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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功夫，所谓实事求是是也。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他反复强调：“做学问的人当看自己性之所近，拣选所要做的学问，拣定之后，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然而，纵然胡适在理念层次上可以企及西方学者那种“为学问而学问”的境界，在心态层次上却与绝大多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镌刻着儒家实用理性的深刻印痕。他从骨子里而言仍不失为一位儒生，正是他第一个坚守不住“为学问而学问”的初衷。他为故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所激愤，慨然宣布自己整理国故的“目的与功用”就是为了“打鬼”、“捉妖”。他也忘却了前不久自己刚刚劝人整理国故不必抱“有用无用”之成见，感慨万千地说：“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这条故纸堆的路是死路。三百年前的第一流聪明才智消磨在这故纸堆里，还没有什么好成绩，我们应该换条路走走了。”
胡适：新观念背后的旧魂灵（2）
这种在深层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儒家经世致用心理，不仅与价值观念系统中“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宗旨发生了矛盾，而且也使“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人生意态改变了方向。不及二年，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掀起浪潮时，胡适就“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从1919年7月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开始，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起先是偶然有感而发，随之创办刊物大谈特谈。尽管有不少朋友劝说他全力著书或教书，免为“梁任公之续”，但胡适仍然表示不能放弃“言论的冲动”。最后，当抗日战争爆发之时，他甚至连“二十年不入政界”的诺言也维持不下去了，遂应蒋介石之邀，飞赴华盛顿任驻美大使。很难说胡适对自己谈论政治、介入政界的实际成效究竟有多少自信，但他是一个儒家意义上的“好事者”，深信“多事总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他自称“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嗜好已深，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这种与现实政治须臾不可分离的入世精神固然由于近代内忧外患的环境压力所致，但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稳稳占据在他意识中心的，不是别的，正是他在观念层次上屡屡要推翻、打倒的孔姓大神。
然而观念与心态之间毕竟构成了冲突。胡适的内心世界仿佛分裂成两个“自我”：一个是学者的自我，希冀超然于世俗社会之上，以学问丰富自己的人生；另一个是“好事者”的自我，要求介入现实政治之中，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在他的一生中，人生的天平自然倾向于后者。他唯有靠发誓或想象来慰藉被委屈的学者自我。当上任驻美大使时，他发誓“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中去”。当《东方杂志》问他个人有何梦想时，他的梦想竟然是一个“理想的牢狱”，在里面囚禁个十五年，将所有的著述全部作出，“岂不快哉！”但他既逃脱不了那个风雨交加的环境，更超越不了儒者的自我，在出世与入世、超然与介入、退隐与进取之间的矛盾之中，他痛苦地踯躅着，尽管痛苦对胡适而言，从来都是一种浅层次的情绪体验。
胡适在学术与政治间的彷徨，在观念上是基于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政治的一种基本立场，即“不感兴趣的兴趣”（disinterested—interest）。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对现实政治保持一段有分寸的距离，可以以在野之身通过舆论影响参与政治，而不必以政治家的身份投入其间，尤其是入朝做官更不足取。确乎，胡适终其一生是基本恪守了这一自由主义者立场的，尽管国民党政府再三邀他入阁上朝，他始终表示愿“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然而，胡适尽管维系了外在的独立身份，却很少表现出内在的独立人格。甚至，那苦守身份独立的用意，除了想保持“一点思想言论自由”之外，大半竟为了替国民党政府“说公平话”、“做面子”！1933年4月8日，他在给汪精卫的信上说：
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天下竟有如此滑稽之事。当胡适在观念上承受了西方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时，落实到具体的行为模式上竟演变为一种类似“帮闲文人”的奴性人格！
胡适这种精致的自觉奴性究竟溯源于何方？在他本人的思维中，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对独立精神的背叛，因为在他看来，自由主义与政府权威之间不仅不相颉颃，而且前者还以服从后者为前提。应该说，胡适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在纯理论层次上并非有误。实际上，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到20世纪确乎日益趋向温和，它始终坚持和强调在既存社会秩序和政府体制之下图得渐进的政治改良。我们只须去阅读胡适的美国老师杜威的有关论述便可窥知其大概。然而，胡适仅仅记住了洋先生的结论，却偏偏忽略了这结论所蕴涵的不可或缺的历史前提，这就是那自由主义所服从的社会秩序和政府权威必须是民主的。在这方面，蒋介石的封建法西斯独裁政权与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相去何止千里。正是因为意识到中西间的这一巨大差异，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罗隆基、王造时等回国之后，都先后转向了激烈批评国民党政府，乃至赞同人民革命的激进立场。唯独胡适执迷不悟。尽管以其精到的政治目光，未必不能察觉蒋介石政府的无可救药，但他依然要“帮政府的忙、支持他”，这就不是那种以民主和法制为前提的西方自由主义立场所能解释得了的。戳穿了说，无非又是胡适心理深层的儒家意识作祟的缘故。
胡适：新观念背后的旧魂灵（3）
儒家哲学的真谛在乎“中庸”。中庸之道所企求的最高境界乃是“和谐”，即各种对立的矛盾因素通过“执两用中”得到消解、妥协和折中。反映在政治层面上，儒家自然就强调安定至上、秩序至上和温和改良主义。孔子有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即豪放进取的“特立独行”之士；狷者，即超然物外的隐者居士。按照中庸的目光来看，放弃责任的狷者固不足取，而激烈进取的狂者又未免破坏有余，建设不足，唯有“允执厥中”，在现存的秩序之下图谋改革，方才吻合“圣人之道”。儒家文化传统的这一特质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得到了人格化的鲜明体现。杜维明说过一段很有见地的话：
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过分强调协同、和谐、渐进，以至于对既有的现实制度，对那些即使是最不合理的政治统治集团，也需以一些委曲求全的方式来容忍它，希望从内部来转化它。因此在中国这种类型的文化发展中，最大的恐惧就是农民革命。农民革命是大风暴，一切都得摧毁。知识分子即使中央政权腐败到了极点，自己深受其害，也不希望革命。……这也是中华民族得以源远流长的重要原因——是要求同存异。是要委曲求全。即使在最痛苦、最困难的情况下，也不能放任，让既有的积层解体，因而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一致认为农民革命是不幸的。甚至是不可容忍的。胡适之所以如此仇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革命，之所以如此倾心于腐朽没落的国民党保守政权，除却政治因素之外，不正渊源于传统知识分子上述那种文化心理么？在那种心理的驱使、支配下，胡适可以对当局作一些“和风细雨”式的批评，但骨子里却浸透着敬畏现有秩序、膜拜国家政权的庸俗的市侩气息。当1933年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时，胡适气急败坏地指责说：“在这个时候，无论打什么好听的旗号来推翻政府，都有危害国家的嫌疑。”他主张：
必须先要保存这个国家，别的等到将来再说！这个政府已够脆弱了，不可叫它更脆弱；这个国家够破碎了，不可叫它更破碎。“人权”固然应该保障，但不可掮着“人权”的招牌来做危害国家的行动。
因此，他始终自觉自愿地以“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作为自己的最高职责，犹如传统士大夫将“应帝王”、“作宰辅”、“为帝王师”作为梦寐以求的终极理想一般。至于国民的基本人权，个人的独立人格，至少在胡适的潜意识中，是屈从于国家和政府的次一等价值。从观念层次而言，胡适对自由人权的呼吁，对民主独立的渴望似乎不亚于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这种为儒家奴性文化所戕害的软骨病却使得他始终未能在近代中国为知识分子的独立不羁树立起一个人格的榜样；相反地，一谈及人格而非理念时，胡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肖像总是显得像一张变了形的漫画。
胡适的这种对现实的容忍和对秩序的膜拜不惟表现在他的公共生活中，而且也反映在他的私生活领域。五四时期的青年都依稀记得，胡适是一个妇女解放的积极倡导者。然而胡适口头上如是说，一涉及自己的婚姻大事，那种激烈反传统的勇气便荡然无存。原来，在他十二岁时，母亲曾为他订下一门亲事。后来胡适赴美游学，尽管在新思潮影响之下心中对此事渐生芥蒂，但却一直不敢存反抗之意。他宁愿自我牺牲，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他采取的是在默认既存事实前提下的点滴改良，几度写信给未婚妻江冬秀，希望她能放脚，读书识字。不仅如此，他还在给母亲的信中百般寻找屈从旧式婚姻的理由：
自由结婚固有好处，亦有坏处，正如吾国婚制由父母媒妁而定，亦有好处有坏处也。女子能读书识字固是好事；既不能，亦未必即是大缺陷。书中之学问，纸上之学问，不过人品百行之一。吾见有能读书作文而不能为良妻贤母者多矣。吾安敢妄为责备求全之念乎？
胡适真不愧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孝子，因此，当后来胡适与江冬秀成婚时，博得了旧派人物一片喝彩声。
胡适：新观念背后的旧魂灵（4）
从这里，我们可以洞察到胡适这个人无论在生活或私生活中，都活得很有分寸，很有理性。他态度平和，随遇而安，与物推移。除青年期偶尔一二次之外，很少表现出情感的冲动和浪漫的幻想。他有着健全的心理防卫机制。如果内心世界之中有什么非分的念头在骚动的话，他总是善于及时地将它消解、融化、转移，回复到原先那种心安理得的平衡状态。他从来不希冀超越现存的秩序或现实的可能去追求某种轰轰烈烈的、血气方刚的事业。他的现实态度和容忍的耐心往往冷静到令人吃惊。
当举国唱抗日的高调时，他“不怕唱低调”，因为他感到中国比起日本来处处不如人，与其拿血肉去同现代武器拼命，倒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