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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财神”檄（1）
十年（1921）十二月十四日奉张入京，推荐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组阁，并邀曹锟入京捧场，曹初则不欲往，终以情面难却，于十九日由保抵京。吴对梁阁曾表示反对之意，张劝曹加以抑制，曹亦马马虎虎答应，北廷遂于二十四日命梁组阁。
过去张说师长无过问国事之资格，只有巡阅使才配。现在吴亦为“两湖巡阅使”，但他仍是曹的部下，曹张既为敌体，则曹的部下就是张的部下，所以张对之仍不以正眼相觑。张以巡阅使一席无异烂羊头，索性推荐张勋为苏、皖、赣巡阅使，卢永祥为浙闽巡阅使（因曹反对未发表）。事实上，吴的巡阅使是半边巡阅使，湘省不承认，始终呼之为“吴巡阅副使。”
梁阁产生后吴的贺电不到，梁慌了手脚，派人疏通，吴置之不理。张劝梁不必多所顾虑，“一切问题自有本帅作主”，所以梁也不以正眼觑吴，而仅以张一人之意旨为意旨了。其时张与交通系、安福系均有联络，一会儿推荐曹汝霖入阁，一会儿主张特赦安福祸首，一会儿保举张敬尧才堪大用，其目无曹吴可知。徐慑于奉张之威，赦免了段芝贵、曲同丰等六人，任汝霖为实业专使。张的发言权高到极点，直系在中枢的地位几降为零。
是年美国召集华府会议讨论有关太平洋的一切问题，中国欲将日本在华所掠得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则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而鲁案中之胶济路问题尤为争论焦点，中国坚持备款赎路之议（由北廷发行公债，债券只许国人购买）。梁阁登台后，日使小幡向外部交涉须向日本借款，日本有荐用路员之权。事为吴所闻，十一年（1922）一月发表歌电斥梁“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完用、张邦昌而弗恤。”
梁阁虽电辩无与日使直接交涉之事，而人言啧啧，深以秘密外交将危及国本为虑。吴一连发表庚、佳、蒸、真、文各电，庚电略云，“华会闭幕在即，梁氏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施其盗卖伎俩。吾中国何以不幸而有梁士诒，梁何心而甘为外人作伥！传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梁则兼而有之。”佳电反对沪、宁、汉长途电话借用日款。蒸电根据华会国民代表余日章、蒋梦麟电告，谓“梁电告专使，接受日本借款赎路与中日共管之要求。梁登台甫旬日，即援引卖国有成绩之曹汝霖为督办实业专使，陆宗舆为市政督办，拔茅连茹，载鬼一车，以辅其卖国媚外之所不及。”真电劝梁引退，其中有云：“洪宪蹉跎，埋首五六稔，此次突如其来而窃高位，余孽群丑咸庆弹冠。鄙人与公素无芥蒂，何至予公以难堪！而不谓秉揆未及旬日，伟略未闻，秽声四播：首先盗卖胶济铁路，促进沪、宁、汉长途电话，援引曹陆朋比为奸，实行盐余公债九千万借款。旬日之政绩如斯卓著，倘再假以时日，我国民之受福于公者更当奚若！……今与公约，其率丑类迅速下野，以避全国之攻击，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去。吾国不乏爱国健儿，窃恐赵家楼之恶剧复演于今日，公将有折足灭顶之凶矣，其勿悔！”文电之结论：“燕啄皇孙（隐藏燕孙二字），汉祚将尽，斯人不去，国不得安。倘再恋栈贻羞，可谓颜之孔厚。请问今日之国民，谁认卖国之内阁！”
梁有元电复吴除解释无卖国行动外，对吴备致推崇，有云，“执事为吾国之一奇男子。然君子可欺以其方，彼己之怀未能共喻，至足为大局惜。平生好交直谅之友，诤论敢不拜嘉。”吴复以删电极嬉笑怒骂之能事，有云，“鄙人本诸公意，迫于乡国情切，对公不免有烦激过当之语。乃公不以逆耳见责，反许鄙人为直谅之友，休休有容，诚不愧相国风度！鄙人朴野不文，不禁有亵渎之感，公之元电心平气和，尤不能不叹为涵养过人。赫赫总揆，民具尔瞻，鲁案经过，事实具在，公应下野以明坦白。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以公明哲，谅不出此。承许谅直，敢进诤言。岁暮天寒，诸希自爱！”
吴自战胜川湘以来，国人恒锡以“常胜将军”之名，其声势赫弈无比；而当年内阁又以武人之喜怒为进退，何以吴以狮子搏兔之力推倒梁阁，一电不能则三电，三电不能则五电，五电不能则七电，而梁阁屹然不为动摇？不用说，梁以奉张为后盾，张叫他“安心供职”，所以他有恃无恐，要与酸秀才互争一日之短长。
讨“财神”檄（2）
国人对外交、内政腐心已久，而看了报端所载唇枪舌剑，亦为之忍俊不禁。这是吴的第二次“电战”，而第二次电战较之推倒龚代阁之第一次电战更为有声有色：他套用《讨武则天檄》、《驱鳄鱼文》，而梁阁风吹不动，浪打不翻，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国人目吴电为《新古文观止》，都说读此妙文，可作国文范本而不愁文思之不畅，文笔之不雄健了（时有山东第一混成旅长张克瑶揣摹风气，完全套骆宾王檄文发表讨梁通电）。
直系将领及其“附庸”一致做吴的应声虫，秘书室忙于起草，电报局忙于收发，而梁阁之为梁阁也如故。到最后一关，吴搬出最大武器——率领鲁、豫、陕、苏、鄂、赣六省将领联名发表效电，宣布与内阁脱离关系，请徐“罢梁以谢天下。苟以佩孚等为无状，请即解佩孚等之职以谢梁；苟忠佞不分，则佩孚等为顺国民公意，惟有与内阁断绝关系，遇事直接元首。”
事情糟到这地步，徐命周肇祥赴奉询张，“梁阁是老弟捧出来的，现在下不了台，请教有何办法？我本人也干不下去了！”张躲在关外不说话，一由于吴抓着了正大光明的好题目，留下来给张的是“与国人为敌”的难题；二则明知吴一面握着笔头，一面捏紧着拳头，而孚威之威是凛乎不可犯的。直到徐向之“请示”，他不能不拿出个办法来，否则梁阁不足惜，奉军从此不能问天下事矣！
吴的电战愈战愈强，武器愈出愈多，梁的勇气终于消失：二十三日梁请假赴津，以外长颜惠庆兼代国务总理。三十日张电请将梁阁办理外交情形宣示国人，略云，“事必察其有无，情必审其虚实；如果实有其事，即加以严谴，梁阁尚有何辞，倘事属子虚或系误会，则锻炼周内以入人罪，不特有伤钧座之威德，且何以服天下之人心？况内阁为全国政令所由出，进退同于传舍，国事何堪设想！以爱国热诚转而为祸国之导线，以演出亡国之导线，试问与卖国之结果有何差别？伏愿钧座饬纪整纲，渊衷独断，使天下有真公理，然后国家有真人才。作霖疾恶素严，当仁不让，必随贤哲之后而为吾民请命也。”奉张此电虽保持其相当的“涵养工夫”，但已下“以拳头对抗拳头”的决心，同时想出来另一好题目——拥护“元首”，制止武人干政。
十一年（1922）二月四日，鲁案在华会解决，日本放弃从德人手中取得之特权，胶济路由中国估价分期赎回。六日《九国公约》成立，三月三日北廷派王正廷督办鲁案善后事宜，田中玉为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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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笑话（1）
直皖之役，张联直是与曹的结合，始终没把吴放在眼下，吴亦始终没把张放在眼下。边防军既败，张恃有拔刀相助之功欲与直系“平分天下”，一会儿保举这个做某省督军，一会儿推荐那个当某部总长，所谓“天津会议”不啻直奉两系的分赃会议，争地盘，抢位置，一会儿红脸，一会儿搀手，商妥后才打几圈牌、叫几个局作为双方联欢的表示。吴又另有见解，“声讨安福系就因为安福系是丧权媚外的集团，但张与之相距几何？”
莫说北政府在曹张之间感得“两姑之间难为妇”，同时曹在张吴之间亦处“左右做人难”的苦境：他左面一揖，右面一拱，活像黄鹤楼剧中的刘皇叔。
且说一段笑话：前清督抚被人尊呼为“某帅”，民国成立后，过去一般旧军阀仍沿用这称呼，尤盛行于北洋团体，如呼张为“雨帅”，曹为“仲帅”之类（张字雨亭，曹字仲珊）。这风气渐渐传到西南来，所以陆荣廷也称“幹帅”（陆字幹卿），谭浩明以湘桂联军总司令名义公然自称为“本帅”，而部属则呼之为“联帅”了。后来这称谓发生变化，兼任省长的武人称为“兼帅”，部属呼长官则曰“帅座”。渐渐地愈变愈奇，督军既称“帅座”，于是乎师长也称“师座”，推而至于“旅座、团座、营座”，无论大小官儿都加上一个“座”字。张敬尧的第七师中竟有“连座”之称。
“帅”的称谓高不可攀，但自普遍化之后，那些兵微将寡的督军们尚无话说，而兵多将广的督军渐觉得呼“帅座”之不过瘾，于是手下人恭上尊号曰“大帅”，如张勋称“张大帅”之类是。直皖一役后，曹张是当时两大柱石，他们的部下尊之为“张大帅、曹大帅”，同时吴以赫赫之功亦被尊为“吴大帅”，曹吴本是一家，岂可“天有二日”？便有善用心机的幕僚们请曹晋一级呼为“老帅”以示区别之意。
张是不甘居曹之下的，听得曹三爷爬上了三层楼，马上自加“老帅”尊号而呼其子学良为“少帅”。
这虽是一段小掌故，而奉张耻与吴为伍之心理则昭然若揭。
十一年（1922）二月为调人仆仆奔走之月，为军阀岌岌备战之月。王承斌、张景惠往返于保、沈之间，曹锐以祝寿为由亲自出关斡旋。奉张始则不开口，让曹四撞木钟撞到无可奈何的时候，才命孙烈臣间接向之示意，“老帅的意思想问三爷四爷，还是亲戚亲呢还是部下亲？”曹四自然不会答以“亲戚不亲”，于是张提出两条件：（一）吴辞去直鲁豫巡阅副使，专任两湖巡阅使，（二）梁阁销假后再上辞表，如此则吴的主张胜利，而张的体面保全。张还有“以退为进”的一套本领，他说，“你们不接受，我将关内奉军撤回，从此不过问中央的事。”
曹四把这话电告乃兄，乃兄对张、吴之间颇有严守中立的样子，马上回电“请挽留关内奉军，万勿任其撤退。”后来张据以斥曹之出尔反尔。
两曹一面向张陪着笑脸，一面向吴采取高压手段，命之向奉张陪个礼儿，不然的话，我们姓曹的一个辞巡阅使、督军，一个辞省长，让你姓吴的来干。吴吃不起这一下，只得发表蒸电声明，（一）反梁乃反对其媚外政策，绝不牵涉他方；（二）佩孚绝对服从曹使，对张使亦然，既服从矣，其不反对也明甚；（三）共和国家人民皆有主权，佩孚以国民之资格反梁，不能以此疑及奉直间别有问题；（四）曹张二使如平、勃交欢以安刘，廉、蔺共济以存赵，讵有自残之理；（五）两使以袍泽之旧谊，结秦晋之姻亲，表面虽有奉直之名，内容实无畛域之见。吴生平天不怕地不怕，只怕高帽子来压；也许是他的缓兵之计，其时豫督赵倜不稳，他暗中调动冯玉祥一师出陕监视赵的行动，同时西南北伐之说亦盛。
徐的态度更可笑：二月二十五日他发了一电，“中枢进退皆属大总统之职权，而本大总统于人才进退之际，但期有利国家，初无丝毫成见。至于整饬纪纲，督促进行，则本大总统职责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