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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父女之间第一次发生了公开地争执。虽然最终女儿赌气终止与对方交往，但也从此埋下了隐患：女儿认为家中没有温暖、关爱，只有封建专制，她非常反感，又生性软弱，碍于孝道，不好明争，于是心中郁闷与日俱增，渐渐酿成了强烈的反叛心理，从此不再与家人谈自己的事情，一心想要摆脱家庭控制、自己主宰命运。
为了摆脱家庭，张大学曾几次报名参军，结果都是外公指示外婆出面，以女儿是独生为由，给截了回来。一心要求进步的张大学觉得非常丢人，终日处在内心的煎熬之中。
就在这样的境遇中，她与萧军不期而遇了。
那是1951年，萧军44岁。虽然已经是中国很有名气的作家，甚至是东北作家群中的领军人物，但那时，他却正处于人生最艰难困苦的阶段。从1948年开始，萧军就受到东北局错误的批判和处理：被扣上“反苏、*、反人民”的罪名，剥夺写作、工作的权利，被排挤出文坛。为了争取生存空间、保存写作权利，1951年初，萧军以养病为由，与家人先后来到了北京。
父女如影（3）
为了有个好的写作环境，萧军看上了外公的小楼，后来经人介绍，租住了外公的房子，成了鸦儿胡同48号里的房客。萧军一住就是几十年。即使他被*后，担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那段时间前后，他的家人也从未彻底搬出那座小楼。直至去世，他始终是张公的房客。
父亲就这样走进了母亲的生活。当年萧军人虽到了北京，可是组织关系、工作关系、供给关系……一切生活保障都被扣在东北局，他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稳定收入。
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相识、相惜、相爱的……正是母亲与萧军那一场真诚、热烈而又艰难、痛苦的恋爱，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方向。
■ 邂逅爱情
对于作家萧军的名字，张大学并不陌生。她读过萧军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听说过萧的经历，也和当时许多青年人一样，把萧军看作传奇人物和偶像。
但是，当这位久闻大名的作家真的站在面前时，张大学第一印象却是觉得与想象中大不相同。用她的话说是，“看上去粗犷有余、文静不足。”
“坦率地说，萧军不太像个文人。”后来母亲告诉我，“当时我以为文人都得像郭沫若那种样子呢！”
而张大学留给萧军的第一印象却很好、很深刻：“你妈妈当年很像萧红！但是又比萧红文静、漂亮！”——这是多年后，父亲亲口对我说的。我想，这也是吸引他初次见面就开始关注我母亲的最初原因吧！
后来，由于张大学的姑父徐教授和萧军很熟，经常在一起拉二胡、唱京剧，若碰巧赶上张大学在家，就会叫上她一起玩儿，诵诗、拉琴、唱京戏……随着接触的机会增多，他们谈话的内容也多了：谈文学、谈革命、谈延安、谈各自的理想和遭遇……很是投缘。
其实，萧军虽是行伍出身，却不是赳赳武夫，而是个有着火样热情和浪漫情怀、诗人气质的人。
对于张大学，萧军初次见面时，只是觉得她聪明、善良、有才华，很像萧红，交往中又发现她与萧红相比，少了些棱角和泼辣，多了些单纯、善良、柔弱和忧郁。特别是了解到张大学的家庭以及她失恋过程的前前后后，又对她多了一份真挚的同情和怜惜的关注。
一个周末，张大学回到家里，傍晚时间在屋里写东西，萧军从外面经过，看到灯光较暗，就说，“换个大些的灯泡吧，别把眼睛看坏了！”这简短的话语，从看似粗线条的萧军口中说出，似乎显得格外关切和温暖。
那时的张正处在失恋的阴影中，与家人关系非常紧张，几乎不与父亲说话，情绪十分低落。她一下子被感动了。
由于张家的人大都是读孔孟之书成长起来的，张大学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温良恭俭让，接触的也都是些温文尔雅的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萧军这样热情豪放、桀骜不驯的革命者。
萧军的身上有许多光环：书写第一部抗日小说、鲁迅先生的忠实弟子，去过延安，并且受到毛主席赏识、多次与毛主席交谈，以及在东北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创办“文化报”……这些经历，对于出身于国民党军人家庭的她来说，是既新奇又羡慕的事情。加上萧军身上粗犷不羁、张扬奔放的性格和那种仗义执言的豪爽做派，都与张家人的文质彬彬、谦恭低调风格反差极大。这一切都让一心想摆脱家庭阴影、追求进步的张大学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父女如影（4）
特别是当她听萧军谈起在东北时期的种种经历，受到的错误对待和种种打击，张大学则视他如落难英雄一般，又在尊敬中对萧军产生了深切同情。
就这样，萧军以自己的传奇般的经历、长者般的阅历以及对于青年人的理解和关心，时时开导着不谙世事的张大学，客观上支持了她对家庭的“反抗”，使张大学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位师长似的知音，渐渐走出了失恋的阴影。
而恢复了活力的姑娘则以自己的善良热情和青春的生命力，关心和感染着正处于人生低谷、被灰暗色彩蒙盖中的萧军，给了他尽可能的帮助，鼓舞着他的创作热情。
张大学的字写得很漂亮，萧军那部命运多舛、著名的《五月的矿山》的书稿抄写，便出自她的手笔。她还曾帮助萧军把通过周总理送交毛主席的信件和审阅的书稿送了出去。
这种患难之交的感觉，迅速拉近了他俩的距离，促进了感情的升温和升华。
有人说：“女人的爱情往往是从同情和尊敬开始的。”也有人说“爱情是心灵空虚和软弱的产物。”我不知道这些说法是否有道理，但我知道，我的父母的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几十年后，萧军的二女儿萧耘，曾经对我说：“要说起来，你才真正是爱情的结晶……”想想这话也许不无道理：当时的张、萧二人，他们的交往是真诚的、没有丝毫虚伪成分，他们的结合没有任何功利性目的、没有外力的威逼，只是心灵的碰撞、思想的融合以及彼此的欣赏和珍惜；是处于弱势中的男人和女人，面对生活中无奈重压的相互慰籍；是在彼此的靠近中，温暖着对方、鼓舞着自己。
我想，他们彼此走进对方的生活，是特定环境下的特殊事件。当然，事情的后果是严酷的，它不但直接改变了张大学的人生轨迹，还影响到了无辜的人，比如我很尊敬的大娘王德芬（我从小就一直称萧军为“大爷”，称他的夫人王德芬为“大娘”），而其中最无辜却受伤害最重的莫过于“爱情结晶”——我。
几十年岁月一晃而过，而我却永远没有了在父亲身边成长的机会；虽然，我有着双份的父母，却从没有过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家；我有着若干血缘上的血亲，但最后却是被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抚养长大……
■ 我出生前后
在中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是一个既充满生机、活力，又充满动荡变化的年代。
一方面，新中国的成立给了人们无限的希望和喜悦，几乎人人都心甘情愿为了保卫和建设新中国奉献自己的一切。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些刚刚当家做主的人们，单纯、真诚，对所有事物都有着格外的热情和关注，甚至有时会对某些事物有着过于激烈的态度，那时候的是非标准基本上非黑即白，没有中间色，非对即错，没有中间状态。
那正是我出生的年代。
1952年夏天，张大学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绝不是小事。特别是对于萧军，已经背负沉重政治、经济双重负担，再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遭遇灭顶之灾。他决定离婚，给张大学一个婚姻、给未出生的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张公度老夫妇被这晴天霹雳般的消息震懵了，不相信自己严格教育的孝顺女儿会做出如此辱没门风之事。
张公强迫女儿说出真相后，急气交加，让女儿立即去打胎，并且执意要把萧军告上法庭。女儿为了爱情，不肯打胎，不肯告状。张公爱女心切，无奈之下，只好严辞相“逼”，自己出面去告萧军，张大学则是誓死不依。左右为难、盛怒之下的张老先生气昏了头，决定与女儿断绝关系，将她拒之门外。这一拒，断了女儿的后路、最终使女儿远走他乡；这一拒就是七年，直到我六岁时，外公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外孙女。
父女如影（5）
那时的张大学住在学校，默默承受着周围异样的目光与压力。但是预产期日益临近，总不能在宿舍里抚养孩子啊！最后是张大学原来的奶妈——付妈，帮她找到了可以替他们照看孩子的人，解了燃眉之急。
那时付妈五十多岁，正在东城的蒋家胡同一家人家做保姆。同院里住着一位单身蒙族妇女，姓包，人称包妈妈，年龄四十多岁，干净利落，为人诚实、厚道，丈夫去世早，家有一儿一女都已经长大，平时家里只有她一个人。
付妈就对包妈妈简单地、有所保留地说了张大学的处境，想请她帮忙接收无家可归的张大学在她家里坐月子，以后还要帮助照看将要出生的孩子，包妈妈答应了。
很快，萧军陪着张大学见到了包妈妈。由于张萧二人年龄悬殊较大，付妈为了不让别人生疑，就谎称张是萧的弟妹，因其弟不在北京，所以请萧陪同前来。
付妈一定不会想到，她这一临时编排的说法，竟然后来真的被我的父母采纳、竟然真的造就出一种另类关系——我出生后一直称呼萧军为“大爷”，称呼他的妻子王德芬为“大娘”。直到萧军去世，直到今天，这个称谓从未改变。
付妈更不会想到，她介绍给我父母的这位蒙族妇女，在后来的日子里，以无私的母爱，不仅照顾了我的童年，还将我如自己亲生女儿般带大，直到1996年以87岁高龄在我家中辞世，整整陪伴了我43年，最终，成为了我内心深处真正的母亲，最亲的人。
1953年3月17日清晨，在北京同仁医院，一名女婴呱呱落地，那就是我。
当时，父亲为我取名萧鹰，是与他家里几个孩子顺序排下来的，而母亲似乎已经预感到什么，坚持在前面加上了她自己的姓，于是一个叫做“张萧鹰”的名字出现在了公安局的户籍登记簿上。
“张萧鹰”这个名字我用了13年。*期间，为了不因自己的存在再给生父生母增加“罪行”，也为了宽慰抚养我长大的包妈妈，我自己作主，沿用了包妈妈丈夫的姓，给自己改名“鲍旭东”，这个名字从那时起一直陪我到今天。
随着我的出生，张萧之间的关系也被改变着：萧军答应给她合法婚姻的承诺，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因为王德芬不肯离婚，他们已经有了五个儿女。
张大学本来就是个心地善良、性格软弱的人，既不愿为难萧军、不忍拆散其家庭，又不能不顾现实中刚刚出生的孩子今后的境遇，还要尽可能把安宁还给自己的双亲。
她不得不做出最后的选择——离开萧军、离开北京，当然也就意味着离开自己的孩子，她作为未婚母亲，不可能带着初生的婴儿奔赴工作岗位。她决定请包妈妈照看我，等她工作落实、生活条件允许时再将我接走。于是在毕业分配时，她婉拒了学校的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