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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章 民国九年
（1）风继续吹着；细蒙蒙的雨丝；正淅淅沥沥的向大地飘洒着。此是江南上海的一月；虽不至于寒风刺骨；但街上的行人还穿着夹皮袄；或套着厚棉褂；偶而一辆黄包车夫载着客人奔过；还可微微看见嘴前吐出的白气。此时；一个瘦高个的青年；穿着单薄的秋衫；在寒风中茫然的走着。
仿佛过了许久；那男子叹了口气；又仿佛在喃喃自语；“我这是怎么了；明明是和同学相约春游去爬山；结果爬到山顶太累了；躺在草地上睡着了；一觉醒来；竟然来到了民国九年的上海。幸亏是新时代的青年；什么场面没见过；要不然非疯了不可”。想起昨天上午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当时惊觉来到民国；诡异害怕的不行；发了好长时间的呆；肚子饿的不行；才想到怎么生存这个大问题。万般无奈；只好去当铺把那身只穿了两次的阿迪达司休闲衣给买掉；换了五快大洋；又去旧衣店买了一套二手长衫；花了五角银子。"；我该怎么办？"；张佑白不断的问自己；"；大约我可以去学校里面教书；或者去报馆里当编辑；毕竟好歹自己也在一所三流的大学读了两年中文系。凭自己读过的那么多当代名家的作品；说不定还能把诺贝尔文学奖收入囊中。张佑白想到这里；挺直了腰杆；大步向此行的目的地苏河北路走去。
苏河北路是旧上海有名的棚户区；弄堂窄窄的；没有光；潮湿的墙壁滑腻腻的；仔细望去；上面还有一些绿色藓苔。 这些阴暗潮湿的小巷；就是上海人常说的弄堂。“弄堂”是上海人对里弄的俗称，“里弄房子”就是弄堂建筑。弄堂和弄堂房子其实是上海开埠后的“土特产”，起初外国人只许中国人在租界里工作，而不允许在租界里居住。后来发现要发挥上海大都市的潜力，仅仅靠那些为数不多的外侨显然是不行的。于是在19世纪五十年代太平天国运动进入江南，大量富有的中国难民要求移入的情况下，租界当局便顺水推舟，将租界向中国居民开放。为了便于管理，就在指定的地块上兴建大批集体住宅。这些房子多为立帖式结构，像兵营一样联立成行，对内交通自如，对外只有弄口抵达马路，弄口设铁门，可以随时关闭。在旧时的上海，能住得上弄堂的，至少也是有固定收入者，否则便无法交付每月到期必须缴纳的房租与房捐（或称巡捕捐、绿衣捐）。既然社会是分层次的，弄堂自然也有高中低之别。不同级别的弄堂房子在质量上差别较大，而更重要的差别是地段不同。一般来说，位于闸北、南市的较差，虹口稍微好些，静安寺路和霞飞路一带最好。上海旧时有“上只角”、“下只角”之称谓，“上只角”就是指城市西区的高级住宅区，“下只角”自然指的是那些低级住宅区，两只“角”的房租可以相差三四倍甚至十倍以上。当然；苏河北路只是属于比较低级的弄堂。
终于在弄堂的拐角处；张佑白找到了一所小小的房子。房东是一个徐娘半老的女人；黑黑的头发；还有着一副好看的瓜子脸。"；年轻时一定是个大美人；"；张佑白心里嘀咕着。可是这个时候；也少了猎艳的心情。当衣服换来的五快大洋，还剩下四快多，交了两快钱的房租，还有两快多钱。虽然这个时候的物价不是特别的高，可这两快多钱也只能勉强维持一个礼拜。以前看别人穿越风风光光，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打下诺大的江山，现在看起来是多么的离谱。既不会高深的武功，也没有重生到一个有钱有势的家族，又于这个社会有着历史的隔膜，只凭着零零散散的记忆，想要混下去真是太难了。
张佑白所住的房子，就在靠楼梯口的二楼，楼层之间真是矮小得可怜，进进出出都要低着头才可方便前行，里面仅能容下一张床的空间，没有桌椅，所幸床的尽头有一个小小的窗子，能够看到外面弄堂里的风光。“也许，在某一个江南的早晨，还可以领悟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照卖杏花的意境”，张佑白在心里不断的安慰自己。
在这所三层的小楼里面，住者十几户人家，在张佑白住的小房子的左边，住者一对年老的夫妇和他们的一个十七八岁的儿子，老夫妇由于常年的劳作，已经拖跨了身体，只能靠他们的小儿子维持一家的生计。在右边则住者一对姐妹，都在纺织厂做工，每天都来去匆匆，看到张佑白住进来的时候，也只是点了一下头，就匆忙离去。一整天没有合眼的张佑白，早已又困又乏，躺倒床上，不一会就已经混昏睡去。那皱起的眉头，闭着的眼睛似忽在思索，此时的民国到底是怎样的情形？南美洲亚马逊森林的一只小蝴蝶的振翅高飞，是否会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掀起滔天的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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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章 申报露芳华
（1）晃如梦境一样，张佑白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真实，好像在幻境一般。轻松自在的大学生活，嬉笑怒骂的朋友，青梅竹马的恋人，一切的一切都成为过去。
周围的人仿佛已经慢慢接受了这个新来得陌生人。毕竟是二十一世纪过来的人，张佑白清楚的知道，要想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大时代有所作为，必须主动的适应这个社会，让别人接受自己。就象前世的一句名言一样，“假如生活强奸了你，而你又改变不了它，那你快乐的享受它吧”。
这所楼房的十几户人家都是到上海来谋生或逃难的人，大人们整天忙着在外做工，而穷人家又没有钱共孩子读书，家里的孩子自然懒于疏管了。张佑白看到这种情形，白天闲着的时候，就把这些孩子集中起来，交他们读书人字，到也赢得了大家的尊重，见了面都尊称一声先生。
毕竟才十九岁的年纪，白天在外面走走，知道现在上海还是原来历史中的情形，此时的中国直奉军阀刚刚结束混战，吴佩孚大获全胜，威名天下皆只，而孙中山还在广州苦苦挣扎，妄图借助滇粤军阀北伐。而此时文化界，五四运动的烽火未灭，新文化运动已经蓬勃发展起来，陈独秀、胡适、鲁迅已经成为这个时代青年的偶像。
而此时的上海滩这座庞然大城，更是整个东亚的经济、文化中心，只是繁华中透出几多颓废。
这里是白相人的世界、这里是冒险家的乐园，黄浦江、租界、百乐门、跑马场，构成这个时代最直观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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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堂里放了好多吃食担，一群小孩子在不停的跑闹。张佑白在外面走了一天，花了几角钱买了纸墨，回来就构思写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好？
钱已经不多了，此时的文化界，新文化运动已经形成，陈独秀、胡适正在大力鼓吹白话文运动，这对自己倒是有好处，因为自己记得的文学大家的文章基本上都是白话文。
“写什么好呢”？张佑白拿着手里面的一份申报，边浏览边思索着，突然二版上的一个标题一起了张佑白的注意：
‘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黑色的特写标题非常醒目，字的左上角还标示着一个红色的编辑致语：现实主义VS无政府主义大论战。
论战是作家学者们之间很平常的事。远在古希腊古罗马就有辩论之风，那时还没有印刷品出版物，人们意见不同用不着写作印刷，直接当众演讲或干脆面谈就行了。中国在春秋时期也是“百家争鸣”，在《孟子》、《庄子》等古籍中都记录了先秦人们坐而论道的情景。
而到了中国现代文坛上就不一样了，不仅“论”，还有“战”。人们各抒己见的同时，还对对方尽力贬损诋毁大加###甚至张嘴开骂，早已没有了古时的平和和优雅，带上了太多的政治色彩，而不仅仅是限于文艺上的切磋了。于是，中国现代史就成了一部论战史。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前，文艺界、思想界好像就从来没消停过，几乎每天都在打嘴仗，要么就是在忙上一次论战的总结和下一次论战的准备。这期间，涌现出大批的论战高手，开一代风气之先河，成就一代名家。“一个都不放过”睚眦必报的鲁迅，温文尔雅的胡适，有着英国绅士风度的林语堂、梁实秋，以及左联那一大群今天可以看作愤青式的文艺青年，都活跃于文坛之上。
当然，这个时期的民国文坛，林语堂、梁实秋还远没有成器，左联还没成立，只有鲁迅和胡适、陈独秀等人在当时的民国已经闯出了诺大的名声。
二十世纪初期，各种主义思潮在中国流行传播，其中保皇者有之，改良者有之，革命者亦有之。而革命者中。为了追求彼此间不同的信仰，论战是在所难难免的。
早在1919年2月，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就在《进化》月刊上发表《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一文，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所谓“集体主义”加以攻击。
1920年春，也就是现在的民国九年，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奋斗》杂志上连续发表题为《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和《为什么反对布尔扎维克》的文章，向马克思主义公开挑战。
张佑白心里暗道，虽然从报纸的评论还难以看出无政府主义和现实主义谁胜谁负，但历史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已经注定无政府主义者必定失败的结局。
自己虽然不是政论家，但应试教育的熏陶，那上百次的作文考试也不是白练的，写一篇评论文章，应该没什么问题。
于是张佑白趴在床上，铺开稿纸，手里拿着笔在纸上划着思索着。
不知不觉间，天色已经暗淡了，那扇窄小的窗口透出几丝路灯发黄的灯光。在昏暗的光线下，张佑白正在奋笔疾书，灯光照在那英俊的脸颊上，那专注的精神，更显得魅力非凡。
张佑白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人类自有文明以来，多有国家政体之争论，一朝一代，莫不如是。太平盛世，国人生活安逸，思想多懒散，文人士大夫阶层，骄奢淫逸，自不喜旁人干涉，而平民阶层，由于文化普遍不高，只要但能生活，则很少人关注此类话题；而没到乱世，国破家亡，社会动荡，士大夫阶层多地位不保，而民众则要遭受战争奴役之苦，则多思前朝太平之治，此时现实主义之风甚盛－－－－－－－－－－－－－
由此知之，今日之中国，两种主义之根本区别，在于对社会现实之看法。如若国家富强，阶级消亡，人民富裕，则何来主义之争。窃以为，少一点论战，多一点实干，才是当今中国之第一要务。——《多一点实干，少一点论战》”。
写完以后，在月色中，张佑白把稿件投递个申报设。
在弄堂里的小吃摊上吃了一碗担担面后，张佑白缓步走进房间，合衣躺在床上，确实有点累了，不一会儿，就沉沉的进入了梦乡。
清晨，一道刺眼的阳光照射了进来，张佑白在迷迷糊糊中醒来。以前在前世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