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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心，陈蕴珍多么希望巴金能帮助自己早一天求得一个自立的光明前途。
当初，陈蕴珍之所以看过巴金的《家》就主动写信来，是因为她从《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姑娘正因为这本书才受到了深深的启发，从而把巴金当做她可以倾吐心里话的知音。
巴金和她娓娓地倾谈着。他在肯定陈蕴珍希望做自令其力的人的同时，也委婉地批评她千万不要象自己小说中的觉惠那样，走一条离经叛道之路，因为她毕竟是女孩子，而且她父亲也不是书中的高老太爷。
“李先生，你的话说得太好了。”他记得，那天陈蕴珍非常兴奋。刚来时脸上泛起的淡淡忧郁经过他们的交谈倏然不见了。巴金还在初次见面中她谈到对话剧的喜爱，谈到她在学校里排演话剧的时候，如何力排众议地扮演一个悲剧角色的经过，听得巴金不时为这姑娘的拼搏勇气所折服。陈蕴珍当时对巴金说：“我在没遇见先生以前，心中老是充满无边的苦闷，今天听了您一席话，我心里就象洞开了一扇窗子。我永远也忘不了从你这里得到的勇气。”
“没什么，陈蕴珍，我比你大几岁，经历也比你多。所以我要告诉你，人生就是不断和苦难做斗争。如果你身边没有了苦难和麻烦，那么你就再也没有了压力，没有压力的人是不能够成材的。”巴金在事过三十多年以后，还记得与陈蕴珍在上海新雅见面的情景。也就是从那时起，在他心里就产生了一种感觉，似乎他与这位宁波小妹妹早在前一辈子就有着某种特殊的缘份。自这次会面以后她开始不断接近巴金，两颗陌生的心开始彼此倾吐心曲，交流着欢乐与悲愁。
“13”……一个黑色的日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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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六十年代，巴金忽然感到从前大胆闯进自己寂寞生活中的少女，似乎正在悄悄离他而去。刚才在中山医院病房里和陈蕴珍坐了几个小时，觉得他与她仍然还有许多话想谈。可是，巴金心里清楚，萧珊刚刚做了肠癌手术才五天，身体还相当孱弱。她脸上几乎不见一丝血色，失血过多的口唇也发生了干裂，把当年的美丽与如今的憔悴进行对照，萧珊的现状让他心中万分痛楚。
在前往奉贤五七干校劳动之前，巴金曾经在松江县辰山公社接受批判和“再教育”。这期间他几乎与妻子断绝了联系。那些年他全然不清楚萧珊在上海武康路13号家里，一个人究竟是怎么过来的。直到1972年6月的一天，巴金在五七干校忽然收到女儿寄给来的一封信，才知道萧珊的病情已经相当沉重了。当时巴金多么想马上从奉贤回上海，看望患病在床的萧珊啊！然而，他的请假着实费了好一番周折。最后总算得到了干校“工宣队”的开恩，他才顶着炎热太阳从郊区回到上海。再次走进那熟悉的小院，巴金忽有一种隔世之感。他发现从前那幢三层英式小楼，如今早已失去往日的光彩，大铁门和墙壁上还留有贴大字报的痕迹。院里杂草丛生，花草早已稀疏，只有两棵玉兰树依然枝繁叶茂，在夏天的烈日下绿色叶片仍在风中顽强的婆娑舞动着。
巴金没想到前次离家时身体还算健康的萧珊，仅仅过了半年左右时间，就整整瘦了一圈。她再也不能手拿扫帚顶着凌晨的寒风，一人悄悄到门外清扫大街了。美丽的萧珊如今沉疴在体，她削瘦得脉若游丝，只能长卧病榻了。
那时，巴金心中愁肠百结，他不知萧珊究竟患了什么病，只知她每天都会出现经久不退的高烧。在他休假那几天，巴金几乎每天都陪她出入附近的卫生所和大小医院。在门诊求医的时候，医生们始终对萧珊为什么经常发烧感到难以理解，血常规化验也查不出任何问题。巴金本想把萧珊送到像华山和华东那样医疗水平相对较高的医院去求诊，然而萧珊却百般不肯。他知道妻子比自己还了解当时的政治情势，一个正在奉贤接受“再教育”的“反动权威”家属，到那类大医院去看病究竟会遭遇怎样难堪的场面？所以，萧珊始终不肯依从他的建议，直到巴金的假期已满，萧珊仍在家里勉强以口服药维持着。
“蕴珍，不然，我还是续假吧？我说什么也要等你的病情转轻再走呀！”临行的前一天，巴金心里万分痛苦。他无法面对妻子那张越来越无血色的面庞，看到她每天在不明原因的高烧中辗转床榻，巴金就痛心疾首，他对妻子的病感到爱莫能助。想到自己无法尽一点丈夫的责任就回奉贤干校，他心里更是无法安宁。
“别、别别，我这里一点事儿也不会有的。”不料萧珊见他为难，就急忙劝止。她显然理解丈夫此时的处境，也知道奉贤五七干校的“工宣队”对批准巴金的假期究竟持何等冷冰的态度。
巴金站在萧珊的面前想了又想，他心里真如一把刀子在剜。想离开却又不忍心，想留下继续帮助妻子到处求诊问医，又感到在上海滞留的时间过久，回去以后难以面对“工宣队”和“军宣队”那些冷漠无情的脸。看到萧珊的病容，巴金的心几乎快碎了，但是他在妻子面前尽量克制内心的痛苦，脸上也每每露出淡淡的笑纹。分手前他俯在她的床榻前，关切地说：“蕴珍，好吧，我就先回去。不过，你一定要答应我，说什么也要想办法把自己的病搞清楚。你要知道，高烧不是什么好事儿，靠吃一般消炎药也不能解决问题。依我看，你最好是到医院去打吊针，我听说吊针的效果比口服药要好一些，而且见效也快。”
萧珊凝视着巴金那双充满忧戚的眼睛，心里也感到几分依依难舍。但她知道如果自己留住丈夫的后果是什么，于是她从容地点了点头，脸上尽量露出笑意，说：“你就放心走吧，我不会放着自己的病不治的。再说，发烧也不是什么大病，也许就是感冒。我想，再找一家大医院看一下，打几个吊针，烧也许就退了。”
巴金就这样离开了爱妻，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他熟悉的家门。
奉贤五七干校的大门就在眼前，可是巴金却望而怯步。他不想迈进那个大门，他不想再见到那些冷酷无情的脸孔。“工宣队”和“军宣队”对他的厉颜冷目，让巴金心里感到阵阵发怵。一九六八年以来，他就好象一直在做梦——一个总也不能醒来的噩梦。一月下旬，他忽然被人从干校里叫出来，连夜被大卡车送往上海市区，原来竟是要他去参加批斗上海市委主要领导陈丕显和石西民的大会，巴金没想到他竟会成为陪斗者。回来后，这种半夜里被人叫醒，然后又被人用卡车送往市里接受无休止批斗或陪斗的事情就接连而至，最后到了防不胜防的地步。
到了这一年的二月，巴金竟发现从前在他心里极有威望的《文汇报》，竟也发表一篇万余字的长文《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他无法理解报上的调门为什么会那样高，为什么会把他这个以写作为职业的作家，当成了人人喊打的“反革命”？巴金纵然从心里接受不了报上的指控，可是接下来的批判更让他瞠目结舌，他没想到到了炎热的六月，不仅《文汇报》对他大加笔伐，而且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上，也以《斗倒批臭文艺界反动〃权威〃巴金》和《彻底斗倒批臭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金》为通栏标题，连日发表多篇批判文章，矛头直指他的作品，甚至进行人身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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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一个黑色的日子（4）
巴金似乎感到自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因为报上的可怕调门似乎已经给他的问题定了性！在那个年代一旦被报上定性的人，是决然不会再有出路的。他已经从许多人自杀的严酷现实中看到了可怕的前程！不过，巴金只要想起萧珊，想起武康路上的那个家，他的轻生念头就转瞬而逝。“不行，我还要活下去呀！”他常常这样对自己说。
特别让巴金不能容忍的是，6月20日在人民杂技场召开的上海文化系统〃斗争巴金电视大会〃。善良的巴金有生以来从没见过这样大的阵势，他不知为什么要把他的批斗会开成史无前例的电视大会，他作为作家，无非就是写过几本小说！巴金不理解自己的小说真会象别人指控的那样是出于“反革命”的目的？
这种情况直到1968年秋天才有所改变。当时，“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了上海巨鹿路的作协机关。巴金这才感到自己的问题似乎有了一点转机，因为“工宣队”和“军宣队”毕竟与造反派有所不同，他们是带着毛泽东的上方宝剑而来的，他们会对自己实事求是。然而让巴金大为失望的是，对他的批斗仍然没有停止，不久，他们这些“黑帮”们又被送到松江县辰山公社参加〃三秋〃劳动，巴金竟然还受过几次难以忍受的〃田头批判〃。
这样的苦日子又过了一年，一九六九年二月巴金才回到了巨鹿路作协机关。
不知为什么“工宣队”对他的看管稍稍放松了一点，这时候，还允许巴金参加〃革命群众〃的学习会。当然更多的时间仍是对他的批判，不过调子已经变了，不再提巴金是“反革命”和文学界的“黑老K ”了，而是集中火力批判巴金的“无政府主义”和大毒草〈《家》、《春》、《秋》。巴金渐渐意识到对他的批斗高峰已经过去了，在这种时候他开始悄悄的重温历史，并千方百计寻找文艺类书刊去读。可是，那种年月到何处去找想看的书呀？
后来有一天，他在巨鹿路作协机关搬东西的时候，无意间从地上拣到一本但丁的《神曲·地狱篇》，巴金如获至宝，一有时间就悄悄的背读，后来他为不让自己经常不拿笔的手不至于不会写字，就开始在“牛棚”里偷偷抄写这本书，在凄苦无奈的年代里这就是巴金心中追求的最大乐趣了。
1970年春天，巴金开始从巨鹿路转移到松江县的辰山公社劳动。春节后他又被押往一个更加陌生的地方——奉贤县五七干校。这时的巴金已是66岁、头发开始花白的老人了。他没想到自己竟被编进了上海文化系统的某团第四连，在干校里专干一些他力所不及的重活，如搬运稻草、抬粪水、种菜、喂猪、搓绳等等。当然，如果在这里只是让他劳动，倒也是巴金能够接受的；这几年他在这里已经把干重活当成了一种苦闷中的解脱，让巴金无法承受的还是不间断地被人押回上海批斗和游斗。因为每一次让他作“喷气式”和脖子上挂大牌子游街的时候，巴金都感到体力有些不了，有时他甚至一场批斗下来，满头都是淋漓的大汗了。
现在当巴金又出现在奉贤干校门前，他心里反射般地狂跳起来。但是，巴金必须要走进去。回到奉贤干校不久，巴金就壮着胆子提笔给干校的“工宣队”领导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报告
我爱人萧珊近年多病，本年五月下半月起病倒在床，发高烧到摄氏三十八度左右，有时超过三十九度。曾到医院挂急诊号检查治疗，并不断看中医服中药。两天前还到地段医院拍过片子。
但自今还没有检查出病源，三十几天中热度始终不退。现在她一面继续服中药，同时还准备继续进行检查，急需医药费较多，多从生活费中挪用，今后开支相当困难，拟请另发医疗费一百元，以便继续给萧珊治病，这一要求希望得到批准。
文化系统直属四连连部 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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