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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书中获得这个信息非常高兴：与阿拉伯半岛北部的游牧特色不同，南部阿拉伯地区农业占据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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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人的历史（2）
一直以来，反对“西来说”的理由之一是“西方”（西亚或中亚）是游牧民族，农耕并不发达，而中国远古时期就显露出农耕社会的特征。南部阿拉伯半岛的农业特色假如还不能证明中也之间有必然的联系，但起码已经破解了农业与想像中的游牧不对称障碍。
大名鼎鼎的“萨巴”来历
今天在也门，人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集团或机构以“萨巴”命名，学校、医院、通讯社，不一而足。“saba”有很多意思，其中之一是“奴隶”。其中一个传说是这样的，“盖哈坦”有一位曾孙叫阿卜德·萨姆斯，此人能征善战，在掌握王国统治大权之后改名为“萨巴·本·盖哈坦”，他常常将战俘沦为“奴隶”而得名。“希木叶尔（Himyar）和凯赫兰是萨巴的儿子，这两个人构成了盖哈坦后裔的两大著名支系，……今天的也门人，大都可以追溯到这两个人”①。萨巴的后裔建立了后来的萨巴王国与希木叶尔王国。
假如说麦因王国的出现大家意见不一，那么对于取而代之的“萨巴王国”局面稍有改变。因为它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有一种说法是，公元前630年“萨巴王国”取代了“麦因王国”。但我怀疑这个说法并不确切，萨巴应该早就存在了，只是在这个时期“麦因王国”彻底灭亡而已。古代许多国家都存在这样的王朝错落的格局。这个改朝换代其实是同宗内的革命，不属于外族入侵。假如将其置换到中国境内，判断出夏、商、周之间也是同宗革命，有些中国古代的问题就很好理解了。
中国在东周期间有“上天变乱”、“礼崩乐坏”之说。我曾经在前两本书中推测过这个政治变乱与中东的某些政治巨变有关。现在拿也门的政治局势套入试试，看看效果如何。假如有人指责我的假设过多，我要解释的是，本来中东就是应该作为一体来看待的，所有这么多的假设其实都基本相同更能说明他们的谐振一体性，或者说是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
中国夏朝始于公元前2046年，有人认为麦因王朝也始于公元前2000年之前。不过要补充一点的是，麦因王国并不局限于今天的也门，它也蔓延在沿红海的沙特一侧。
中国商朝始于公元前1600年，红海东岸的也门附近无相应事件，但红海西岸的古埃及有。
中国甲骨文出现于公元前1300年，也门“公元前14世纪”是一个特殊的强盛时期。
中国周朝建立于公元前11世纪，也门著名的“萨巴王国”出现于大约公元前10世纪。
中国东周“春秋”于公元前770年开始；“麦因王朝”同期衰落，一些控制区域纷纷宣告独立，王权失控。麦因王国在公元前630年被“萨巴王国”消灭。公元前8世纪开始，萨巴王国也卷入了一场持续近3个世纪的内战。种种迹象显示，红海南段的文明由此时期开始一落千丈。
在考察以上的对应时请不要期望能得到绝对的严丝合缝的接合，那是不可能的。首先是距离太远，即便是传递信息也有一个相对的时期，另外还有消化这些变动的时间；其次是在外的类似“总督”也有逐渐自行掌权的可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或许也是当时的惯例。中东的变动不一定会同时引起中国的变化，要辩证地看两地之间的连动关系。历史本来就很复杂，不能整齐划一。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不放过任何疑点的初级研究阶段，尽可能多地搜集资料并拼接描画可能的基本轮廓，还不是非要得出一个非此不可的严密结论。
民族与国家的成因积淀异常复杂。在漫长的历史中，各种不同的力量在转化、融合的过程中盘根错节，今天想剥离各方之间的不同关系，比解剖人体还难，起码我们缺乏足够的新鲜证据。尽管从表面上是那样简单，内里之复杂足以让一切习惯“严谨”的学者望而却步。相比起来，做个外科医生或许更容易一些。老实说，我现在的工作也仅只是从外部看到的凹凸表面，距离揭示内里清晰的细节还早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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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麦因王国
“麦因王国”得名于它的都城“麦因城”，后来“麦因城”改名为“盖尔诺”，地理位置在今天的萨那以北地区。还有一个说法是，麦因建都于Karna （现在的名字为Sadah）。
他们的族源除了《圣经》上的资料之外，考古学家认为他们来自两河流域地区，与亚伯拉罕家族出走的路线差不多，其核心就在今天的伊拉克国家境内。他们的祖先经过长距离的迁徙，把两河流域的文明在也门附近地区再进行一定的本土化，当有人把这些文明元素带到东亚地区的话，我们在几千年后从地下挖掘出来之后确实很难分清他们的源泉到底在哪里。经常有人说中国的某些文明遗迹确实有西亚的痕迹，但又不能肯定，部分就是这样的原因，长期的流变扰乱了我们的视线，三星堆就属于这样的一个例证，既有两河地区的文明特征，同时也有红海两岸的特点，让人莫衷一是，难下定论。
“1870年法国的东方学家哈利菲在焦夫地区发现了马（麦）因城废墟……马因人最初用腓尼基字母记录他们的社会活动，讲古阿拉伯语”①。这为中国夏朝为什么使用腓尼基语似乎做出了解释！南部阿拉伯地区最初使用的同样是腓尼基文字。但当时世界上使用腓尼基文字的民族很多。
麦因王国到底是个过眼烟云的小国还是个让人不敢小觑的大国？它是否有足够大的政治与经济势力扩展到中国去呢？
麦因人在“希木叶尔文字出现后，改用希木叶尔文字，在阿拉伯半岛、埃及、沙姆发现的希木叶尔铭文说明，马（麦）因人曾占领了南起哈达拉毛，北至希贾兹的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区域，其势力一度扩展到巴勒斯坦南部和埃及东北部，取代了亚述人、腓尼基人、埃及人的地位”②。这个历史上所谓的“希木叶尔文字”就是中国已经很熟悉的“南阿文字”，它还有第三个名字叫“萨巴文字”（Sabean Scripts）。
麦因王国是一个“神权政体”。国王就是“大祭司”，称呼为“麦兹瓦德”，后改为“马利克”，就是“国王”，成为世俗体制。麦因王朝曾经有27位国王当政，世袭制，或兄弟继承或父子继承关系。国王的权力因为一个所谓“咨询委员会”的存在而受到一定的限制。以上的描述与中国的商朝统治结构基本一致，尤其是国王的继承关系。
农业、商业与水利发达是麦因王国的主要社会基础与社会特色，商业主要经营香料。这个大帝国曾建立了许多通向埃及、北部叙利亚以及东方印度等地的商道，也有人说商路一直通往中国！商队安全由军队保护，商道的沿途驿站后来被变为麦因人的殖民地。
也门古代最具特色的水利设施是大大小小的水坝，据史料记载有几百个，最著名的一个叫“马里卜”（Ma'rib）水坝，修建于示巴女王执政期间，大约为3000年前。当时麦因王国还存在。
中国古代也有几个著名水利工程，名列中国“四大古代水利工程”之一的芍陂（今安丰塘）至今还在发挥效应。此塘坝修建于周定王十年至十六年（大约公元前613年…前519年间），楚令尹孙叔敖督建，“周百二十里，灌田万顷”，当初坝周为60公里。这个灌溉工程的水文知识可以怀疑来源于善于水利的也门人。“马力卜”大坝比中国的安丰塘早大约500年，规模恐怕更大，因为千年后该水坝塌崩的连带效应造成了整个国家的政治###，可见其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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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巴王国以及中国的“西伯”
“萨巴王国”是也门上古最著名的王国，也最富有传奇色彩。因为“萨巴”（Saba）的名字实际上与“Sheba”相通，《圣经》中著名的“示巴女王”（Queen Sheba）就是来自红海南段的“萨巴女王”，只是翻译不一而已（在本书中为方便迎合两个系统的表述可能分别使用这两个名称，请注意她们实际上是同一人）。
“示巴”或“萨巴”与中国西北渭河流域的“西伯”可能有某种直接或间接联系。“西伯”为周人之祖。尽管《圣经》里还有一个更古老的支系名字直接就叫“希伯”（汉语拼音xibo），但实际上此“希伯”在英语中为“Eber”。“示巴”（Sheba）的发音“∫i：b ”才更接近中国“西伯”。
周文王的父亲季历具有“西伯”爵位①，他是一位商臣。“文丁杀季历”之后，帝乙（纣王的父亲）后来在军事危机下为了修好竟然同意周文王继承“西伯”爵位，并赐予其征伐大权，为以后商朝覆灭埋下了祸根。有学者说关于这一时期的某些事情，古籍与甲骨文上的记载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某些东西被人从典籍中抹去了。
通过文献看，实际上“西伯”在中国历史上不仅仅是个爵位，而且更像是一个方国、民族或者地域的名称，将远在阿拉伯半岛的“示巴”作为其殖民母国引入参考，非常合乎逻辑。看看“西伯”在《史记·殷本纪》出现的语境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西伯昌闻之，窃叹。宠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 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
很明显，“西伯”既可以代指“昌”这个人，也可以代指他的国家甚至地区。这与“示巴”在也门的情形相同。还有一个微妙的变化是，自从武王执政之后，似乎“西伯”罕见。它是一种政治“断脐”，暗示了周王登基后摆脱“西伯”（即“示巴”）的姿态，还是提示了我们商王朝本身是一个包含了“西伯”（示巴）利益在内的集团？或许两者兼具？也就是说，商王朝是“示巴”等多国势力的集合，其中包含了“示巴”（西伯）的势力，但“周”却只是“示巴（西伯）”这个集团的王朝，但是自从周开始以后，周人反而不再称呼自己为“西伯”。
张光直在《商文明》一书（183页）有关“邑主”一节中说：“每个邑主都代表着他的族、城邑和或大或小的土地，该邑主与他的族和城邑三者皆以相同的名字命名，但是，在甲骨卜辞和金文中发现的诸如此类的名字都是按照他们的亲戚关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