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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意识〃的人。
中国崛起：全球主义时代的大事件
以选择市场化道路为标志，中国进入了全球主义转型时期。中国崛起舆论也恰恰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在此之前漫长的近代史上，中国崛起只是一种可能性，拿破仑那句名言，即不要惊醒〃中国睡狮〃，对于中国人的心灵，固然起着慰藉的作用，但是，雄狮毕竟是沉睡的，对于一代一代精英而言，这是一个无奈的现实。当他们试图通过革命的方式追求〃站起来〃的时候，得到的结果却是游离于全球体系之外，中国的崛起，并不被国际舆论认真对待。当中国不再以挑战者身份出现，而是加入国际体系的时候，中国崛起，反而得到了国际舆论的重视。中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选择市场化道路，推动了全球主义的形成，可以这样说，中国的这一选择，使市场体制推进到了全球市场在地理上的最后边界，而全球体系的形成，又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的国际战略，使她决定性地走向渐进转型的道路。全球主义与中国崛起成为当代世界体系中同时态的革命性事件。两者是相互促进和互为条件的。
中国的崛起是中国长期转型进入到全球主义时期的一个事件。如果忽视了这一背景，就无法理解这一事件。以往阶段转型的成败，也与全球主义的发生史相关联。全球主义的〃史前时期〃，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转型进程。在中国转型的每一历史阶段，其特定的历史问题和基本目标深深地镶嵌进全球主义进程中。而中国转型的独特性在于，在每一历史时期，转型都是一场没有完成的事件。帝国转型失败了，国家主义转型也没有完全成功，〃革命尚未成功〃既是孙中山先生的遗言，也是中国命运的谶语，可以说是对中国转型过程的恰当描述。其结果是，当我们进入到全球主义时期的时候，我们还不得不处理其史前时期的问题。不得不继续同那些未终结的幽灵周旋。这些先前时代的幽灵就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时常穿着新的衣服，来到我们身边，与当代人迫切的议事日程一道，占据着显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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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义是文明生长的条件
全球主义固然揭示了国家的限度，但同时也是国家生长的条件。因为，全球主义，是因应全球问题而产生的。它为国家提供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一个向度和基础。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谋求解决本国的问题，就不能不把全球主义纳入政策框架。也就是，任何想在一个国家之内解决问题的领导人或集团，都将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难。
那些试图脱离全球进程解决问题的集团或领导者，都应当汲取阿富汗的教训。这个国家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到２００１年，一直与全球进程相脱离，结果是退化为孤岛一样的国度。阿富汗甚至没有国家，而是相互战争的不同组织。塔利班政权成为恐怖主义的庇护者，由于脱离了世界经济体系，塔利班的经济支柱只能是鸦片种植和走私。塔利班把阿富汗经营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基地。在塔利班瓦解前，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署的报告称，阿富汗生产的鸦片是世界其他地方鸦片产量的３倍。
阿富汗的例子显示，全球主义是文明生长的条件。任何一种文明，如果要谋求发展，就不能脱离全球化进程。在塔利班统治下，禁止音乐，炸毁巴米扬大佛，宗教不宽容，性别歧视等等，塔利班试图借助强力建设一个原教旨的###国家，最后除了导致自己的毁灭和阿富汗文明的毁灭，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极端的全球主义者认为全球化是主权国家的终结者。这是错误的。实际上，全球化只是独裁者的终结者。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独裁者可谓生不逢时。向着全球主义的转型，正在消除着一个一个独裁者。而国家则获得新的生长动力。
〃依法治国〃与宪政转型
改革以来，中国对于宪政规则的改进是很重视的。每一次党代会都要提出修宪的建议。但是，作为宪政核心的对于权力的制约，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改革以来，比较强调法治，一再重申〃依法治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吴敬琏等学者开始区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认为好的市场经济就是有法治的市场经济。但是，宪政的问题仍然未能进入议事日程。只有法治显然还不是宪政。因为，法治固然也能对权力形成制约，但是，法治如果没有民主作前提，法就有可能是个别利益集团主导下制定的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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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排名〃大跃进〃
第二章 增长奇迹
中国排名〃大跃进〃
中国连续二十多年的转轨性增长改变了同世界上重要经济体，尤其是同周边经济体的力量对比。
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用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财富数量在世界各国的位次不断提升。根据中国官方的数字，按照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换算，２００１年中国的ＧＤＰ已经位居世界第六位，亚洲第二位。１９８５年，中国的ＧＤＰ为２６６４４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八位，排名在加拿大、巴西之后，到了２０００年，增加到１０８００亿美元，超过加拿大和巴西上升到第六位。２００１年，中国的ＧＤＰ达到１１７６８亿美元，接近法国２０００年的水平。经济的连续高速增长，正在不断缩小与其他经济大国的距离。１９８５年到２０００年，用ＧＤＰ衡量，中国的经济规模相当于９个经济大国的变化分别为：美国由６５９％上升到１０８％，日本由１６６％上升到２２７％，德国由３５９％上升到５７６％，英国由５１６％上升到７６２％，法国由４２８％上升到８３７％，意大利由５５１％上升到１００５％，巴西由１１６８％上升到２００４％，印度由１２３．６％上升到２４２６％。
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测量方法，比较了中国与世界其他经济大国相对位置的变化。麦迪逊按照１９９０年ＰＰＰ国际美元计算，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中国ＧＤＰ占世界比重由５０％提升到１０９％，由相当于美国ＧＤＰ的２３０％提高到５２０％。世界经济论坛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２０００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研究，按照ＰＰＰ国际美元计算，１９９９年全球前１０位的国家排序以及相对美国的ＧＤＰ水平是：美国１００，中国５１２，日本３４７，德国２１４，印度２０８，法国１５０，英国１４５，意大利１４４，巴西１２３，俄罗斯１１０。根据上述计算，中国用ＰＰＰ国际美元衡量的ＧＤＰ，相当于全球总量的１／１０以上，相当于美国ＧＤＰ总量的１／２。中国ＧＤＰ总量１９９８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
在美国，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以及美国政府，接受了ＰＰＰ的评价方法，根据这种方法，美国政府计算的结果是：中国２００１年国民生产总值是６万亿美元，美国是１０万亿，日本是３５万亿，德国是２２万亿，英国是１５万亿。根据这个数字，中国是美国的６０％，位居世界第二位，是日本的１７倍，是德国的２７倍，是英国的４倍。
世界经济体系已经越来越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存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说法虽然不能成立，但是，中国产品在世界主要市场上的快速增长确是事实。根据〃长城战略咨询〃的不完全统计，截止２００２年底，中国共有１７３种产品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制造〃世界第一的产品主要集中在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有１８种产品）、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１６种）、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１４种）、纺织业（９种）。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２００１年，中国工业增加值５９１１亿美元，超过德国的５１６９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制造业大国。
市场支持集权和市场支持民主
第三章 市场联盟的崛起
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改革一定要走得非常快的原因，因为如果你走慢了，就会变成印度那样的情况（即所有的贪污都是界定的非常好的体制）。
——张五常
分析中国政治变革的两个范式：市场支持集权和市场支持民主
目前形成的精英联盟是以权力为轴心的利益共同体。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结构的适应性。这一联盟是社会中的主导力量，它的稳定形成了社会总体上的稳定。但是，这个联盟，并不是一个均衡的和横向平等的联盟，而是以权力为中轴的垂直体系，这种不均衡不断地撞击体系的边界，结构适应中存在着紧张和冲突。同时，这个联盟体系在整个社会结构中，虽然带有总体性，可以说是〃总体性资本〃，但由于政治权力的垂直性，这个联盟，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精英负有整合全社会的职能，这就决定了它不是封闭的，它需要从中间层和下层汲取政治资源，这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因此，这个联盟体系并不是绝对稳定的。在稳定中，具有进一步变革的动机和动力。即使是维持联盟的需要，也迫使这个体系进行政治变革。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选择政治变革的方式和目标。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政治变革呈现出渐进演进的形态。对于这一形态，有多个描述，有人把９０年代的政治改革称为〃外围〃改革（王贵秀），有人则用〃波浪式〃的渐进模式描述这个进程（徐湘林），有人把这一演进称做〃增量政治改革〃或〃增量民主〃（俞可平）。
自上而下的渐进改革，体现在改革目标的选择上，就是所谓的外围式改革。所谓外围式改革，指的是为〃一个中心〃创造条件。其基本策略是：市场化过程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一般来说，只有在这些问题构成对市场化的严重障碍时，才会被提到解决日程上来。这一方式决定了政治变革不具有总体性和系统性，而是个案式的。政治问题往往被作为行政问题和管理问题对待。对于这一转向，人们很晚才意识到。
造成这种滞后的原因在于，当政治向行政化转变的时候，旧的意识形态模式还深植于人们的头脑中，从而影响了人们对问题的认识。
实际上，政治行政化对应着的完全是新的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十五大前后地方国有经济的改革。当时爆发了一场姓〃公〃姓〃私〃的争论。这场争论的关键并不是国有经济市场化改革中是否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而是改革中各种利益如何进入决策过程、参与改革过程的问题，也就是权利问题、民主问题、政治问题。这场争论最后以〃解放思想〃、〃冲破姓'公'姓'私'〃为结论，而政治行政化中出现的新的政治问题，则变成了一个行政问题，一个分配问题。与人们期望的相反，政府的地位得到了强化。政府摆脱了政治问题的缠绕，获得了公司化、技术化的特征。经济增长，财富，成为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
政府公司化无疑加强了政府的垄断地位，强化了政府的权力。公共领域处于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与此同时，市场化造成了一个迅速生长的私人领域。增量政治改革的判断就是据此做出的。
俞可平写道：〃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的最重要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