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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解人意（2）
有了对这段历史的认知，我们也可以理解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晓波，何以那么痛恨两蒋的国民党政权。纪录片中他讲，他的母亲因为“匪谍”罪被杀害，父亲也因而坐大狱；儿时的他，被当作贱民饱受屈辱和欺凌；哪怕又瘦又小，听到同学称他“匪谍的儿子”，就要扑上去与人打架。
与龙应台的书一样，纪录片没有回避国军“转进”台湾前抓壮丁当反攻本钱的史实，其中说到山东七所中学学生随军南下到澎湖时，强迫年长些的学生入伍，那个在河南打败仗以致跛腿的司令官，示意卫兵当众刀刺敢于表示异议的学生，并有7名教师被当成“匪谍”处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纪录片中有个情节我很感动，有个“本省籍”的女子，回忆她念书时，同学们欺负班上三两个处于弱势的“外省”同学，尤其厌恶天天诵唱什么“三*义，吾党所宗”，她们说“什么吾党吾党”，那是你们“外省”人的党；而训导主任和教官来到班上对同学们训话，并未倚仗强权给说这种话的同学扣政治帽子打压，却道“不是我们要来抢你们的地盘，我们也是不得已才来的”，竟然说得涕泗交流，感染得同学一起哭了起来。这就是平等待人、以诚示人、将心比心的力量。
在大转折大震荡的时代，人如置身搅拌机中的一粒小豆子，常常身不由己，不知所终。讲两岸分治、岛内族群矛盾，不能不追溯到台湾光复，不能不谈及中国抗战期间日军中的台湾人，台湾光复后他们进退失据的身分认同。日本人当然不会为他们作善后安置了，因为他们已是中国人；而在中国人眼中他们即便不是汉奸也是俘虏，至少替天皇打过仗不是一段光彩的经历。他们应征入伍时的荣耀成了耻辱，战场上的牺牲成了罪过，他们的后人也抬不起头。可是，他们有什么罪过呢？更不要说他们的后人了。片中中年人郑宏铭，如今才敢到东京的靖国神社去寻找父亲的牌位，心中的隐痛这辈子恐怕都无计可消除了。与台湾应征的日军军人遭遇相似的还有伪满洲国的被征入伍者。
片中接受采访的那位长春市的长者说，日本投降后，沦陷区的人民本来是欢迎国军的。可是那些国军官兵和政府接收人员，“老子”长“老子”短，动辄“老子八年抗战”如何如何，令人反感。老百姓想，又不是我们引来的日本人，是你们军人和政府丢下我们逃跑，还充什么恩人！这种对立情绪导致老百姓对国军的怨忿和鄙视，称国军是“猴子军”、“七家（乞丐）军”。先后驻扎长春的国军新一军、新六军、新七军是精锐部队，不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吗？别看头上戴的钢盔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威风凛凛，其实部队装备比战败投降的日军还差一大截，军容军纪也远不如训练有素的现代化的日军。国军士兵只有一套服装，衣裤缝里寄生着成堆的虱子，痒起来不免抓耳挠腮像猴子；衣衫破了没得换岂不就像乞丐？一位老兵说，他们当年不得已被关在兵营七天，因为要脱得精光洗衣补洞嘛。然而，就是这样落后的中国，这样仓促征集的军队，拒绝投降，坚持抗战，并且最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回想起来，换位思考，都不容易；本当和衷共济的，却反目成仇陷入了内战血光，中华民族的这段痛史不能淡忘。
■ 认识他，尊重他
这部纪录片最感动我的是，展示的抗战文物中，美军给中美联合作战的官兵发的作战手册，其中有一段教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士兵。中文大意是：这些士兵很可能是农家子弟，他们训练不足，但是很聪明，也很有尊严。这样认识人尊重人，才是友军。
纪录片放映后的分享交流段落，有位台南出生的母亲说，我今天特意带了两个孩子来看这个片子，与她们一起了解我们的先人。她说，我的祖父母生活在日据时期，他们是说日语的；我的父母生活在光复后，他们是说闽南话的；我会说闽南话，也会说国语，到台北读书时感受到了对南方人的轻视；现在我父亲在上海浦东办厂，我在香港发展；我觉得即使是一个家庭的人也要互相了解，只有互相了解了才……
她的家庭很典型。其实，在中华民族现代化的这个历史转型期，两岸中国人，哪个地区、哪个家庭、哪个人，没有社群间、代际和人际的家园变迁、精神撕扯乃至割裂呢？我的父母和我、我与我的孩子，就生活在大不相同的社会情境和语境中。我们只有珍爱生命，与人为善，互相沟通，设身处地站在他人立场省思，才能增进理解，抚平创伤，消弥敌意，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和而不同，共建美好未来。
我想，这也是龙应台和纪录片制作人回眸一九四九的初衷吧。■
＞＞日据时代，台湾，日军和归顺的原住民族人合影。日军并对归顺的族人赐酒，以为奖赏。图/FOTOE、秦风
＞＞2003年11月28日，龙应台。 图/CFP
＞＞1949年4月，太原战役外围战中，解放军射击逃跑的国民党军士兵。 图/FOTOE
＞＞淮海战役（1948年11月－1949年1月）期间，刚“解放”的战士赵庆功要求指导员给他发子弹，去参加战斗。图/FOTOE
父女如影（1）
——我与萧军的父女情
文┃鲍旭东
她是萧军的女儿，虽然她从未叫过他一声“父亲”。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种种原因，她一直生活在父母亲联手制造的影子后面。但她与父亲萧军无论何时何地，都始终存在彼此的生命之中。
如果说，没有父亲的童年，人生是不圆满的，那么，我的人生就是不圆满的——我从来没有与自己的父亲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过一天。
如果说，不能亲自教养女儿的父亲，心中是有缺憾的， 那么，我的父亲心中是有缺憾的——他一生中从未听我叫过他一声“父亲”。
这一切只因为我的父亲虽然是文坛宿将、“拼命三郎”萧军，但是我的生母却不是他的夫人王德芬，而是另有其人，一位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知识女性。
我原来的名字叫张萧鹰，是萧军的亲生女儿，1953年出生在北京。
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种种原因，使我一直生活在父母亲手制造的影子后面，不仅在萧军子女的名单中找不到，甚至不为父母双方亲朋好友所知。
对我因此而受到的伤害，父亲萧军很内疚，当年他曾经几次不无伤感地对我说：“……他们（指他的其他子女）都在我身边，只是苦了你一个人在外面……”
如今，父亲已经带着那份缺憾永远地离去了；我也早已走过不圆满的童年，心灵的伤痕随着岁月的打磨，已经结痂，化成了我最不肯触碰的记忆。
纵观父亲萧军多磨难的一生，承受的痛苦远远多于欢乐，更谈不上享乐。他的一生是坦荡、磊落、真实、正直、不可扭曲的一生。而坦荡磊落的人生，是用不着遮掩或粉饰的。我认为，只有真正有血有肉、敢爱敢恨、敢作敢当的萧军，才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才会获得读者由衷的热爱和尊重。
在萧军已经离去22年后的今天，仍旧有许多人在关注着他，关注他的作品。有人说，“萧军是一部大书，书中蚀刻下许多历史的痕迹，对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心灵史无疑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他是苦难中国的见证人……”我认为，这部书的内容首先得够真实。
所以，能够如实地把我和父亲萧军的故事告诉世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首先是对父亲未了心愿的补偿。他生前多次对我说过：“你对谁、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说，你是我的女儿……”——可见他并不想隐瞒事实。
更重要的是替父亲将一段真实的人生写照奉献给世人，避免以后出现以讹传讹的不实之词以及难以查证的疑团——那将会损害萧军的形象，伤害读者的感情。因为，作为文坛斗士，萧军不只属于他的家人，他更该属于他热爱的祖国和人民、属于热爱他的读者们。
能够展现一段真实的历史事实，既是对作家、对读者、对历史及所有当事人的尊重，也是身为子女者及所有当事人、知情者义不容辞的义务与责任。
■ 我的生母和她的家庭
当年的故事必须要从我的生母与她的家庭讲起，不了解她的家庭，就不会理解这个故事。
后海北岸、银锭桥西二三百米的地方，有一幢英式建筑风格的二层小楼，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二楼有着宽敞的阳台，站在楼上凭栏远眺，不但后海景色尽收眼底，天气晴朗时，连远处的西山也遥遥在望，是名副其实的“银锭观山”。院子不太大，约两亩二分多，但很整齐。院子有前后两个门，一个门在后海北岸的海边，汽车可以从这里出入北面的另一个门斜对着铸钟厂胡同，向北一直走出去，就到了旧鼓楼大街，往东则是有名的烟袋斜街。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父女如影（2）
这就是我外公在北京的家，北京市西城区鸦儿胡同48号，母亲远走他乡之前生活的地方。后来由于萧军长期租住在这里，也经常被人称作“萧军故居”和 “海北楼”。
我的外公张公度，人称张公，民国期间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先后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军令部、军政部任职，少将军衔。
外公是程潜的部下，解放后由人民政府安排，携妻女回到北京。我母亲是他们唯一的女儿，是个名副其实的“乖乖女”，孝顺之极。
外公天性耿直、古板、不苟言笑、做事认真。他一生从不损公肥私、见利忘义，有时简直正派得近乎无情。我外公在职期间，虽然公务繁忙，但是对孩子的教育却非常重视，要求严格，几近苛刻。
我的生母张大学，南京人，生我的那年，她25岁。从她年轻时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她当年的样子：苗条文雅，单纯热情，喜好文艺，善良真诚，一双大眼睛似乎永远带着忧郁。
母亲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对共产党、对新中国怀着虔诚的忠诚和热爱。为了摆脱出身和家庭带给自己的“资产阶级影响”，她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学校的进步活动，立志要做新中国的科学家，可以说是品学兼优。当时，由于她的良好表现和优异成绩，学校已经考虑等她毕业时将她留在北京，留在部里工作。在政治挂帅、政治条件重于一切的五十年代，对于一个国民党将军的女儿，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光明的前途似乎已经在向她招手了。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她的人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
■ 错位人生
张家是典型的严父慈母，家里一切我外公说了算。外公解甲归田回到北京后，由于时代变迁加上自己的历史问题，外公为人更加低调、谨慎，对外几乎谢客，对内管束颇严，对女儿尤甚。再加上两代人受教育的环境不同，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同，对于人生和理想的追求不同，使得女儿对于双亲尊重有余，亲密不足，至于在家庭里进行思想交流、寻找共同语言就更是奢望了。
正是这样的家庭关系，后来间接导致了张大学人生的改变。
当时，张大学正与一位大学同班同学恋爱。那是她的初恋，她很投入，也很快乐。对方性格开朗、高大英俊，对张大学很好。但这桩恋情遭到张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