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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和老百姓也不喜欢曹操。因为曹操杀了不少文人。文人喜欢同病相怜，老百姓更不管他在历史上有没有贡献。陆机就说：“曹氏虽功济诸夏，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在魏蜀吴三国三位开国领袖中，曹操留下的血债大概最多，令人发指的残忍记录也最多。血债总是要还的。杀不了曹操，口诛笔伐不行吗？义愤填膺之际，便难免夸大其辞，甚至诬蔑不实。比方说，他就未必杀过吕伯奢一家，更未必说过“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不过，曹操也曾诬赖过别人的，冤枉他一回，也算一报还一报。何况这些事栽到他头上也“很像”。于是，皇帝、官僚、文人、老百姓便都异口同声地说曹操“奸”，尽管他们所指的具体内容并不相同。
更为严重的是，曹操得罪了中国文化。或者说，得罪了中国文化对人的评价系统。曹操的观点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才、能干，“不仁不孝”倒不要紧。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则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仁义忠孝，有没有才华，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功劳，有没有政绩倒不要紧。甚至，平庸一点更好，显得老实、忠厚、可靠。所以，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宁肯选择刘备，也不选择曹操。对德才兼备的诸葛亮，就更是推崇备至；对屡犯军事错误、葬送蜀汉前程，却忠心耿耿的关羽，也推崇备至。倒是苏东坡说了句公道话。他认为诸葛亮“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广，言战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胜之者，区区之忠信也”。也就是说，仅仅那么一点忠信，便把过人才略和盖世功勋全压倒了。
这是曹操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中国文化的悲剧。因为这种“宁要无才之德，不要无德之才”的逻辑，发展到后来，就是大清王朝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和张春桥之流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①。这也是典型的狗与羊的逻辑。因为它翻译过来就是：“宁要一大群狗与羊，也不要一只虎和豹”，如果那虎或豹曾在农场里偷过猪的话。
好在曹操并不在乎别人给他画的大花脸，更不在乎死后别人的说三道四。他打算做的事情在生前大体已经做完。他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但在我们看来，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鲁迅语）。而且，是一个有几分可爱也有几分奸诈的英雄。
曹操，公元155年生，220年卒，享年六十六岁。曹操死后九个月，献帝让位于曹丕，东汉遂亡。又过了一个月，曹丕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第二年，刘备在成都即帝位。229年，孙权在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称帝。至此，三国鼎立的局面名副其实地形成，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曹操一生，政治上最得意的一笔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军事上最成功的一仗是官渡之战，后果最为严重的一次疏忽是放走刘备，失败得最惨的一次是在赤壁，最受肯定的是他的才略，最受指责的是他的人品，最有争议的是他的历史功过，最没争议的是他的文学成就。
后世吟咏到曹操的诗词不多。古代最有名的是杜牧的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当代最有名的是毛泽东的词：“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