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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头回响着可怕的枪炮声，仿佛斯大林为我们弹奏管风琴。然后，我们祝福新人，回到死气沉沉的掩体内。婚礼来客继续庆祝，其中一位带来了手风琴，还有一位拉起小提琴。火山口上，举行着新婚舞会。
我跟戈培尔的孩子们嬉闹，给他们念诵童话故事，陪他们玩捉迷藏，好让他们逃脱恐怖的魔掌。他们的母亲再也没有跟他们说话的勇气了。夜里，他们在六张小床上睡得香甜，而掩体内人人在等死，厄运一步步降临。
4月28日，希特勒遭受致命的打击。他尚未最终决定如何处置费格莱因，可他觉得此人已在叛变的边缘，正对他落井下石。新闻办公室的海因茨·洛伦茨报告这一警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党卫军全国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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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4（12）
正尝试借助贝纳多特伯爵牵线，与盟军谈判。
希特勒听到这一消息时，我正呆在哪儿呢？他可能又暴跳如雷起来，指着谁破口大骂。好在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平静下来了。只有埃娃双眼红肿，泪痕未干，因为她的妹夫刚刚被判死刑。在外交部的花园里，那美丽的仙女铜像旁的花树下，他被枪毙了，死得像条狗。她曾向希特勒求情，说费格莱因眷念太太和儿女，想救全家逃出生天，也是人之常情。可希特勒不为所动。他只看到他满口谎言，背信弃义。他曾把“忠诚的海因里希”看作动荡的海中最坚定的磐石，可现在连他都背叛了他。这下子，费格莱因的行为引起他猜疑：此人是希姆莱的同谋无疑。也许希姆莱正打算暗杀他？也许要把他活捉，送到敌人手中？希姆莱的幕僚，他一个都信不过。他甚至疑心希姆莱留给他的毒药也有问题。与我们一起留在掩体内的施通普费格医生脸色苍白虚弱，比从前更加沉默。希特勒连他也怀疑。
于是，哈泽教授应召马上赶来新帝国总理府的掩体，其时他还在替人做手术。我们看见元首与他谈话，给他一颗毒药囊，然后他们一起走到洗手间门口，金毛和它的小狗们就系在那儿。医生弯下身子凑近狗儿，我们闻到一股苦杏仁的味道，金毛就一动不动了。希特勒转身回来。他的脸就像死人面具一般。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希姆莱的毒药还是可靠的！
汉娜·赖齐与格赖姆将军准备坐飞机离开了。＇…＇他们走出掩体之前，与希特勒作了长谈。
我们几个女子都躲在埃娃的房间里，陪孩子们与狗嬉戏。千钧一发之际。我们的神经绷得快要断了。埃娃跟克里斯蒂安太太和我说：“我敢打赌，今天晚上你们俩都会哭鼻子。”我们紧张兮兮地盯着她看：“是最后的时刻了么？”不，她回答说，我们要目睹别的场面，这将非常感人，可她不会透露更多。
我不知道接下去的几个小时我们是怎么度过的，简直就是噩梦。几场谈话的细节，我都记不清楚了。我们到底在谈些什么呢？耳边只回响着炸弹、手榴弹、大炮和坦克的呼啸声，像地狱一样。也许再过几小时，苏军马上就打到波茨坦广场了，下一步就到我们的门口。掩体内还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国家的领导人们只呆滞地坐在一旁，等待元首颁布最终的命令。连一向热心的博尔曼和勤勤勉勉的戈培尔也无所事事了。阿克斯曼、赫韦尔、福斯，一众侍从和副官、卫兵及勤杂，他们都只空等着最终的命令。现在，没人再幻想胜利降临。我们只等着最后被驱逐出掩体。
难以置信，在这样的景况下，我们还能吃得下，喝得下，睡得着，聊得起天。我们机械麻木地活动，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一点记忆都没有了。
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4（13）
就叛国的题目，戈培尔向同僚们作了长篇演讲。戈林的所作所为，他甚为不齿。“这个人永远称不上纳粹主义者，”他声称，“他只是倚仗元首的威望，他的生命中根本没有理想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存在。德国空军的失败，就是这个人造成的，我们现在坐以待毙，都是拜他所赐。”这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戈培尔与戈林这两位国家要人，原来是一对你死我活的政敌。戈培尔太太也跟先生一起声讨这位帝国元帅。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们都越来越麻木了。我们也不再等待。外面的世界一片混乱，而内里的时间已粘滞。我们坐着聊天、抽烟，乏味无比。只能这么做。这些天以来的紧张状态终于消退了。我面前只剩下虚空。我随便找到张行军床就可以躺着睡上一个小时。醒来的时候，大概已是深夜时分了。侍从和卫兵们忙着出出入入，往返于走廊与元首的房间之间。我洗过脸，换了衣服，现在该去找元首喝茶了。而茶话会上，死神正是那位看不见的客人。可今天，一推开希特勒办公室的门口，我大吃一惊。元首向我走过来，一边握手一边说：“孩子，你休息得可好？”我还没缓过神来，只回答道是的。他继续说：“过一会儿，我有话让你记录下来。”我都忘了，原来这个疲惫虚弱的声音，与从前势若悬河、而我跟都跟不上的那个声音，来自同一个人。可现在还需要写些什么呢？我匆匆瞥了一眼希特勒，发现旁边的桌子装饰得像要过节一般。这是为晚间8点钟准备的，还有香槟酒杯。客人们已经落座，戈培尔夫妇、阿克斯曼、克里斯蒂安太太、曼齐亚利女士、布格多夫将军和克雷布斯将军。他们为什么要聚会，我忍不住揣摩着。希特勒要举行诀别宴会了？他招呼着我。“也许现在我们该开始了。来吧。”他说着离开了房间。我们面对面坐在会议室里。我正准备把打字机的罩子挪开，可元首说：“在速记簿上写就行了。”我只好独自坐在桌子旁等着。一如往常，希特勒站在桌子的宽边前，双手靠着桌子，眼睛盯着空荡荡的桌面，上面再也没有地图或街区图了。好一会儿，外头不断的爆炸声、枪声都淡去了，只听见屋里两个人的呼吸声。忽然，元首迸出第一句话：“我的政治遗嘱”。我的手颤抖起来。现在，我终于听见我们这些天忐忑不安所等待着的事情安排了：对所发生之事的解释，直认无讳，甚至内疚之情也一表无遗，或者应该说，那纯粹属于辩解之辞。这是“千年帝国”的最后一份文件，一个穷途没路的人将一切真相和盘托出。
可又到底与我的想象不相符。元首的声调冷漠机械，他所解释、谴责和质询的内容，不单是我，就连德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都早就耳熟能详了。希特勒委任下一届新政府成员，这不免让我吃惊。我真糊涂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既然我们已经一败涂地，既然德国已经被毁灭了，既然纳粹主义已死无葬身之地，既然元首除了自杀之外也没有别的选择了，那么他现在任命新政府成员又有什么用呢？希特勒说个不停，几乎头都不抬。他只稍稍停下来想想提纲，随即开始传授他的个人旨意。而我现在才知道，他打算与埃娃结婚，然后共赴黄泉。我猛然想起埃姆说过的话，她说我们今天非掉眼泪不可。可我真的哭不出来了。元首在分配他的遗产，这时，忽然间，他说，待他死后，可能再也没有德意志国家存在了。笔录结束。他离开一直倚靠着的桌子，好像大松一口气似的，可刹那间，眼里又泛起绝望、伤痛的目光。“马上替我打印好三份副本，然后交给我。”他说得如此迫切，令我惊讶的是，希特勒这份最终的、最重要的、最具决定性的文件连修改、斟酌都免了，就急着向全世界公布，刻不容缓。本来，就连发给州长、艺术家的生日贺信，他都坚持一再润色——可希特勒一点时间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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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4（14）
元首回到宴会现场，这是一场婚宴。而我，只坐在戈培尔房间外间的等候室，忙着打印第三帝国历史的最后一页。这会儿，会议室已经变成结婚注册署了，一个注册官员从附近的前线赶来，宣布两位结成夫妇，埃娃签名的时候仍把自己的姓写成B开头，希特勒马上纠正说她应该改H开头的姓了。大家举起香槟杯，该说什么祝酒辞呢？难道祝这对新人生活幸福吗？
元首不大耐烦看我打印出来的纸页。他来到我所在的房间，只瞧瞧我打印到哪儿了，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只瞥了一眼速记簿上的字，就回去了。
忽然，戈培尔推门而入，一脸激动，像粉笔一样白，泪水沿双颊淌下。他说现在没有其他人了，他总算可以把心里话倾吐出来。他哽咽着，颤抖着。“容格太太，元首命令我离开柏林！我得去组建新的政府。可是，我不能离开柏林，我绝不离开元首！我是柏林的地方长官，所以这里就是我的岗位。要是元首死了，我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他甚至对我说：‘戈培尔，我不希望你违抗我的最后命令……’元首现在作这些决定，已经太迟了——他为什么不早一点颁布呢？”他绝望地问道。
接着，他又要我给他笔录遗嘱，作为元首遗嘱的附录。他这一生中，这还是第一次不得不违抗元首的命令，因为他不能离开柏林，不能离开元首。到了最后的时刻，与其苟且偷生，不如尽忠捐躯……他也要向全世界宣告，他和他全家都宁愿死，也不愿生活在一个没有纳粹主义的德国中。
我尽全速把两份文件打印出来。手指都麻木了，而居然没有出什么打印错误。博尔曼、戈培尔和元首自己都时不时过来瞧瞧我打完了没有。他们让我更加紧张，打得越来越慢。最后，我终于把最后一页纸从打字机中拖出来，走回会议室，标记好三份副本，当晚，它们就由信使送到三个不同的地方。冯·贝洛上校、海因茨·洛伦茨和博尔曼的同僚灿德尔会执行希特勒的遗嘱和最后意愿，然后才离开柏林。
此后，希特勒的生命算是真正走到了终点。现在，他只等着目的地发回最后一份文件的收件确认。我们只盼着苏军赶紧攻入我们的掩体，枪炮的声音已经那么近了。我们的狗儿已全部死掉。驯狗师尽职尽责，在它们葬身敌军的手榴弹和炸弹之前，亲手枪毙了我们心爱的宠物。
所有的卫兵和战士都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走到外头去。我们中已经有人负伤。护卫队队长的腿也中了枪伤，痛得走不动。
几乎没人想到那五个金发小女孩和一个乌发男孩还呆在他们的房间里玩耍。他们的母亲大概已经告诉过孩子们，他们得接受针剂注射，因为这么多人挤在狭窄的空间内，可得特别防范病毒传染。他们都懂得为什么要打针，他们都不怕。
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4（15）
4月29日。我们都滞留在这儿，坐观其变。
4月30日，这一天的开端跟此前的每一天无异。时间拖曳。现在，却没人知道该怎么称呼埃娃了。副官们和卫兵们结结巴巴半天，羞红了脸才挤出“尊贵的女士”几个字。“你们可以称呼我为希特勒太太。”她说，一脸微笑。
她让我到她房间里去，因为她不能整天独自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我们无所不聊，好分散彼此的注意力。忽然，她拉开衣柜的门。里面挂着华贵的银狐裘，为她所珍爱。“容格太太，我想把这件皮裘送给你，作为赠别礼物，”她说，“我总是喜欢身边能多几位衣着华贵的女士——希望你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