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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说另外一个作品。譬如《西厢记》，如果我按照现代观念讲起来，就有一个我所说的两难结构和未知结构在问题上。品位的高下，张生和崔莹莹一见钟情，他们当时因为男女很少有交往，一见钟情的地方往往在庙里拜菩萨的时候一见钟情。这是当时的庙宇，是男女一见钟情的很少的场所之一的场所。就是庙里边见，然后他们就有了往来，往来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人物。在我们看起来是第一主角，就是红娘，把他们组合在一起了。但是门不当户不对，崔莹莹的妈妈坚决反对。那么老太太说“有个条件，你如果成为正式婚姻的话，要去考一考科举，考完状元来，门当户对了再结婚吧。”
那么这个张生就去考了，而且我们的观众已经早就明白他一定考上。考上以后他一定到最后一场，肯定是状元和门当户对的崔莹莹结婚了。大家在高兴当中，在鼓乐声中离开剧场。在这里边埋藏着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我相信这个作者王实甫先生已经感觉到了。就是其实这是把一个天生的两难选择简单化了，他不得不简单化。因为要考虑当时的观众，但是，他把两难的东西已经埋藏在里边了。什么两难呢？大家都知道，像张生这样的人功课不会太好，因为大家可以设想一下。他在庙宇里边一见钟情，而且根本什么话也没讲，只是看她的眼神，眼波一转就魂飞魄散的，这么一个男孩子可以爬墙，可以做什么，然后至少这两年他全在谈恋爱，他哪看过什么书，他马上去赶考居然把全国的考生全部打败，成为状元。然后把自己的门第一下上去，这个太幻想了；太偶然了；太不符合艺术真实了。说是说去赶考—当时中国男子惟一的道路，但是他的选择一定是我考上我回来，考不上我再也不回来了，一定是这样的选择。大家想想看，按照正常的方法，而且他估计是考不上了，所以实际上那次早晨的告别，是永别。这个时候，王实甫用了最美丽的词句来写出那次告别的悲剧性。我想我们在座的好多老同志都能背，“冰天黄花地，北雁南飞”最重要的是那么两句话，叫“晓来谁染霜林醉，都是离人泪，早晨是什么东西把霜叶都染红了，是离别人的眼泪，就是离别人带血的眼泪，把秋天的霜叶、早晨全部染红了。”这是多大的悲剧场面，我想大艺术家王实甫已经感觉到他不可团圆才会用这样的词句来写出那次离别的悲剧性。后面这个让他考上了，那是照顾观众。其实作为一个大艺术家的灵魂，已经在这儿。我后面要讲到大艺术家面对观众的兴趣该怎么办？他这儿就埋藏了，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在阅读古典文学的著名的段落的时候，会读到这一段。就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后人都选择一定是这一段，不是最后一段，就是告别的巨大的悲剧性，那个眼泪可以把整个秋天的霜叶都染红，这种对应感觉。他们眼睛看出去的霜叶都是带有血丝的眼泪，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的话。好，王实甫已经完成了他的未知结构，未知结构就是张生和崔莹莹的结合是美丽的。但是未知出来了，真美丽吗？门不当户不对，作为一个男人，栖息在人家屋檐底下的这么一种屈辱感；畏缩感多么难过，这是个难过的感觉。
崔莹莹这么一个追求自由的女性，她难到要这么一个畏缩的男人吗？这个畏缩是和他的身份有关；和他的经济地位有关；和他的门当户对要不对的这么一个身份有关。这身份使他畏缩，而畏缩以后。他一旦畏缩，我们期盼中的美满的婚姻就已经无法建立，该怎么办？他只能改变自己，用什么方法改变。中国男人当时惟一的飞黄腾达的道路就是科举，但是这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他能走通吗？一个巨大的未知，放在这个作品里边。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中国一千三百年以来，中国男子的共同悲剧就是“我的人生道路只有一条科举，我有很多很多的情感理想，但是情感理想只有这条小路能实现，这条路能不能给我呢，几乎不可能，所以你的情感理想一定是未知的，一定是两难的。”它具有巨大的典型性。我们仔细来看，好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其实都有这个品性，它有的时候是浮现在上面；有的时候是含而不露，但大体上都有这样的品性隐藏在里边，我们就感到这个作品好。
接下来需要说的问题，是在两难结构当中，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我们知道，西方文明的摇篮是希腊文明。希腊文明是在海边，而且海洋文化是希腊文明的一个关键，是它的本性。我在写《千年一叹》，写到希腊的时候，我非常强调海洋对希腊的巨大的作用，就是哲学家们都在海洋边在做些思考。在大海边做些思考，我们首先去看好多都是和海，直接有关的那些文明。
中国呢！它的文明的主干是黄河下游的那个农耕文明，它的思考者当时也是都在黄河流域。譬如我们的孔子、孟子都在黄河流域，基本上是农耕文明。这里边有个很大的区别，海洋文明以航海、捕鱼作为他最主要的生活来源。在遥远的古代，一艘船出发它能不能回来，是个未知数。十艘船出发，能不能回来，也是未知数。而且彼岸在哪里？不知道。在遥远的古代，彼岸在哪里不太清楚。所以，他们的主调就是以不知道彼岸的那种悲剧精神，彼岸在哪儿不知道，就变成了悲剧精神了。所以希腊文明的最高峰是希腊悲剧，就是此岸和彼岸是分离的，我只知道我在这块土地上，彼岸在那里，不太清楚，自然那么辽阔，那么迷茫。所以在彼岸世界里边，有他们对自然的梦想，也有对精神领域的梦想、思考。往往是思考此岸和彼岸的距离这个关系。
农耕文明有点不一样，中国虽然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很长时间我们不利用这个海岸线，而且我们好多朝代还禁海。所以中国人主要是种地，这种地呢？比较易知，“叫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春天种下去，秋天收获，”这个易知结构比较明确，使用理性非常明确，我种下去豆子那就是豆子了，种下去瓜就是瓜，没有海洋文明一样完全不知道彼岸。农耕文明就是原因和结果，它是个循环圈。而在海洋文明里边，原因和结果不构成绝对的循环圈，它是有一个非常迷盲的这么一个此岸和彼岸的关系。由于建立了这样一个差别以后，在审美领域出现了两种格调，我们要有结果，我们要大团圆，就像秋天的丰收一样，农耕文明的要求，我们农民的要求，要求有这个大团圆，他们一直保持着希腊的悲剧作风。
但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发生什么变化呢？就是希腊文明到了中世纪以后，教会一定要对世界做一个绝对的解释。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欧洲的文艺就是完全无法保持古希腊的这种很好的作风了，就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它需要对它做出教会所需要的解答，很多东西都是作为解答新的东西了。
后来文艺复兴，特别是到了启蒙运动以后。理性思维上来了，理性思维上来有一个优点，就是在人类的社会科学当中有优点。就是康德所说的启蒙主义的大师们，他们有勇气，对日常生活都做出理性解释。或者是倒过来讲，用理性的原则来解释一切日常生活。这个是启蒙主义的伟大的功绩，但是这种功绩对于艺术来说，它又离开了我所说的鸿蒙的结构。什么都要非常具体做解释，所以也出现了一些过于理性的时代。出现了一些过于理性的作家，他那种未知结构有一段时间就比较少了。幸好他们保持着某一种宗教精神，彼岸世界永远是遥远的，所以也有些伟大的作品出现。他们当时的一些伟大作品，往往开始的时候，往往保留在宗教作品当中。宗教性的绘画；宗教性的音乐譬如像巴赫。如果宗教性的绘画，我们说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他们都有着宗教性，所以比较有此岸的关系。但是理性主义之后，它们的文艺作品就面对了一个理性过强的这么一个结构，也快速走到了后来的那种现实主义的要求。后来幸好它们的现代主义起来比较快，又面对着现代人对世界的不可解了，所以他们又用种新的高度上维持着这个未知结构。
譬如像大家都知道贝克特的作品，也得过诺贝尔奖。《等待戈多》，等待什么，戈多是什么，他什么时候会出现。不知道，就充分的体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一个未知结构。而中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些过程，所以比较长的时间保持着一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结构。但是里边的一些伟大的人物，他会抬起头来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所生活的环境，产生巨大的疑问。第一个在我看来是屈原，发出天问的屈原，他已经具有了对未知结构的伟大的面对。就他发出天问，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一代代都有这样寻找未知结构的人，而它的高峰性的作品在我看来就是《红楼梦》，它营造着一个完全无法解决的，一个未知结构，一个悲剧结构。这个了不得，所以中国尽管它的民众的结构是农耕文明，但是伟大的艺术家往往是要冲破自己的群体结构，而走向全人类的伟大。真正的伟大是全人类的，大家知道吧，这是歌德所说的。歌德第一次看了中国的一个作品以后，他说真正的伟大是全人类的，是通的，真正的伟大是通的，下面有一个群体结构，有点不一样。那么群体结构的不一样，受到了一些民族性的差异，这就没办法了。那么我们越是到现代，我们对世界文化有比较多的了解，对我们中国文化又反思，那么我们大的文艺作品，要面对全人类的宏伟结构。而这个全人类宏伟结构，我们的过去，不知道世界的大师也曾经参与过。譬如我讲到从屈原到曹雪芹，都参与过这个鸿蒙的悲剧结构，未知结构和两难结构。那么我们作为他们的后人，更有必要来参与这样的结构。我们如果现在完全默然于这样的结构，那么我们就可能和伟大有距离；和文艺作品的伟大就有距离，这是第三点。
那么第四点我需要说的是，这种未知结构；这种两难结构，落实在具体创作当中，需要有它的谋略。这可能和创作者有关了，我们创造作品的人，如何来经营未知结构，这需要有谋略。刚才我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