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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新一军的几头大象在广州继续登台表演，还曾经用所得赈济过当地的灾民。
也有史载新一军在广州颇有强买强卖的扰民现象。大象赈灾和强买强卖，这两个矛盾的事情怎么能发生在一支军队身上呢？只能说，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
后来孙立人到台湾担任新兵训练司令，就带了三头大象渡海去台，算是给台湾人民的礼物。这里面就有林旺，可惜另外两头大象寿命都不长，也就不如林旺这样出名了。
永远的林旺爷爷（5）
林俪芳说，那时她正在拍摄猴子，工作人员知道体力衰弱的林旺已经快不行了，特地找她去拍摄。林俪芳回忆，当时林旺泡在水池里（注：林旺本来不爱游水，但是衰老而聪明的它却懂得利用水的浮力缓解自己的体力不支），不管工作人员怎么呼唤、拿食物引诱，林旺都不肯出来。
就在日落黄昏的光线下，林俪芳拍到林旺以象鼻喷水喷向自己的眼睛，表情细腻，似乎在享受着生命一刻最后的乐趣。后来还伸长鼻子朝向工作人员，就像是知道生命已走到尽头，依依不舍地跟老朋友打招呼。
应该说，看过这样的文章，我只好停笔了。
做梦也没想到，居然有那么多人写过林旺，回忆过林旺，想念过林旺。
感到自己下手，无论怎么写，都有抄袭之嫌。
写林旺的大多是成年人，每一个人都从孩子走过，从孩子走过的台湾人，很多人记忆里都有一个老林旺。
有很多人，已经离开了那个岛很多年，在林旺辞世的时候，还是写它，怀念它。
那种感觉让我很熟悉，又很亲切。
因为我记忆深处，也有一头一样的大象。
小的时候，我的母亲在外地工作，每年只能回来一次，回来总会听我说说家里有什么新鲜事——这些事情多半鸡毛蒜皮，无非是前院的蚂蚁搬了家，邻居的小义让马蜂蜇了头一类孩子眼里的惊天大案。反正，我不论说什么，妈妈总是听得那么开心。
有了自己的女儿，才恍然明白，妈妈一年一度的开心，竟是用其他所有时间里对我的思念做底子的。
然而，有一次我却把这种鸡毛蒜皮一举发挥到国际水平了——那一次，我一见到母亲，就宣布新闻一样地大叫——“米杜拉长毛啦！”
妈妈愣了：“米杜拉？米杜拉是谁？”
米杜拉，是北京动物园的一头亚洲象，前几天父亲刚刚带我去看过它。米杜拉是一个叫做班达拉奈克夫人（看，因为米杜拉，我连这样复杂的名字也记得一清二楚）的老太太送给北京动物园的，当时还很小——当然肯定比我个子大。平时对巨型动物有点儿恐惧的我对米杜拉要感觉好得多，近距离观察一番以后，冷不丁发现一个问题——书中的大象皮肤都是胶皮一样的，而米杜拉竟然长着毛！
把这个惊人的发现告诉父亲，父亲当时大概正想着别的问题，心不在焉地回答道：“噢，小的时候没有毛，大了就长出毛来了……”
事后证明问父亲这个问题明显问错了人，他的答案完全错误——亚洲象只有幼小的时候身上才有毛，长大了就不会有毛了，否则那就不是亚洲象了，那是猛犸！父亲是北大数学系毕业的，他在生物学上的知识，并不比街道老太太丰富多少。
然而我还是很兴奋，还喂草给米杜拉吃。深刻的印象让我在妈妈回家的第一时间就向她报告这个“惊人”的消息。
那一年我四岁。
以后又看过很多次米杜拉，每次到动物园都去看它，记得它脾气很好，还会吹口琴。直到有一次，米杜拉突然消失了，从此不再出现。
那种失落，至今难忘。
当我翻看台湾的朋友给林旺的留言，那种久违的感情一下子充塞了我的心房。
我还是不写了吧，直接引用他们的话好了，往往，还附着一张发黄的老照片（见右图，摘自台北木栅动物园林旺的纪念网页）。
读到这些字句，仿佛胸中一种什么东西被轻轻打破。
我想林旺或者米杜拉于我们的意义，就好像老宅子胡同门口那个修鞋的老师傅，当你满身疲惫地提着皮箱从异乡归来，一走到巷子口就看到阳光下20年前的老师傅依然在拿着一个鞋掌一板一眼地来钉。
那，就是和林旺爷爷一样的感情了。
林旺不仅是一头象。
散发着时光味道的老照片，更让我有一种恍惚的感觉。照片上那一个个认真对着镜头的黄皮肤黑眼睛，我无法分辨他们是在台北还是在北京！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他们的服装，实在与我们乃至我们父兄在某个时段的形象太相似了，连神情也像！
写林旺的前半生，我心中的感觉带有扬眉吐气的意味，而写到不需要我动笔的林旺的后半生，心中却只有一份淡淡的欢喜和忧伤，平静如同一湖秋水。
原来感动就是这样简单。
写到文章的结尾，却是一个好消息，才知道我一直有些怀念和担心的米杜拉，离开北京后是去了天津动物园，它当时并没有在这个世界消逝，只是搬了一次家。
虽然我们都终将从这个世界消逝，但我们总是期望着，我们的所爱，走得慢一点，再慢一点。
文章写好后不久，接到北宸的来信
今天在办公室看“再见林旺爷爷”的专辑，看到最后竟然眼睛都湿了，看到那么多人，为了林旺的离开而掉眼泪，心里的感觉不知该怎么形容，林旺，真是就像是萨所说的，不只是一头象。
我们不会对他说“喂，你游回缅甸去”，却曾有一些人对着岛上的另一群人说，“太平洋又没加盖，游回大陆去”，我们对一头象都能看成是自己人，却对同胞手足那样不留情分，还好这些都过去了，经过痛，才知道和谐的可贵。
萨，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家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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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青难写是精神（1）
——铁骨铮铮孙立人
兰晓龙的《我的团长我的团》，在国内掀起一阵“远征军热”。而远征军中最优秀的中国将领孙立人，在当时的国民党军中，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将军。介绍孙的文章并不多，而且大都集中在他的军事生涯，为此，萨苏写了一篇关于孙立人将军的文章，希望从更多的角度介绍这位曾在异域与敌寇血战的中国将军。
孙立人将军轶事
萨苏
孙立人在缅北反攻中，极重部下生命，每战不急于求进度，总以猛烈炮火开路。即使史迪威责怪他进展不够快，他也不改初衷。老部下为孙立人写书，名叫《小兵之父》。孙军中没有死刑，最高刑罚是“记死”。
孙立人其人，中西学贯通，尤其一口英语极为流利，是史迪威最为器重的中国军官，认为他与一些满脑子封建思想，没见过外面世界的国民党将领不同。但有趣的是，这位精通英语的中国将军，与史迪威相处，大多时候却是在吵架。这一点是美军参战军人回忆的。
有一次麦支队指挥官麦里尔准将曾疑惑地问孙立人：“你和乔（史迪威的绰号）哪里有这样多的架要吵？”
孙立人回答：“如果我不和他讲，他永远不会明白中国人怎样想。”
史迪威虽然坏脾气，但他知道孙是一位优秀的将军，为人正派，所以很钦佩孙的率直。他和孙立人吵得厉害，但吵过之后却配合更好。
这是斯利姆将军《从挫败走向胜利》（From Defeat to Victory）里面的故事。
有人认为孙立人熟悉美国，便认为他唯美是从，其实不然；也有人夸大孙与史迪威的争吵，认为越吵越能体现民族气节，我认为这也是皮毛之见。在缅北反攻时，中美双方是盟友关系而不是敌我关系，孙、史的争执，都是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
有一次，史迪威去重庆开会，代理指挥的美军参谋长柏利诺认定日军在胡康河谷谷口只有少数指导官和缅甸伪军，因此命令112团分散攻击临滨、拉加苏等日军据点，结果进展艰难。孙立人审问俘虏，发现日军至少有两个大队的番号，认为情况不对，与柏大吵，要求立即派出援军。双方争论到史迪威不得不提前飞回，询问孙立人为何不尊重参谋长，孙道：“日军可不是你们美国人，不会因为没有公路就不使用炮兵！”
史迪威等美国军人都很恼火，但史迪威自己到拉加苏看过，不得不承认孙立人说得有道理，于是命令孙率新三十八师主力驰援，最后取得于邦大捷。一仗打下来才明白，原来敌军不是两个大队，而是五十五、五十六两个完整的步兵联队！一个112团竟然与日军两个联队打得平分秋色，这回，感到吃惊的不仅是美国人，连孙立人自己都有点儿不敢相信了。
中国军人得到良好后勤后的强大战斗力就此得到承认。
孙立人为人机敏而荣誉感极强。一次在印度，美国记者采访他，可能是为了压一压这个年轻将军的傲气，故意说：“加尔各达出了好几次汽车被盗案件，都是中国人干的，孙将军知道吗？”
熟悉美国的孙立人应声答道：“美国各城市丢汽车的案件很多，是否也是中国人干的？”
到台湾后，孙立人担任陆军总司令。当时国民党军中，蒋袒护海军空军，故陆军待遇不如他们，孙极为不满，追着蒋介石要求改善。孙一向看不起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夫人公馆派）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外号睡虎），情急之下喊道：“总座，我们可以比啊，国文也行，英文也行，数理化也行，操练也行，作战也行，来比好了！” 。。
丹青难写是精神（2）
哭笑不得的蒋介石道：“孙立人不懂政治。”
孙将军喜欢运动（在清华曾因运动受伤休学一年），在大学期间篮球打得很出色，入选校队，后来被选拔进入国家队，1921年参加了第三届远东运动会，中国队一路过关斩将，决赛中击败日本，获得冠军。报纸评论：“中国在篮球场上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扔进了太平洋。”孙立人因此战表现出色，动作迅捷，被冠以“飞将军”的雅号。因为孙立人喜欢篮球，到台湾后，成了台湾篮球运动发展的一大助力。中国将军作为国家队运动员的，一个是孙立人，一个是西北军名将孙连仲，后者曾任国家足球队队员。
孙立人修养好，交往的大多是冰心一流文化好友，为军中同僚侧目（侧目？的确是侧目，觉得看不惯这个满口洋文的丘八呗）。他亦爱好文艺，支持军中唱歌提升士气。当时远征军中流行三支歌：孙立人父亲做的新一军军歌，青年军从军歌，还有一首十分特别，竟然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孙很喜欢它的旋律，直到后来发现解放军定其为军歌才停止让部下唱这首歌（注：八路军军歌原始歌词没有“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这样敏感的内容）。
但是孙立人情绪激动时也经常骂人，口头禅带“他妈的”三字，这是长期在一线作战养成的习惯。他的英文秘书黄文美曾责怪他这个习惯不好，孙说：“我们当兵的，‘他妈的’三个字就代表了一切喜怒哀乐。”
孙立人廉洁，一生没干过贪污军饷喝兵血这种事情，亦不动用公费，薪饷常接济阵亡袍泽家属。因此，担任陆军总司令后家中清贫如故，菜金都要限制，若来客人需添菜，只有咸蛋、皮蛋或炒蛋，家人背后有“三蛋轰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