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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与季康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日
致谢
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有几篇是发表过的，曾和孙大雨、戴望舒、沈从文、孙毓棠各位先生所主编或筹备的刊物有过关系。
陈麟瑞、李健吾两先生曾将全书审阅一遍，并且在出版和印刷方面，不吝惜地给予了帮助。
作者远客内地，由杨绛女士在上海收拾、挑选、编定这几篇散文，成为一集。
愿他们几位不嫌微末底接受作者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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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Marginal ia。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有能力和耐心作那些事呢？
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么，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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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印本序
考古学提倡发掘坟墓以后，好多古代死人的朽骨和遗物都暴露了；现代文学成为专科研究以后，好多未死的作家的将朽或已朽的作品都被发掘而暴露了。被发掘的喜悦使我们这些人忽视了被暴露的危险，不想到作品的埋没往往保全了作者的虚名。假如作者本人带头参加了发掘工作，那很可能得不偿失，“自掘坟墓”会变为矛盾统一的双关语：掘开自己作品的坟墓恰恰也是掘下了作者自己的坟墓。《写在人生边上》是四十年前写的，《人·兽·鬼》是三十六、七年前写的。那时候，我对自己的生命还没有愈来愈逼窄的边缘感觉，对人、兽、鬼等事务的区别还有非辩证的机械看法。写完了《围城》，我曾修改一下这两本书的文字；改本后来都遗失了，这也表示我不很爱惜旧作。四年前，擅长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的陈梦熊同志向我游说，建议重印这两本书。他知道我手边没有存书，特意在上海设法复制了原本寄给我。在写作上，我也许是一个“忘本”的浪子，懒去留恋和收藏早期发表的东西。《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编委会成立，朱雯、杨幼生两位同志都要把这两本书收进《丛书》。我自信我谢绝的理由很充分：《写在人生边上》不是在上海写的，《人·兽·鬼》不是在抗战时期出版的，混在《丛书》里有冒牌的嫌疑。于是，《丛书》主要编委柯灵同志对我说：“你不让国内重印，事实上等于放任那些字句讹脱的‘盗印本’在国外继续流传，这种态度很不负责。至于《丛书》该不该收，编委自有道理，你不用代我们操心。”他讲来振振有辞，我一向听从我这位老朋友的话，只好应允合作。又麻烦梦熊同志复制一次，因为我把他寄来的本子早丢了。
我硬了头皮，重看这两本书；控制着手笔，只修改少量字句。它们多少已演变为历史性的资料了，不容许我痛删畅添或压根儿改写。但它们总算属于我的名下，我还保存一点主权，不妨零星枝节地削补。
《丛书》的体例对作者提一个要求，他得在序文里追忆一下当时的写作过程和经验。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致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两本小书也值不得各有一序，这篇就一当两用吧。
一九八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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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论理你跟我该彼此早认识了，”他说，拣了最近火盆的凳子坐下：“我就是魔鬼；你曾经受我的引诱和试探。”
“不过，你是个实心眼儿的好人！”他说时泛出同情的微笑，“你不会认识我，虽然你上过我的当。你受我引诱时，你只知道我是可爱的女人、可亲信的朋友，甚至是可追求的理想，你没有看出是我。只有拒绝我引诱的人，像耶稣基督，才知道我是谁。今天呢，我们也算有缘。有人家做斋事，打醮祭鬼，请我去坐首席，应酬了半个晚上，多喝了几杯酒，醉眼迷离，想回到我的黑暗的寓处，不料错走进了你的屋子。内地的电灯实在太糟了！你房里竟黑洞洞跟敝处地狱一样！不过还比我那儿冷；我那儿一天到晚生着硫磺火，你这里当然做不到－－听说碳价又涨了。”
这时候，我惊奇已定，觉得要尽点主人的义务，对来客说：“承你老人家半夜暗临，蓬蔽生黑，十分荣幸！只恨独身作客，没有预备欢迎，抱歉得很！老人家觉得冷麽？失陪一会，让我去叫醒佣人来沏壶茶，添些碳。”
“那可不必，”他极客气地阻止我，“我只坐一会儿就要去的。并且，我告诉你”－－他那时的表情，亲信而带严重，极像向医生报告隐病时的病人－－“反正我是烤火不暖的。我少年时大闹天宫，想夺上帝的位子不料没有成功，反而被贬入寒冰地狱受苦刑，①好像你们人世从前俄国的革命党，被暴君充配到西伯利亚雪地一样。我通身热度都被寒气逼入心里，变成一个热中冷血的角色。我曾在火炕上坐了三天三夜，屁股还是像窗外的冬夜，深黑地冷……”
我惊异地截断他说：“巴贝独瑞维衣（BarbeyD'Aurevilly）不是也曾说……”
“是啊，”他呵呵地笑了：“他在《魔女记》（LesDiaboliques）第五篇里确也曾提起我的火烧不暖的屁股。你看，人怕出名啊！出了名后，你就无秘密可言。甚么私事都给采访们去传说，通讯员等去发表。②这么一来，把你的自传或忏悔录里的资料硬夺去了。将来我若作自述，非另外捏造点新奇事实不可。”
“这不是和自传的意义违反了么？”我问。
他又笑了：“不料你的见识竟平庸到可以做社论。现在是新传记文学的时代。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反过来说，作自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儿子都认不得的形象，或者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传述别人的轶事。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
我听了不由自主地佩服，因而恭恭敬敬地请求道：“你老人家允许我将来引用你这段么？”
他回答说：“那有什么不可以？只要你引到它时，应用‘我的朋友某某说’的公式。”
这使我更高兴了，便谦逊说：“老人家太看得起我了！我配做你的朋友么？”
他的回答颇使我扫兴：“不是我瞧得起你，说你是我的朋友；是你看承我，说我是你的朋友。做文章时，引用到古人的话，不要引用号，表示辞必己出，引用今人的话，必须说‘我的朋友’－－这样你总能招揽朋友。”
他虽然这样直率，我还想敷衍他几句：“承教得很！不料你老人家对于文学写作也是这样的内行。你刚才提起《魔女记》已使我惊佩了。”
他半带怜悯地回答：“怪不得旁人说你跳不出你的阶级意识，难道我就不配看书？我虽属于地狱，在社会的最下层，而从小就有向上的志趣。对于书本也曾用过工夫，尤其是流行的杂志小册子之类。因此歌德称赞我有进步的精神，能随着报纸上所谓‘时代的巨轮’一同滚向前去③。因为你是个欢喜看文学书的人，所以我对你谈话时就讲点文学名著，显得我也有同好，也是内行。反过来说，假使你是个反对看书的多产作家，我当然要改变谈风，对你说我也觉得书是不必看的，只除了你自己做的书－－并且，看你的书还嫌人生太短，哪有工夫看甚么典籍？我会对科学家谈发明，对历史家谈考古，对政治家谈国际情势，展览会上讲艺术赏鉴，酒席上讲烹调。不但这样，有时我偏要对科学家讲政治，对考古家论文艺，因为反正他们不懂甚么，乐得让他们拾点牙慧；对牛弹的琴根本就不用挑选甚么好曲子！烹调呢，我往往在茶会上讨论；亦许女主人听我讲得有味，过几天约我吃她自己做的菜，也未可知。这样混了几万年，在人间世也稍微有点名气。但丁赞我善于思辨，歌德说我见多识广④。你到了我的地位，又该骄傲了！我却不然，愈变愈谦逊，时常自谦说：“我不过是个地下鬼！”⑤就是你们自谦为‘乡下人’的意思，我还恐怕空口说话不足以表示我的谦卑的精神，我把我的身体来作为象征。财主有布袋似的大肚子，表示囊中充实；思想家垂头弯背，形状像标点里的问号，表示对一切发生疑问；所以－－”说时，他伸给我看他的右脚，所穿皮鞋的跟似乎特别高－－“我的腿是不大方便的，这象征着我的谦虚，表示我‘蹩脚’⑥。我于是发明了缠小脚和高跟鞋，因为我的残疾有时也需要掩饰，尤其碰到我变为女人的时候。”
我忍不住发问说：“也有瞻仰过你风采的人说，你老人家头角峥嵘，有点像……”
他不等我讲完就回答说：“是的，有时我也现牛相⑦。这当然还是一种象征。牛惯做牺牲，可以显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并且，世人好吹牛，而牛决不能自己吹自己，至少生理构造不允许它那样做，所以我的牛形正是谦逊的表现。我不比你们文人学者会假客气。有种人神气活现，你对他恭维，他不推却地接受，好像你还他的债，他只恨你没有附缴利钱。另外一种假作谦虚，人家赞美，他满口说惭愧不敢当，好象上司纳贿，嫌数量太少，原壁退还，好等下属加倍再送。不管债主也好，上司也好，他们终相信世界上还有值得称赞的好人，至少就是他们自己。我的谦虚总是顶彻底的，我觉得自己就无可骄傲，无可赞美，何况其他的人！我一向只遭人咒骂，所以全没有这种虚荣心。不过，我虽非作者，却引起了好多作品。在这一点上，我颇像－－”他说时，毫不难为情，真亏他！只有火盆里通红的碳在他的脸上弄着光彩，“我颇像一个美丽的女人，自己并不写作，而能引起好多失恋的诗人的灵感，使他们从破裂的心里－－不是！从破裂的嗓子里发出歌咏。像拜伦、雪莱等写诗就受到我的启示⑧。又如现在报章杂志上常常鬼话连篇，这也是受我的感化。”
我说：“我正在奇怪，你老人家怎会有工夫。全世界的报纸都在讲战争。在这个时候，你老人家该忙着屠杀和侵略，施展你的破坏艺术，怎会忙里偷闲来找我谈天。”
他说：“你颇有逐客之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