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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事变爆发,他这样看此事对于中日两国的关系:“日军犯沪。在中国以自乱,内争数月,无人之政府不能先事预防,固为自致其侮,而日军一逼再逼,致自焚之祸,将来亦有不堪问之结局也。……为日本计,即欲倒国民党,扶助中国另成一新局面,亦非横冲直撞所能作到;若是所为,是自暴其无理于世界也。……中国如何,另一问题,日本则末日将至耳。”他把日本横冲直撞扩大对华侵略,看作是日本走向末日的一个步骤。
有几个失意政客想组织一个“宪政期成会”,约白坚武加入,“余以无此兴趣谢之,今日理论非可收效者也。昔清廷预备立宪,急进之士视为不足与谋,尚复毅然倒之;今党治视昔之清廷何如,而谓可向之请愿开放政权耶?余今日手无斧柯,又不能上山为寇,然心实反对国民党之一人,有实行反对者,余必为其中之一分子,若加入理论中请愿,余惟谢不敏耳。”
他在这一年除夕的日记结尾处写道:“大凡怀才有抱负之人,不能扼之常〔此处印本疑有脱漏〕之不得,志若终不得展,则挺险横决而已。且毁誉是非亦非定于一时,俗谚所谓最后见者,终有大白之一日,否则负污名以长没,亦所甘心,较沉沦不得伸亦愉快多矣。余畴昔尝一参蓬莱之政,但北洋派相携出于自争自溃自杀而莫克挽。既而静观国民党之施设,亦颇望其成功,积年累月亦濒于绝望。返视国家民族无一领导自拔自救之人,余忍之久矣,最后不能不一试,会待机会耳。”这不但是他一年的总结,他前半生的总结,也是预示他未来的作为。他忍耐得太久了,有机会就要一试了。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六)(1)
到了1933年,他所等待的机会出现了:时局又起了大变化。
日本占据东北,在那块土地上建立了一个伪“满洲国”之后,到1933年初又开始了新的侵略行动。1月6日进攻山海关,2月24日又向热河进攻,3月4日占领承德。白坚武在日记中说:“热河全部之失,不出一星期。无人之境急行军,亦不过如此,可谓前此未有之奇,如是将领,不亡何待矣。”他看到,热河之后就是华北,华北已经处在日军的枪口之下了。他不希望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怎样来避免这个前景呢?他异想天开,想在日军攻占之前,先弄出一个“华北国”来。他觉得这个危急存亡的局面给了他一试身手的机会。可是他一无钱二无人,怎么能够实现这个设想呢,于是想去寻求日本人的支持。从长远来说,日本人未必会赞成建立一个不同于“满洲国”的“华北国”,但是就眼前来看,却不妨利用他来同中国政府捣乱。日本人看到,他反对执政的国民党态度是坚决的,又同军界有甚深的渊源,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人物。于是他们就勾结起来了。
他的日记明显反映了他的心情和态度:
五时晤日本参陆两部代表坂垣少将,谈华北军事近情。前方已崩溃不能成军,再无革新之局,则救济无望,坐侍沦亡而已。目下急起直追尚虑不及,安有徘徊延伫之余地。余日来感于人员之无训练、无责任心,旷日误事,悲痛万分,然本身已心力交瘁矣。
古北口及滦东日军俱压迫甚紧,京津再无自动改革之局,待日军到时华北又成满洲国第二,自救之机会永失矣。吾人为保全人格,尊重体面计,始终不仰外人之鼻息;若一味迁就,则面目全非,将不能达彻底救国之主旨,何以见国人乎。
当时在白坚武同日本人之间牵线的是何庭流。他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时任天津市政府外事秘书。看来他同日本军方有特殊关系,或者干脆就是日本特务,所以能够在报纸报道之前把“九一八”事变的信息告诉白坚武。白定居天津不久,何就陪日本新闻记者来访问过他,后来又多次带领日本军方人士来同白接触。白的“华北国”计划,就是通过何同日本人联系的。“偕何庭流晤日友坂垣少将,商洽一切,结果尚佳。午后同日友崎一良、何庭流、余三人结盟。”“访日友林康夫叙谈。偕何庭流同救国,决心既定,成败利钝在所不问。”“向晚收到接济费五万圆,分配各人。晚移入新居,从此决心进行,成败利钝置之度外矣。”这五万圆是从哪里收到的,日记中未写明,当然不问可知。这不但是肮脏的钱,而且是罪恶的钱。可是有意思的是,他把这钱分配给党羽的同时,也汇了五十圆给李星华,李大钊的长女。到了这样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帮助一下亡友的遗属。
拿了日本人的钱,就得办日本人的事。第一件事就是布置刺杀于学忠。于原是吴佩孚部将,吴败后投奉张,成了东北军的重要将领。1932年8月受任为河北省政府主席。他手握重兵,对日本毫不妥协,深为日方忌恨,决心要除掉他。白跟他曾在吴佩孚部下同事,不久前还有些往来。这时于学忠成了他的华北国计划的头一个障碍,也就顾不得私谊了。于学忠在《我是怎样被日寇逼出华北的》一文中说,白坚武和何庭流一共布置了三次暗杀活动,第二次是“收买我的随从副官巫献廷和51军司号官傅鉴堂对我进行暗杀。……据二人口供,系白坚武、何庭流所主使,已酝酿多日,枪是何庭流亲交的,钱是白坚武所发的。”(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69~170页)于学忠还说,这次阴谋行刺的第二日晨八时,日本驻津总领事还给省府来电话约于晤谈,就是窥探谋刺是否成功。这事白坚武在日记中有记载:“翟子符引傅传达长来见,余勉以国家大义,晓以利害,伊允为效力。给资三千圆,令结合同人。”“非常之事运用多日今始克就绪,余对傅鉴塘除至诚报告外,并以严重礼节促其效力。彻夜劳忙未能一刻安眠,黎明复遣人询探讯息,诚以华北存亡在此一举耳。”“得确实信息,傅子泉偕其友吴树增为奸人所陷,报国捐躯,闻之痛绝。”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六)(2)
在布置刺杀于学忠的同时,另一项重要的活动是运动军队。“马廷福来见,神气态度似张效坤之流亚。自言对14旅确有把握,其同人俦侣言在18旅、14旅中亦具有好感。反于之同人俱集,余之所计定可实现耳。晚召杨砥山来,令往保定运用18旅之一大部分。……于其行也,送旅资千圆,运用资两万圆,勉以大义,期以重任,欢欣鼓舞而去。”“午后马治安、杨紫丞来见,陈报运用情形。”“14旅张俊卿团长遣人欢迎马治安往部指挥。余告治安可即往。”
拉出队伍来就要举行暴动。“午后召马治安来议定往塘沽接收14旅,协同13旅首义。同往者日友三野少佐、大迫中佐助同运用一切。天不亡中国,此举幸而成功,国家从此有望耳。”
让正在侵华的日本军人参加中国的救国活动,这话说来真太离奇。白坚武辩解说:“余决心久矣,非忍痛打开一局,救国之局无从实现。晋文公、唐太宗皆曾借外兵定国,大丈夫视终局如何耳,一时浮议安足计耶!今日仅外卿耳,必要时请外兵亦所弗惜,然非所谋于小丈夫也。”(
为了鼓励这些拉来的队伍肯卖命,他给两个团长悬了赏格:“先入津者给资30万,官兵另有厚赏,擢升军长;入京先到者并以卫戍司令相待。时机已迫,好自为之,勿落人后也。”可是这次暴动又失败了,“治安及张俊卿团长情急智乱,仓皇逃遁,今尚存亡莫卜,出师未捷先折大将,损失殊大,不胜痛恨。”
行刺和暴动都失败了。正好这时中日签订了塘沽协定,“签字后,日当局对倒党救国运动暂行不助”。白坚武一时就无所事事了。再说他感到住在国内也不安全,于是就动身到“满洲国”去。在那里,他常去找日本和“满洲国”的一些要人,请求他们援助。可是日本人对他越来越冷淡了。
他向日本人提出:“招集热河民兵2万人为解决华北根本。热民储枪甚多,日本收枪易激民变,不如移河北,一举两得。此亦少少转移之法,为日计亦殊佳,犹历代定鼎移民。”这个计划得到了热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大佐的赞同。后来松室调任龙江特务机关长,这事就半途而废了:“余之来热由松室发起,今事至半途,借债拉友,一塌糊涂矣。不告之于始期,而告之于中途,此所谓教人骑虎,又从而止之,何可为训?种种失信,奚以为人矣?”“热河之行本由松室敦约,乃松室调任龙江后一无回音,致令我劳民伤财,一无所成;及何庭流晤之于新京始告我底蕴,殊恨其不早耳。”其实他应该早就感觉到这底蕴,即日本军方并不支持他的热河计划:“日友三野友吉力阻余热河之行,余再四譬说伊终坚持,其劝余在津合作大亚细亚主义。”你自以为这“为日计亦殊佳”,也许正是他不愿你插手之处呢,这日本人的事也难办的很哪。
领不到钱,热河之行还借债赔了钱进去,日子也就更难过了:“日用不足,当金表百圆”,要过端午节了,“余正处山穷水尽之际,乃当皮衣付三十元,实无法也。”“托向土肥原助筹小款以资运用。”
1935年,白坚武还策动了一次兵变。6月26日北平军分会所属铁甲车大队驻丰台的第六中队长段春泽率部叛乱,冲击永定门,因已有戒备,失败了。(邹文敬《“九一八”后日寇制造“华北国”的阴谋》,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66~73页)他还进行过一些策反军队的活动,也都没有结果。“日来心绪极劣,感今后之无路,英雄无用武之地,此生不能成业,便当入山为僧,了此残生矣。”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9日“午后,《大公报号外》:中日军停止冲突,保安队接防宛平县城。图穷匕首见之局,能拖几时。”“何庭流函潘燕生约余往平任要职。此何时也,余安可仕!复庭流代谢而已。”当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之后,他无法再同日本合作了,终于也同何庭流分了手。白坚武的日记终止于8月14日,“八一三”上海战起也记了一句。以后即没有了。据日记印本的编辑说明,“9月,在冀南肥乡县被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所逮捕,旋经审讯以汉奸首领罪被处决。”不知道当时宣布的罪状是怎样写的,就凭他自己日记中所记的那些事实,判他十次死刑也可以了,杀得不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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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六)(3)
不过,如果要问他自己主观上的想法,那么我们在他的日记里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话:
何庭流偕东京日日新闻社、大阪每日新闻社记者小村俊三郎来访,余告以中国变乱,以幅员之广,民众之多,交通之不便,当然需经长久之时间方有最后之成功。各友邦于兹期中,只宜善意的赞助维持,若出以过度之干涉,实于彼此不利云。
日友三野友吉及同人何庭流、吕圃芹来叙,言中日共同利害,只宜经济提携。不宜土地侵占。
中国人救中国总宜表明严峻光明气概,方能令外人钦服,溥仪之傀儡吾等决不屑为也。
黄郛北来之内容,将以华北为牺牲品而实行其妥协卖国。张志潭、王克敏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