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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方面下工夫最有价值。
五四运动中胡适大露头角，发表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开始提倡白话文，这一点对我又有一个极大的影响。因为我师事姚公鹤和章太炎两位先生，他们都要我读古书，对白话文则嗤之以鼻。我初时写作，觉得文言文容易写，白话文难以下笔。可是多看了几遍《红楼梦》之后，觉得白话文写得好的话，比文言文写的林琴南小说更是传真而美妙。
由于对胡适格外崇拜，便百般设法搜集他的一切文字和刊物。五四运动后胡适的文章，大都发表在北方，上海的刊物只有一份《新青年》杂志，南北远隔，看来似乎没有认识他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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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餐会上 初识胡适
上海棋盘街相近，很早有一家亚东图书馆，首先用新式标点出版很多小说书，如《红楼梦》、《水浒传》等，书的前面必有一篇胡适的考证文字。在当时的书坊，小说书向来都是线装石印的，老式圈点，分段不明，不要说前面没有考证文字，连小说书作者的名字都没有刊出，所以从亚东图书馆开始，旧小说的面目为之一新。
我最初行医，诊务清闲，上午完了，下午就没有工作，诊所初时设在南京路望平街转角，这地方是上海发行报纸的中心。我利用空闲时间，办了一张《康健报》，是专门介绍卫生常识的周报。因为是创始第一家，销数很广，因此我认识了许多出版界中人。其中有位郑耀南是交际家，他联合各方面友人发起一个“吉社聚餐会”，每一会员都属不同的职业，有律师、会计师、中西医师等，中医师就是我，每周聚餐一次。因为社员是十一个人，就将“十一”和“口”字相接，称作“吉”社。聚餐时例必邀一位特客，这位特客，多数是文教界或专业名流。
我们十一个会员之中，有一位是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周，他是安徽绩溪人，精于饮馔之道，每次聚餐定菜，都由他去接洽。当时上海最时髦的菜馆，全是徽馆，因此我们的###，十次中有七次是在四马路望平街相近，一家有名的徽菜馆“民乐园”。
有一次聚餐，汪孟周邀了一位特客，是来自北方的教授，一经介绍，才知道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适。我当时高兴极了，真是俗语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胡适见到我们一般社员，都是上海的洋场人物，商业气息很重，所以他发言不多，但对“民乐园”的菜肴，认为是他的家乡风味，十分欣赏，特别是对炒蟮糊、炒划水、炒秃肺、炒圈子几只菜，更是赞不绝口。汪孟周就讲起他和胡氏是四代世交，而且是徽州绩溪县龙井乡的小同乡。他开的亚东图书馆，胡氏有一百两银子股本在内，所以胡适在上海出版的一切著作，如《胡适文存》和《胡适文选》以及一切新式标点的旧小说，都由亚东图书馆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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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母校 访寻旧址
胡适在席面上问起我的籍贯，我说，我三代之前是浙江平湖，但是出生在上海县城大东门内。他听见“大东门”三字，大大的高兴起来，他说他也出生在大东门外程裕新茶叶栈内，我告诉他这家茶叶栈至今还开在原处。他又问我上海县城内有一家梅溪学塾是否还存在？我告诉他梅溪学塾现已改名梅溪小学，仍在蓬莱路新上海县署斜对面。他听了之后，便说他小时是在这间学校读书，于是和我约定了一个日子，一同到南市去巡视一次，他要探索出生和儿童时代读书之地，我当时就一口答应。
到了约定的日子，我们搭电车到南市，先访程裕新茶叶栈，一路沿着大东门大街走到董家渡，在他记忆中所能认识的就是这地方的一个很大的天主教堂和大码头“南市常关”。玩了很久再搭电车到小东门，进城隍庙，在各式摊档上吃了许多糖果点心，又由城隍庙步行到梅溪小学。这时天色已经很晚，学校的校长茅先生，一个人留在校中改卷子，胡适自我介绍之后，茅校长大表欢迎，并且说他小时也在梅溪学塾读书，所以坚定要留胡适同我吃晚饭，以便畅谈，情意亲切，我们只好接受他的盛意。
这位茅校长生活俭朴，向来进餐只有简单的一荤一素，这一晚他另外添了一碟炒菜、一碟白鸡和两壶绍兴酒，大家边吃边谈，尽醉而止。胡适说这一天给他的印象，是美国回来之后，一个最值得怀念的日子。茅校长娓娓不倦地谈梅溪旧事，坚持要亲自送胡适返旅馆，因此吃罢之后，由梅溪小学出老西门经法租界进入英租界麦家圈，到达老惠中旅馆。胡适又很高兴地叫了一些酒菜，三人重新畅饮，直到深夜而散。
隔了几天，胡适问我徐家汇土山湾天主堂图书馆认识不认识？他想要到那边去参观一下，我说，这个图书馆是专供神父们用的，对公众并不开放，但是我有一个相熟的徐甫靖铎士，他是负责管理图书馆的，我可以陪同你去。于是我们约定了时间一同坐电车前往。
徐家汇天主堂图书馆，藏书极丰富，但完全没有一般图书馆的设备，只是一座极大的藏书楼，连目录册都没有。我们到了那边，由徐甫靖的介绍，可以随便向各书架去取书。有一个部门，藏的是中国历代各省各县的舆地志和县志一类的书，胡适对此大感兴趣，说这类书就全国而论，这图书馆可高列第三位。因此我们在那里盘桓了三个小时，而且还和那位铎士大打交道，以后他便独自去了好几次。
胡适曾问我旧书铺熟不熟？我说：“我平时有空闲，常跑旧书铺，家家都很熟，可是旧书铺集中在城隍庙桂花厅旁和三马路两处，总共不到四十家，还有七八家旧书铺是没有招牌，没有门市部，设在满庭芳的陋巷之中，没有人指引是找不到的。”他听了之后，甚表高兴。他说，他在北京琉璃厂旧书铺家家都很熟，跑进去买书，有一个书桌子，可以尽管坐着翻书看书，或是抄书，即使一本书不买，那边的掌柜还是恭送如仪。可是他在上海到过两家旧书铺，抽了两本书不买，铺中人的面色就不好看了。我说：“招呼主顾，北方人的礼貌，向来为其他各地所不及。但是此地的旧书铺，要是相熟的话，也可以尽看尽翻，连拣中了几本，不付钱带回家都可以。”于是他要我介绍了几家。
后来我才知道，胡适到旧书铺去，目的只是看书，轻易不买一本书。而且他买书的习惯，只买价值银元一元以下的书，超过了这个价值，他便不买。他在北大时，见到任何好书，向来只要开出书单，交由北大图书馆去购买的。
胡适在三马路一带旧书铺跑了半个月之后，有一个感想，认为北方的旧书铺搜集时书虽然多，但是所有的书，都是北方旧家买出来的，其中多数是北方刻本。上海旧书铺有江西版、四川版、安徽版，连华南的刻本都有。还有许多好书，是从浙江宁波天一阁及常熟铁剑铜琴楼两大藏书楼所流出来的，所以他说上海旧书铺未可藐视。
胡适欢宴 童年老师
我陪着胡适到南市各地访旧，那时节上海的交通只靠一条环城电车，在城内城外的大街小巷没有电车，只能靠人力车代步。胡适对人力车坚决不肯坐，认为“人拉人”是不人道的，所以来来往往，大家只靠两条腿走。
我们一路走一路谈，胡适的谈风极健，每谈完一件事，都要大笑一阵。而且他的态度非常客气，尤其因为我那时正在青年，他更诚恳和亲切。只是讲到若干场合，他会隐隐地流露出异常骄傲的样子，一点也不肯迁就别人。
胡适娓娓不休地谈论他童年时的情况，最得意的是考进澄衷学堂连跳几班，这间学堂是由商人叶澄衷捐地数十亩，捐资十万两倡办的。他在谈话时问起我叶澄衷的后代近况如何？我就讲出叶家的情况，在霞飞路有一间大住宅（后来改为新的虹桥疗养院），在江湾有一个叶家花园，子孙很多，其中有一个孙子叫做叶仲芳（别号小抖乱），这位少爷行为荒唐不羁，报纸上几乎常有他闹事的新闻，胡适听了摇头叹息。
他在谈话中又问起他在澄衷学堂中有一位老教员而且担任过校长的谢观，我说：“谢利恒先生，现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编辑，出版了好多地理书和中医书，商务出版的《辞源》，他是编辑人之一，一九一七年受上海名医丁甘仁之聘，担任中医专门学校校长，我本人就在那间学校毕业的。”他听见我这番话又极高兴，要我想办法约谢老师吃一餐饭，由他作东道。
我到谢老师那边，约定了一个日期，一同在大新街“松月楼”吃素斋。谢老师见了胡适的面，就谈起澄衷学堂对历届毕业生的考卷，始终完整地保存着，他记得胡适写的九宫格大楷也在其内。（按：三年后澄衷学堂举行展览会，曾经展出胡适习字卷。）
胡适听了很高兴，他说：“中国自有学校以来，第一部教科书，就是《澄衷学堂启蒙读本》，这一部读本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历史性的价值。是否现在还能觅到一部？”谢老师说：“我本来有两部，一部在进商务编译所时，作为编著《共和国教科书》的参考资料，一部藏在家中，我可把这部送给你作为纪念品。”胡适听了逸兴遄飞，连饮了好几杯酒。饮罢，就一同步行到北浙江路火车站相近谢老师的寓所去取书。这部教科书是油光纸印的线装书，他摩挲很久，因为幼年时读过这部书，他受书之后，就请谢老师取出两张宣纸，一连写了两幅屏条，一幅送给谢老师，一幅送给我。
大约三天之后，胡适又要我陪同到虹口塘山路澄衷去，那时澄衷已改名“澄衷中学”。那天恰巧放假，没有见到什么人，但是胡适还是巡游操场、课室等处，盘桓了三小时，大发“思古之幽情”。
这次会见胡适，他再三再四地告诉我，写文章一定要用白话文，并且要少引用成语，应该“越白越好”。因为各朝各代的文言文都是不同的，汉魏六朝，有汉魏六朝的文言文，唐宋有唐宋的文言文，明清有明清的文言文，清朝的策论，简直全部是堆砌而成，一无价值。到了民初后，严复创立一种新的文言体，梁启超又创了一种新文言体，已经把旧的文言文加以翻新，然而总不及白话文能影响到大众。做文字工作的人最忌写深奥的古文，因为文章写得越古，越是令人看不懂，失掉了写作的意义。这些话对我的影响很大。他还建议我写的字，要“越清楚越好”，这一点我也经久地遵守他的意见，连开药方也从不写一个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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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乡前辈 大发牢骚
胡适何以辞去了北大教授到上海来，我并不知道内中情形，只知道那时胡适在上海并没有任何职务，住在老惠中旅馆，中午一定到亚东图书馆进午餐，饭后就和汪孟周等打几圈麻雀（即打麻将。——编注），但不久又绝迹不去了。
我们的吉社聚餐会，每周照常举行，汪孟周有时吃得醉醺醺。我提起胡适为何久无消息，汪孟周就搬出满腹牢骚，从他许多牢骚话中，我知道了好多关于胡适的事情。
第一件事。胡适到上海，有人介绍他给《时报》老板狄平子，要做《时报》总主笔，但是没有成功。（我写此文时，《时报》后任主人黄伯惠先生恰好同我小叙。黄先生告诉我，胡适对上海各报，以对《时报》的评价最高。由于一位姓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