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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是气候更为恶劣、条件极差的地方。
5个月后，他被送到因戈尔施塔特第9堡垒战俘营，这里戒备森严，专门关押曾经试图逃跑的战俘。然而，戴高乐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逃跑，他甚至觉得这是自己作为战俘继续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这次怎么逃跑？戴高乐想出了一个办法——自残！他偷偷地服用了大量的苦味酸，这是一种做柠檬水的原料，喝多了会出现一系列特别可怕的重度黄疸症状，如脸黄、眼黄、尿黄等等。当时，戴高乐喝完照镜子时，连他自己都吓坏了。不过他终于如愿以偿，很快被送到当地战俘医院治疗。在医院里，他找到了一个机会，与另一个名叫迪派的法军少尉商定逃跑。他们又偷来一套德军军装，迪派化装成德军护士，搀扶着假装生病的戴高乐，混出了大门，立即向瑞士方向逃跑。可是，这一次又失败了。5天5夜又冷又饿的路程，使他们疲倦不堪，像流浪汉一样狼狈，所以当他们走到乌尔姆时被德军发现，又被抓回了战俘营。
就这样，戴高乐一连逃跑了7次，最终还是没有逃出去。德军对这个法国大个子屡教不改的逃跑行为极为恼火，再次把他从条件相对较好的罗森贝格战俘营送回因戈尔施塔特第9堡垒战俘营关押。
在最黑暗的日子里获取成功的资本（2）
狼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性格，就是屡败屡战。从戴高乐数次逃跑的经历，可以看出他就具有狼一样的性格，从不因为失败而轻言放弃。晚年，戴高乐非常愿意讲述这些越狱的经历，甚至比讲述自己参加的著名战役的次数还要多。他的儿子回忆说：“父亲讲述这些经历时，没有一丝渲染，完全是平铺直叙，但是非常仔细，就像作战斗总结一样。”戴高乐之所以如此，完全是想用这种方式减轻自己因为被俘而感受到的耻辱。
逃跑不成，也不能老老实实地当战俘。戴高乐对曾经给予法国奇耻大辱的德国极为仇视，为了打败德国，他必须要了解德国。于是，他利用在战俘营的时间，开始了对德国国情与民族特点的了解。戴高乐德文水平不错，能够熟练地阅读德文报纸。他通过狱中的德文报纸，密切关注战争的进展，而报纸中所披露的事情，是在实行严格新闻检查制度的法国难以看到的。他做了许多摘记。在狱中的这些收获，后来成为他撰写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倾轧》的基本资料。
他利用被囚禁的机会，积极地同周围的难友们进行交流沟通，博得了一个“大元帅”的美誉。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同时也具有社会属性，在什么情况下都需要有交流。交流的方式、内容与质量，决定着能否成为交流场的磁心，能否通过交流营造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也反映出这个人的素质和能力。
俘虏们的生活是寂寞的。常年处于高墙与铁丝网的包围之中、看守与机枪监视之下的战俘，最容易陷入可怕得令人窒息的苦闷、不安、恐惧与绝望的氛围里。然而，生性好动的戴高乐一刻也不想静下来，他经常主动与大家交流。他利用自己的知识，在狱中给大家讲战略课，向狱友们介绍战争过程，交流作战体会。他被俘时，坦克还没有出现在战场上。可是，他在狱中从德文报纸上看到英国人在索姆河战役中首次使用坦克的消息，马上敏锐地感觉到这种新装备的巨大潜力。他指着报纸上刊载的坦克照片对狱友们说：“这个看起来笨重的大家伙的出色表现，很可能预示着它会成为未来战场上的天使。”
坦克，今天的“丑小鸭”，明天的“白天鹅”。这一前瞻性认识，竟然出自戴高乐在狱中的学习，而这时，他连坦克什么样都没有看到过。如果没有独特的思维模式，如果没有在逆境中仍然积极向上的精神，如果没有深厚的专业知识，一个人很难对一件没有接触过的新事物做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
他的狱友雷米·鲁尔曾经这样评价战俘营中的戴高乐：
这位个性倔强、看起来有些冷漠的年轻人，身上有一种坚强的意志，他善于克制自己的精神危机和感情冲动，他一刻也不愿意闲下来。但是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法国人沉着、理智、自我克制的优点。如果司汤达还活着，他们肯定会成为莫逆之交。他总是抓住时机增长见识，而且非常乐意毫无保留地把知识传授给别人。他是我们这个圈子中的核心。大家对他产生一种敬畏之感，把他称做“大元帅”。
25年后，英国首相丘吉尔也称戴高乐为“大元帅”。从狱友们的戏称到他国首脑的尊称，靠的是戴高乐自身永不屈服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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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战胜法国只花了15法郎（1）
法国作家博那尔在《夏尔·戴高乐》一书中，引用了一位法国人对德国人讲的一句话：“德国人赢得战争只花了15个法郎——戴高乐那本书的售价。”评价不免有些夸张，背后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社会中往往存在一种现象：各种事件以特定方式展开，使过程与制度变得僵化和不可改变，进而会对经济过程和经济制度产生影响，当外部条件改变时，依然难以改变那些顺应从前力量的旧制度、旧习惯、旧思想和旧技术。要想成功，就应该跳出这种“路径依赖”模式，以敏锐的思维认识事物，成为新事物的创造者。而法军高层的保守派就是患了“路径依赖”的病症，在二战初期断送了自己的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坦克为代表的进攻性武器得到迅速发展，然而，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法国却忽视了坦克给战争形态可能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仍执着于上一场战争胜利的经验，认为阵地战将是下一次战争的主要作战方式，发动战争者将在坚固的阵地防御面前得不偿失。于是，法军采取了实行短期兵役制，教育军官不得采取主动、冒险的作战方式，减少一切与敌军进行机动战和遭遇战的可能，修建马其诺防线等等措施。这种思想还影响到了坦克的设计。法军要求坦克设计不考虑机动作战的要求，而强调其防护性能，结果法国生产的坦克都极为笨拙。
胜利者最容易保守！因为他们具有“路径依赖”心理，习惯于用已知经验和一度被证明有效的思维去认识事物，指导自己的行为。
然而，法军中还有一个人并不如此，这个人就是戴高乐。
从战俘营中走出来的戴高乐最强烈的心理感受是耻辱！更为重要的是他把个人的耻辱与国家的耻辱联系在一起。这个酷爱历史学的军人，从德国与法国的历史中预感到，现在被《凡尔赛和约》锁住的德国虎，只是在暂时休整。他特别赞同法国元帅福煦对时局的评价：“这不是和平，这只不过是20年的休战期！”他知道德国迟早会复仇。为了让法国不再像普法战争那样遭受割疆裂土的失败耻辱，为了不让法国军人再成为德军战俘营的“客人”，法国必须时刻保持对德国的战略优势。
法国是一个大陆国家，缺乏天然的安全屏障，这就要求法国必须保持一支数量较大的武装力量。可是，要想拥有一支数量较大的武装力量，前提是有充足的兵源。然而，在对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人口进行调查分析后，戴高乐大吃一惊。他发现法国人口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每年出生人口83万，而到20年代后期，年出生人口仅为62万。一个世纪前，法国人口占欧洲总人口的1/6，而此时则仅占欧洲总人口的1/16。
于是，他得出结论：在军队数量上，法国无法取得对德国的优势。数量上的劣势必须以武器装备和作战样式上的优势来弥补。于是，他提出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快速的、能突击的、数量少却质量精的军队。
为了使自己的新思想立得住脚，他到处进行考察与求证。他曾专门跑到总部调查法军建设的有关情况。通过调查，戴高乐发现法军中的保守思想远远比他想象的严重。法军最高统帅部根本不愿意吸取任何关于广泛和独立使用坦克的建议。戴高乐因此吃过几次闭门羹。法军还在执行1921年由贝当元帅主持制定的《作战条例》，这个条例明确规定：步兵是主要突击力量，在发起进攻前，由炮兵先进行射击，尔后坦克和飞机给予支援；坦克只是步兵的支援力量。
这个条例就是法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战术！
戴高乐心里非常着急，他不想再拖延自己新思想的实施，因为他认为战争迫在眉睫。这时，他已意识到，通过正常渠道让军方上层接受自己的思想简直太幼稚了，于是，他决定公开向社会发表自己的见解。
1933年5月10日，戴高乐在法国一本名叫《政治与议会评论》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建立职业军》。他原本打算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军内外轰动，不料，结果却如同雪花落水无声无息。这时，他的朋友善意地劝告他，不要再这样执着，这样做费力不讨好。
德国战胜法国只花了15法郎（2）
戴高乐说：“不，我决不放弃，因为这是我的使命！”
朋友不以为然：“使命？使命有前程大吗？官运就是前程！你再这样下去，开罪了他们，就会连吃饭的饭桌都没有了。”
然而，戴高乐在“官运”与“使命”两者间，坚定地选定了后者。他看到，面对军内的保守派，单凭一篇文章远远不够。于是，他决定把文章进一步充实，写成一本专著。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34年3月，法国贝格热—莱夫罗尔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专著《建立职业军》。这部书篇幅不长，仅有200页，定价也仅15法郎，却从六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建立一支现代机械化部队的重要性。
他在书中分析认为：英国和美国由于海洋阻隔，敌人难以进攻；德国的权力中心和工业中心十分分散，不易一举摧毁；西班牙有比利牛斯山作为屏障；意大利有阿尔卑斯山的保护。而法国四周边境几乎一马平川，缺乏天然屏障的保护，尤其是首都巴黎，对任何来犯之敌都极难防守。一旦打起现代战争，法国要想御敌于国门之外，单纯依靠修筑坚固的防线肯定无济于事。唯有由专业军人组成机械化部队，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实施机动作战，积极防御，才能有效迎击来犯之敌，确保法国的安全。为此，他主张建立一支由10万职业军人组成的机械化部队——6个机动装甲师。“这支由精兵和专业人员组成的部队，具有极大的机动能力、毁灭性火力以及以突袭方式投入任何战线的能力。”他认为这支部队将是保卫法国的一把“利剑”。
可是，尽管社会上有人评价这部书可以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相媲美，但它却仍然乏人喝彩，法军高层还是无动于衷，继续以他们原有的理念建设军队。满脑子保守思想的当权者们认为，他们不惜巨资修筑的马其诺防线固若金汤，根本不用担心德军的机械化部队进攻。一些军界和政界要员纷纷出面批判戴高乐的“离经叛道”之论。当时的国防部长莫兰将军在议会公开宣称：“我们已经花费了这么大的力量筑成了这样坚固的防线，难道我们竟会发疯似的越过这条防线去进行莫名其妙的冒险吗？”他甚至冲着戴高乐喊：“别了，戴高乐！只要我在，就没你的出头之日！”年近八旬的元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