重。在中国的左翼阵营中，曾经有一批经受过欧洲启蒙运动和俄国人道主义思想洗礼的自由知识分子。年轻的张中晓接受过他们的影响，无疑是那些精神传统的继承者。而1955年无端蒙受的不白之冤，更使得他对摧残个人自由和人的尊严有着切肤之痛。他深切地知道，失去了自由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只有在自由中，人才可能发现他真正是怎样的。只有作为个人，才会感到欢乐和痛苦。”由个人的命运遭际触发，张中晓开始反省造成个人悲剧的整个社会背景。他像鲁迅一样，到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制度中去搜寻非人化的因素。他从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发现，中国的古文化缺乏思维的自由和个人的反思，“对人是陌生的，僵硬的、死相的”；他从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中觉察到：“某些经济学家的学说由于沉迷于抽象之中，忘记了人，忘记了所有并应该享受一切财富的人。”他更感到中国人的理论著作，读来如死气沉沉的命令，没有个性和人格的投入，“或者是抄袭，或者是枯燥的理智，或者是宫廷语言的堆积”同上，第20页。。张中晓厌烦了这一非人化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他深深地感到，离开了个人，侈谈任何美好的理想，通通不过是乌托邦的虚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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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在诗意与残忍之间（1）
在朦胧诗人里面，北岛是愤世嫉俗的，舒婷充满了生命的情趣，而顾城却是反社会的，他怀疑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必要和可能，他怀疑语言的可靠性和真实性，甚至拒绝对这个他无奈生存其间的世俗社会承担一切义务和责任。
1993年中国诗坛的最大事件莫过于顾城之死。每一个朦胧诗的爱好者都感到分外的震惊，谁也难以将一个写下了大量优美诗篇的童话诗人与一个残忍地用利斧劈死爱妻的杀人犯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不幸就是如此，令人们困惑不已。
在众多的评论中间，我注意到评论者们的尴尬，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所面对的只是顾城的某一个侧面，或者将诗人之死诗意般地美化，小心翼翼地对他的罪恶表示惋惜；或者义愤填膺地要“除他‘诗’与‘人’之名”，对舆论诗化顾城之死看作是社会良知的堕落。然而，这一事件的意义也许不在于褒贬顾城本身。盖棺论定，关于诗人的是是非非，我相信每一个有起码正义感和道德心的人都会达成基本的共识。对于我们来说，如何将顾城那似乎是截然相反的形象加以整合，找出其内在的逻辑关联，并从中窥见人性的隐秘，这才应该是人文关怀的真正所在。
一、抽象的诗人世界
关于顾城，王安忆有那么一段在我看来是极为精当的评论，她说：“顾城的世界是抽筋剥皮的，非常非常抽象，抽象到只有思维。……生活在如此抽象的世界里，是要绝望的。假如我们都很抽象地看世界，都会绝望。我们不会去死，因为我们对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