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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日记的循序渐进，安西把学生木村委婉地介绍给郁子，从醋意和嫉妒的兴奋剂中激发自己的性潜能。郁子接受丈夫善意的指示，为迎合丈夫而与木村私通，并把不贞行为写给丈夫偷看。事实上，郁子是否与木村真实发生了通奸值得商榷，似乎也可以把木村看做夫妇二人日记里的性幻想对象。安西怂恿妻子出轨，抑或妻子欣然接受，无不含有欺骗的成分，而这一切实际上终归建立在彼此深厚的感情和信任之上。特别是郁子的将计就计，让人感受到夫妻爱的强烈存在。另一方面，郁子在日记的舞台上与人私通，也得到自己潜意识愿望的虚拟满足。
谷崎润一郎《钥匙》对日后的官能文学、情欲影视作品具有一种示范的拓本意义。像团鬼六的官能小说《花与蛇》《幻想夫人绘图》《不贞的季节》、松下顺一《月下美人》等等，基本上都延承《钥匙》的情节架构。甚至意大利情色皇帝丁度？巴拉斯还拍摄过一个异国情调版的电影《钥匙》。
以爱之名，泅渡暗河（2）
石井隆的电影《花与蛇2 静子》取材于团鬼六的小说《花与社》，其实就相当于《钥匙》的改头换面。片中日记的道具被画像取而代之，年老的画商远山先生从他所敬重的画家的遗作，一幅以远山夫人静子为模特的紧缚画中获得启发，谋划了一场致使娇妻私通的阴谋。远山对静子的“不贞改造”，以及“陷害”她蒙受凌辱并偷偷看在眼里，俨然服用了壮阳物一般获得雄起，得以完成“腹上死”的夙愿。同时亦将爱妻潜意识深处深受抑制的真我一面系数解放出来。
团鬼六把《钥匙》的经验付诸实践写作《花与蛇》，人生忠于艺术，则酿造了现实的悲剧。在团鬼六的半自传小说《不贞的季节》中，官能小说家黑崎耽于写作而冷落了妻子静子，夫妻之间日益疏远，妻子与丈夫的弟子川田私通，黑崎得知后怒不可遏，却唆使川田进一步勾引静子，从而激发灵感，以此为素材写成小说。最后黑崎的作品付梓，妻子也离他而去，黑崎感到格外悲哀。事实上，静子对丈夫最初的不忠并非真正的不忠，出于对旧情的留恋，静子为拯救婚姻而甘愿成为丈夫小说中的不忠女人，然而不管是何初衷，肉体的背叛终究加剧了精神的背叛。私通的欺骗游戏反而使她对丈夫的感情彻底泯灭了，这是她始料不及的。
人类快乐世界竟潜藏如此奇妙的乐园，丑化作美，恶成为善，否定既定价值观，谷崎润一郎的世界被一种倒错的主观情感所支配。这种不乏伤感的、掩耳盗铃式的自欺哲学进一步反映在作品中，则有男方不忍目睹自己爱慕的女性骤然变丑，毅然决然刺瞎自己双眼的爱情绝唱《春琴抄》。
增村保造的《盲兽》虽脱胎自江户川乱步的犯罪小说，但与《春琴抄》也不无关系，其爱情的残酷与壮烈比《春琴抄》有过之而无不及。
《盲兽》顾名思义，它和《春琴抄》一样描写了盲者的黑暗与触觉世界，以及明眼人在盲人牵引下进入触觉世界的体验。《盲兽》原作付梓于1931年，可以说是日本文学史上最早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案例：盲按摩师绑架女模特将其禁锢，女方却不知不觉对犯人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好感。
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像个孩子一般单纯而疯狂的盲人，出于对于美和艺术的崇拜而禁锢了一名年轻女子，女人起初不从，逃跑未遂后则转而佯装顺从，虚与委蛇诓骗盲人。盲眼人难以明辨真伪，以及女人与生俱来的狡黠，使女人的诡计轻易得逞。然而颇具意味的是，女人勾引盲人，破坏盲人俄狄浦斯下意识精神状态的挑拨离间即将得逞，不自不觉自己竟开始假戏真做起来。如同《春琴抄》自毁光明的主人公，女人逐渐被引诱到盲人的黑暗世界、触觉世界、官能世界而无法自拔。欺骗自己——视觉器官处于“退化”状态而开启了触觉的眼睛。盲人与“盲女”在黑暗无助的世界里展开官能的斗牛，最终的结局比《水浒传》杨雄虐杀潘巧云的场面更惨烈，男人截断女人四肢并随后自戕，也算是一场泣鬼神的殉情。
这就是爱情隐密的后花园，在那儿或许荒草丛生，污水横流，男人从妻子不贞的行为中获得快感，或者陶醉于舔舐妹妹擦过鼻涕的赃手绢的自我折磨（《恶魔》），视美人的污物为香气扑鼻的美味佳肴（《少将滋干的母亲》）。谁也不知道在曼妙的面纱下面，那座人心底的后花园破败成了什么模样，是否已将被黑暗的河流吞噬，如若竭尽全力跋涉至彼岸，是否爱情才会得到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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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万个谎话
文/鲤编辑部
侦探小说大概是谎言的集中营。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和孤伶伶小岛，岛田庄司的雪中小屋， 绫辻行人的黑暗馆，每个地方，只要发生谋杀，就必定伴随着谎言。凶手们为了逃脱而说谎，而那只与谋杀有关的巨大秘密又迫使他们去倾诉，用谎言来瓦解内心的极端恐惧，牵扯其中的人们而为了忠诚而说谎，或许是为了保护一个朋友，或许是为了呵护一段自以为是的正义。有的证人说的全部都是实话，却看起来像是在说谎一样，因为他们想要尽可能得三缄其口。
布洛克写办理妓女谋杀案的《八百万种死法》，而侦探小说中的谎话一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于是这时候，每个侦探都是戳穿谎言的高手，阿加莎笔下的马普尔小姐坐在院子里织织毛衣，就能够拆开一个谎言，人被逼迫到极端的境遇，说出来的谎话都极其具有代表性。而露出的马脚并非是因为谎言不够完美，不在场证据不够充分，只是因为每个人的性格都已成定局，没有人能够越过自己的人性来说谎。
在阿加莎的谋杀案中，人们总是接二连三地死去，弥补，永远是不够的，那只被撕开的洞，望不到底。
维多利亚老小姐，或者谎言女王（1）
文/爱扣
我们都做过一道这样的智力题：一个岔路口分别通向诚实国和说谎国，来了两个人，一个是诚实国的，一个是说谎国的，诚实国的人永远真话，说谎国的人永远说谎话，现在你要去说谎国，但是不知道应该走哪条路，需要问两个人，请问应该怎么问？侦探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里，不管是衣着整洁过人的大侦探波洛，还是那个住在乡下，一年到头针线活儿不离手的马普尔小姐，他们所擅长的与日系侦探不同，不是从现场的蛛丝马迹里去破解密室的秘密，也不是硬汉派侦探小说里面的赤手相见，而是慢悠悠地询问，聊天，从言语间摸索人性。
一切就好像是马普尔小姐在《怪屋》里面说的那样，要知道凶手是谁的话，就要多与每个人说话，因为凶手总是有倾诉欲的，他需要与人分享自己的秘密，那个说话说得最多的人往往就是凶手，而在他的那些急于分享的谎言中，一定存在着破绽，就要得要去抓住那些破绽，真想便会呈现。
比起波洛来，马普尔小姐更加作为那些硬汉侦探小说中侦探形象的反面而存在着，她就是一个直接从维多利亚时代中走出来的老小姐，从小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社交圈就是些邻里坊间的人家，终生未嫁，脖子里裹条温暖的羊毛围巾，搭个小篮子，把毛线活儿在膝盖上摆开了，就开始观察周围那个充满了人性的世界。“一年到头住在乡下，人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性。”马普尔小姐在《平静小镇的罪恶》里说，人们或许穿得不一样了，声音与以前不同了，但是人们还是与他们以前一样，尽管用词有些变化，话题却是永远不变的。
于是阿加莎的故事里永远不会有血腥敢的描写，谋杀往往在平静闭塞的小镇，舒适温暖的火车，或者乡绅的藏书室这样静谧的地方发生着，随后也不会有惊心动魄的逃亡，一切的罪恶只是伴随着细枝末节的谎言，渐渐地浮现出来，人们永远无法摆脱的就是自己的性格，谎言在人性面前，便显得千疮百孔起来。波洛先生在侦破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时候说：“我对所有案子最感兴趣的只有一点，就是性格。”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日后的众多技巧派作家们都热爱阿加莎？克里斯蒂，因为她所描摹的并非激发人肾上腺素的谋杀场面，而是每个人的性格，说话语气，行为举止，口头禅，习惯动作，都是独一无二的。比较喜欢王安忆说过的一段话：阿加莎？克里斯蒂令人目眩的谋杀案，其实都是由一些简朴的理由生发的，她就像编制毛线活的女工，凭着简单的工具，材料，加上基本针法──于是，杂树生花，万树千树。
《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的谎言最为经典，因为这是一件发生在火车头等车厢里面的集体说谎事件，某天12个人为了杀死一个十恶不赦的谋杀犯而集中在从伊斯坦布尔开往伦敦的火车头等车厢里。一切皆因很多年前，这个谋杀犯绑架并且杀死了阿姆斯特朗家的小女儿，导致了整整一家人的惨剧，却逍遥法外，于是若干年后，阿姆斯特朗家的未亡后代，亲密朋友，律师，保姆，家庭教师等聚集在一起，决定私刑了断凶手，结果每人都在黑暗中扎了凶手一刀，然后互相用谎言来掩盖，制造出所有的不在场证明。所有的证词以及每个细节都是事先设计好的，整个设计就好像是一个安排得非常巧妙的拼花玩具，每加一片新的，就对破案增添了一份困难，这个案子就好像是一个幻想曲，完全变得没有合理性。
维多利亚老小姐，或者谎言女王（2）
碰巧在这辆列车上的波洛先生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拆穿那些最细微的谎言，便能慢慢地顺藤摸瓜，探寻到所有的真相。比如说他碰巧听到上校叫德贝汉小姐为玛丽，他了解上校这种类型的人，典型的英国人，即使遇见了一见钟情的女人，他还是会慢慢地，有礼节地向她求爱，而不会在短短几天的相处时间内就那么亲昵地呼唤她，因此他们一定是早就熟识彼此的，只是为了某个不可言说的原因而假装成陌生人而已。最会说谎的是哈伯雷太太，因为她住在死去的人的隔壁，她为了排除自己的嫌疑，发挥了自己演员的天分，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完全逼真，又略带可笑的，神经质的美国慈母形象，最后当谎言被戳穿时她用完全与之前尖利的声音不同的语调说：我总是设想，我扮演的是喜剧角色。
而这些谎言不会让人觉得反感，并非因为这些都是善意的谎言，而是因为这些谋杀者，他们属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在悲惨记忆过去若干年后，他们都已经有了各自的生活，却还是会为了共同的悲伤走到一起，这些悲伤所激发出来的情感力量如此巨大，如此热情，把所有的阴影都一扫而空，没有人能不为之动容。
谎言所携带的成分并非只是阴暗元素，马普尔小姐在《谋杀启事》里说：请别因为那可怜的人儿是个骗子就对她太持偏见，我的确相信在她的谎言背后，正如许多骗子一样，也有一部分真话。在《谋杀启事》的故事里撒谎者是平静小镇里的老太太布莱克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