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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重点依然是加大对外联络工作，抓紧与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联系。委员们集中莫斯科，是做工作的好时机，也是最后一博，一做到底，一是巩固已有的成果，二是尽可能争取每一张选票。这时候，代表团所能做的是为投票创造一个有利的大环境，而做具体联络委员的工作受到很多限制，主要落到了我国的三位委员何振梁、吕秀荣和于再清的身上，其他人难以插手。他们也只能抓紧国际奥委会开会的间隙，拜访委员，夜以继日周旋在各委员之间。尤其是年已72岁的何振梁同志，了解情况，有韬略，待人诚恳，不辞辛劳，带病工作，凭借自己的资历、经验和人格魅力，为北京申奥立了大功（我认为，应该给他颁发“北京申奥勋章”）。代表团随时了解委员们的动态，分析各轮投票可能出现的形势，争取能够胜出，争取保证胜出，争取尽快胜出。我们尽管有一定的胜算，仍惴惴不安，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变数难以预测。（投票前我们心中是有数的，有46票会坚决支持北京，有的表示支持但不确定，有的不会投我们，但不多。）代表团分析认为：我们当然希望第一轮投票北京就能胜出，但由于多种因素，可能性不大，历史上也不多见；如第一轮不成，第二轮胜出的可能性最大；如第二轮仍然没戏，第三轮只要有了结果，那一定会是北京；但是，如果前三轮北京仍然不能超过半数，到最后的第四轮投票就很难说了。因为按照投票规则，第一轮票数最分散，五个城市瓜分，如果没有城市过半数，就要把得票最少的一个城市刷下，依次类推，直到有超过半数票者为止。这样，就存在着前头投给某城市的票后来会投给谁的问题，难以捉摸。如果到了最后第四轮，只有两个城市竞争就更难说了，发生意外的概率大增，这在奥运史上不是罕见的，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奥就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次绝不能重蹈覆辙。毫无疑问，每天对联络工作进展的具体情况和投票形势的研究分析，就成了每天晚上会议的核心议题。
莫斯科的舆论对决
我们知道，随着莫斯科投票的临近，有些申办城市会抓紧时机加强舆论攻势，突出宣扬自己的亮点和优势，对评估报告中提出的不足作正面介绍，同时也会以自己之长攻他人之短，明里暗里进行交锋；国际舆论在急剧升温，近2000名记者（其中我国内地记者120多人，我国香港记者40多人）云集莫斯科，他们盯紧各申办城市，尤其是被看好的北京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北京代表团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舆论炒作的热点，支持者宣扬其长，反对者专揭其短，攻击者专找其茬，我们必须大胆而又谨慎地从事；要充分估计到舆论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防止投票前自身的重大失误和外界的突然袭击。
在新闻舆论上最操心的主要是三件事：一是国内的局势一定要平稳，加强正面报道，减少对社会问题的负面报道，保持国内局势和舆论的稳定，特别要防止出现新的被炒作的热点，防止被西方媒体借机渲染。二是如何及时掌握外界和莫斯科的舆论动向，既要积极主动地推介自己，又要谨慎应对舆论挑战。三是防止反华舆论的突然袭击。他们会在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上发动突然袭击？这是研究最多的问题之一。每天都在审视各个方面，做到无懈可击。对一些老问题已有过长期的较量，尽管他们与###、###、###功等相互勾结也掀不起大的风浪。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做好了种种应对预案，掌握在任何情况下的主动权。因为1993年申办时我们是吃过大亏的，西方反华舆论在投票现场蒙特卡洛突然发难，利用“###”大肆制造反华气氛，阻挠北京的申奥活动。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北京申奥与对外宣传（9）
世界新闻舆论聚焦莫斯科，每天有各种新闻信息从莫斯科发出，但是我们身处新闻信息旋涡中心却很难把握全部动态，“不识庐山真面目”，有时反而感到不如在北京、不如旁观者信息更灵通，需要国内提供信息。有些申办城市一到莫斯科就非常活跃，积极开展舆论攻势，举办多种活动，代表、运动员全天候接受记者采访。去莫斯科的记者的任务就是进行报道，他们更希望得到北京的信息，我们是有计划地举行记者招待会，接待记者采访，保持低调，不显山、不露水，不事张扬，记者对我们的慎行慎言有怨言。其他申办城市和周围的信息温度急剧上升。这些，都对我们形成了压力，我们怎么办？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规定，在距离投票前的两个星期，各申办城市不再在国外做宣传和广告，我们是严格照此办理的。对于不断升温的舆论热，大家审视后认定，我们以往的宣传方针是正确的，以后可适当提温，但绝不能为周围所动，更不能忘乎所以。因为我们处于申办优势地位，他人处于劣势，他们只有采取攻势去拼搏才有转机。我们不一样，他们能做的事，我们不一定做，防止言多有失。我们的目标主要是集中力量办好投票前1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次申办在蒙特卡洛记者招待会上我们有过失言的教训。这次其他城市也有教训，多伦多市市长梅勒？拉斯特曼说他在去非洲做工作前，担心到非洲后有人会把他放在大锅里煮，大锅四围还有人跳舞。这话引起非洲的不满，后来他虽然做过多次道歉，其影响一直没有能够消除，直到陈述时仍有委员提到这件事。总之，在普遍看好北京“不是赢不赢而是赢多少”的时刻，在特殊敏感时期，我们争取多得分而不要丢分，哪一点处理不慎，都有可能使局势发生逆转。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舆论的稳定，争取达到最佳效果。一些国际友好人士也提醒我们，你们的做法是对的，要谨慎低调，风云莫测，尤其是在最后的48小时、24小时，甚至在投票前，风云突变的事也是可能发生的。法新社7月9日报道说，北京上一次过度乐观，这次“北京既充满信心，又在努力把自己的感情隐藏起来”，“在距离国际奥委会宣布2008年举办城市仅5天时，却出奇地安静下来”。在莫斯科的7天，决战前夕，我们度日如年，祝福每一天都平平安安地度过，不要出现意外，直到最后成功的时刻。
我们担心舆论突变。果然，在申奥的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刻，西方某些媒体开始发难。美国主流媒体，如《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时报》和美联社、CNN等接连集中报道中国的人权问题，耸人听闻地造谣说“中国过去三个月处死刑人数超过世界其他国家过去三年的总和”。他们煽动说，有这样人权记录的国家怎么能举办奥运会？其他报道接踵而至，有的舆论说“中国的人权记录成为集中攻击的薄弱环节，使北京不适合申奥”。 巴黎、多伦多也时常违规“暗批中国人权”。他们的做法很巧妙，比如多伦多奥申委的鲍博？里查德森绕了个大弯子，据外电报道，他表白，“在今后的言论中，加拿大官员将不提批评中国的人权，但有些人声称中国的人权记录不佳，国际奥委会不应当让北京举办奥运会。”他又说，“加拿大有非常良好的人权记录，加拿大是一个非常尊重言论自由，尊重新闻自由的国家。”
其实这不是什么新问题，也不是新的动向。1993年“从北京宣布申办2000年奥运会，美国制造了大大小小二十多起事端”，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人权问题，“比如，当时美国众议院通过一个决议，说中国是没有人权的国家，不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会，由美国国会通过反对一个国家申办奥运会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不仅众议院通过决议，参议院的60个议员也给国会写信，反对北京申办。”这类问题从2001年年初就有了。我们在去莫斯科的飞机上就分析过，目前国际舆论聚焦在中国人权问题上，有人攻击，也有人希望我们在人权问题上能说几句话，有利于我们做工作，有利于影响国际舆论。但是在这时候、来势这么猛，是新动向。我们意识到，“来者不善”，是他们在投票前最后一搏的“杀手锏”。这自然引起我们的严重关切，几次晚间会上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认为，我们应该正面做出回答，在肯定中国人权发展与进步的同时，适当地说明我们的人权还有不完善的地方，既不失原则、不迎合，又采取灵活态度，争取多得分。我说，事实上，我们过去在写关于中国人权发展的白皮书时，对人权问题的表态，都是在讲了我们人权事业的巨大发展和进步后，也承认我们有不完善的地方，随着我们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将会进一步完善。不只是中国这样，各国都承认。何振梁说他与委员们交谈时，有人也提出希望我们正面回应人权的建议，“不然，陈述时北京会丢分”。日本大阪申奥团也讲过人权问题这是各国都有的事。参加会议的人员都认为应该做出积极的回应，并让我先考虑个表述口径，等李岚清副总理来后当面请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北京申奥与对外宣传（10）
在向李岚清副总理汇报时，刘淇同志让我提出了就“人权”作正面回答的必要性和表态口径。何振梁说有些委员建议，如果我们在人权上能表个态，可能会增加北京的选票。经李岚清副总理同意，然后对表态口径作了斟酌，把市长刘淇13日陈述稿中举办北京奥运会三个亮点的第一点“它将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改为“它将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并将有益于我们人权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就人权问题作了回应。并首先在12日由国际奥委会委员主持的北京申奥代表团记者招待会上，我代表团就人权问题主动作了说明，当记者又提出这一问题时从容作了应答。敏感的记者紧紧围绕这一问题迅速做出了反应。但是，我们的记者可能是不了解这个过程，却有意作了回避。
“它将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并将有益于我们人权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两句话句句推敲、字字斟酌，如“有助”、“有益”与“进一步”的分寸感，用“我们人权事业”而不是“我国人权事业”等，都耐人寻味。这一表态对投票起了多大作用，无法量化。《香港经济日报》7月14日有一篇题为“北京高招妙解人权咒”的报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报道说：“北京赢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看似一路大热跑出，但其实北京在最后阶段为争取票源的匠心部署和公关策略，相信对最后以大比数胜出起了关键作用。在申办冲刺时刻，人权再次成为困扰北京的最大阻力，令外界关注北京会否重蹈1993年申奥失败的覆辙。但北京没有如以往一样，对外界反驳人权指责，而是采取借力打力策略，称北京办奥运会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此新说法很快被舆论报道广泛接受。”《参考消息》，2001年7月15日。
精彩出场 言倾四座
每个申办城市都要在国际奥委会112次全会上作陈述报告。按照规定，每个申办城市陈述一小时，其中讲45分钟，15分钟回答问题。对我们来说，这是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唯一的一次当面听取介绍北京，当面提出问题，犹如面试，既有“答题分”，又有印象分。这是赢得举办、赢得选票的重头戏。
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