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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与季康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日
致谢
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有几篇是发表过的,曾和孙大雨、戴望舒、沈从文、孙毓棠各位先生所主编或筹备的刊物有过关系。
陈麟瑞、李健吾两先生曾将全书审阅一遍,并且在出版和印刷方面,不吝惜地给予了帮助。
作者远客内地,由杨绛女士在上海收拾、挑选、编定这几篇散文,成为一集。
愿他们几位不嫌微末底接受作者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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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Marginal ia。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有能力和耐心作那些事呢?
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么,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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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印本序
考古学提倡发掘坟墓以后,好多古代死人的朽骨和遗物都暴露了;现代文学成为专科研究以后,好多未死的作家的将朽或已朽的作品都被发掘而暴露了。被发掘的喜悦使我们这些人忽视了被暴露的危险,不想到作品的埋没往往保全了作者的虚名。假如作者本人带头参加了发掘工作,那很可能得不偿失,“自掘坟墓”会变为矛盾统一的双关语:掘开自己作品的坟墓恰恰也是掘下了作者自己的坟墓。《写在人生边上》是四十年前写的,《人·兽·鬼》是三十六、七年前写的。那时候,我对自己的生命还没有愈来愈逼窄的边缘感觉,对人、兽、鬼等事务的区别还有非辩证的机械看法。写完了《围城》,我曾修改一下这两本书的文字;改本后来都遗失了,这也表示我不很爱惜旧作。四年前,擅长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的陈梦熊同志向我游说,建议重印这两本书。他知道我手边没有存书,特意在上海设法复制了原本寄给我。在写作上,我也许是一个“忘本”的浪子,懒去留恋和收藏早期发表的东西。《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编委会成立,朱雯、杨幼生两位同志都要把这两本书收进《丛书》。我自信我谢绝的理由很充分:《写在人生边上》不是在上海写的,《人·兽·鬼》不是在抗战时期出版的,混在《丛书》里有冒牌的嫌疑。于是,《丛书》主要编委柯灵同志对我说:“你不让国内重印,事实上等于放任那些字句讹脱的‘盗印本’在国外继续流传,这种态度很不负责。至于《丛书》该不该收,编委自有道理,你不用代我们操心。”他讲来振振有辞,我一向听从我这位老朋友的话,只好应允合作。又麻烦梦熊同志复制一次,因为我把他寄来的本子早丢了。
我硬了头皮,重看这两本书;控制着手笔,只修改少量字句。它们多少已演变为历史性的资料了,不容许我痛删畅添或压根儿改写。但它们总算属于我的名下,我还保存一点主权,不妨零星枝节地削补。
《丛书》的体例对作者提一个要求,他得在序文里追忆一下当时的写作过程和经验。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致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两本小书也值不得各有一序,这篇就一当两用吧。
一九八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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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论理你跟我该彼此早认识了,”他说,拣了最近火盆的凳子坐下:“我就是魔鬼;你曾经受我的引诱和试探。”
“不过,你是个实心眼儿的好人!”他说时泛出同情的微笑,“你不会认识我,虽然你上过我的当。你受我引诱时,你只知道我是可爱的女人、可亲信的朋友,甚至是可追求的理想,你没有看出是我。只有拒绝我引诱的人,像耶稣基督,才知道我是谁。今天呢,我们也算有缘。有人家做斋事,打醮祭鬼,请我去坐首席,应酬了半个晚上,多喝了几杯酒,醉眼迷离,想回到我的黑暗的寓处,不料错走进了你的屋子。内地的电灯实在太糟了!你房里竟黑洞洞跟敝处地狱一样!不过还比我那儿冷;我那儿一天到晚生着硫磺火,你这里当然做不到--听说碳价又涨了。”
这时候,我惊奇已定,觉得要尽点主人的义务,对来客说:“承你老人家半夜暗临,蓬蔽生黑,十分荣幸!只恨独身作客,没有预备欢迎,抱歉得很!老人家觉得冷麽?失陪一会,让我去叫醒佣人来沏壶茶,添些碳。”
“那可不必,”他极客气地阻止我,“我只坐一会儿就要去的。并且,我告诉你”--他那时的表情,亲信而带严重,极像向医生报告隐病时的病人--“反正我是烤火不暖的。我少年时大闹天宫,想夺上帝的位子不料没有成功,反而被贬入寒冰地狱受苦刑,①好像你们人世从前俄国的革命党,被暴君充配到西伯利亚雪地一样。我通身热度都被寒气逼入心里,变成一个热中冷血的角色。我曾在火炕上坐了三天三夜,屁股还是像窗外的冬夜,深黑地冷……”
我惊异地截断他说:“巴贝独瑞维衣(BarbeyD'Aurevilly)不是也曾说……”
“是啊,”他呵呵地笑了:“他在《魔女记》(LesDiaboliques)第五篇里确也曾提起我的火烧不暖的屁股。你看,人怕出名啊!出了名后,你就无秘密可言。甚么私事都给采访们去传说,通讯员等去发表。②这么一来,把你的自传或忏悔录里的资料硬夺去了。将来我若作自述,非另外捏造点新奇事实不可。”
“这不是和自传的意义违反了么?”我问。
他又笑了:“不料你的见识竟平庸到可以做社论。现在是新传记文学的时代。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反过来说,作自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儿子都认不得的形象,或者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传述别人的轶事。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
我听了不由自主地佩服,因而恭恭敬敬地请求道:“你老人家允许我将来引用你这段么?”
他回答说:“那有什么不可以?只要你引到它时,应用‘我的朋友某某说’的公式。”
这使我更高兴了,便谦逊说:“老人家太看得起我了!我配做你的朋友么?”
他的回答颇使我扫兴:“不是我瞧得起你,说你是我的朋友;是你看承我,说我是你的朋友。做文章时,引用到古人的话,不要引用号,表示辞必己出,引用今人的话,必须说‘我的朋友’--这样你总能招揽朋友。”
他虽然这样直率,我还想敷衍他几句:“承教得很!不料你老人家对于文学写作也是这样的内行。你刚才提起《魔女记》已使我惊佩了。”
他半带怜悯地回答:“怪不得旁人说你跳不出你的阶级意识,难道我就不配看书?我虽属于地狱,在社会的最下层,而从小就有向上的志趣。对于书本也曾用过工夫,尤其是流行的杂志小册子之类。因此歌德称赞我有进步的精神,能随着报纸上所谓‘时代的巨轮’一同滚向前去③。因为你是个欢喜看文学书的人,所以我对你谈话时就讲点文学名著,显得我也有同好,也是内行。反过来说,假使你是个反对看书的多产作家,我当然要改变谈风,对你说我也觉得书是不必看的,只除了你自己做的书--并且,看你的书还嫌人生太短,哪有工夫看甚么典籍?我会对科学家谈发明,对历史家谈考古,对政治家谈国际情势,展览会上讲艺术赏鉴,酒席上讲烹调。不但这样,有时我偏要对科学家讲政治,对考古家论文艺,因为反正他们不懂甚么,乐得让他们拾点牙慧;对牛弹的琴根本就不用挑选甚么好曲子!烹调呢,我往往在茶会上讨论;亦许女主人听我讲得有味,过几天约我吃她自己做的菜,也未可知。这样混了几万年,在人间世也稍微有点名气。但丁赞我善于思辨,歌德说我见多识广④。你到了我的地位,又该骄傲了!我却不然,愈变愈谦逊,时常自谦说:“我不过是个地下鬼!”⑤就是你们自谦为‘乡下人’的意思,我还恐怕空口说话不足以表示我的谦卑的精神,我把我的身体来作为象征。财主有布袋似的大肚子,表示囊中充实;思想家垂头弯背,形状像标点里的问号,表示对一切发生疑问;所以--”说时,他伸给我看他的右脚,所穿皮鞋的跟似乎特别高--“我的腿是不大方便的,这象征着我的谦虚,表示我‘蹩脚’⑥。我于是发明了缠小脚和高跟鞋,因为我的残疾有时也需要掩饰,尤其碰到我变为女人的时候。”
我忍不住发问说:“也有瞻仰过你风采的人说,你老人家头角峥嵘,有点像……”
他不等我讲完就回答说:“是的,有时我也现牛相⑦。这当然还是一种象征。牛惯做牺牲,可以显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并且,世人好吹牛,而牛决不能自己吹自己,至少生理构造不允许它那样做,所以我的牛形正是谦逊的表现。我不比你们文人学者会假客气。有种人神气活现,你对他恭维,他不推却地接受,好像你还他的债,他只恨你没有附缴利钱。另外一种假作谦虚,人家赞美,他满口说惭愧不敢当,好象上司纳贿,嫌数量太少,原壁退还,好等下属加倍再送。不管债主也好,上司也好,他们终相信世界上还有值得称赞的好人,至少就是他们自己。我的谦虚总是顶彻底的,我觉得自己就无可骄傲,无可赞美,何况其他的人!我一向只遭人咒骂,所以全没有这种虚荣心。不过,我虽非作者,却引起了好多作品。在这一点上,我颇像--”他说时,毫不难为情,真亏他!只有火盆里通红的碳在他的脸上弄着光彩,“我颇像一个美丽的女人,自己并不写作,而能引起好多失恋的诗人的灵感,使他们从破裂的心里--不是!从破裂的嗓子里发出歌咏。像拜伦、雪莱等写诗就受到我的启示⑧。又如现在报章杂志上常常鬼话连篇,这也是受我的感化。”
我说:“我正在奇怪,你老人家怎会有工夫。全世界的报纸都在讲战争。在这个时候,你老人家该忙着屠杀和侵略,施展你的破坏艺术,怎会忙里偷闲来找我谈天。”
他说:“你颇有逐客之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