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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直隶、山东一带是会党起义频繁的地区，反清复明思想在当地很有基础，反清斗争此起彼伏。北方人长期以来通过白莲教、八卦教等民间组织反清，太平军则独拜上帝，将其他神佛偶像一概视之为妖，“沿路遇庙就拆”，有时甚至“沿途焚庙以志军路”（《光绪束鹿县志》卷三《历代兵事》）。强烈的排他性加深了北伐军与当地群众间的隔阂，使群众的响应和支持不如南方那样热烈。北伐军在一些地方难以获得群众的切实援助，又急功近利地采取裹胁的办法，这种隔阂更加极端化。林凤祥、李开芳土匪习气浓厚，北伐军的军纪远不如诸王直属的部队一样军纪严明、与民无扰。林凤祥个性偏执甚至暴戾，出于阶级的局限和狭隘的报复心理，对在北方不信拜上帝教的群众，态度十分恶劣。这些肆意的掳掠行为和清军夸大事实的宣传更加深了北伐军与群众间的矛盾，以至于有些地方在北伐军到来之前竟“人民逃亡，十室九空”。尽管有些耸人听闻，却也折射出北伐军在部分群众心目中的不佳口碑。
兵渡黄河（6）
这些被强行编入队伍的平民，除了少数在军营中受到太平军老兄弟的感召而转化为立场坚定的士兵，多数不但缺乏战斗力，而且缺乏立场，反而不时地搞破坏，甚至公开地袭击北伐军。为了抵抗北伐军的裹胁，不少北方人非但不把太平军看成驱除满清，解放自己的解放者，反而在清政府的煽动下起来袭击太平军。据《复生录》记载：“北人强悍，不易掳掠，有一、二人在家守屋者，必伏暗处，俟贼入门，突出击死，有贼看见，甘心送命，如无贼见，即将尸匿屋内，仍伏原处捕杀，谓为获利。”北伐军在巩县“寻粮”时，因“该处民多强悍，贼因抢而被杀者亦复不少”（《张文达公遗集》）。北伐军由于军纪废弛，背离了金田起义定下的与民无扰的方针，差不多在北方陷入了反抗的北方群众的游击战中。
不少被北伐军裹胁的北方人，胆气甚壮，甚至在军中大加破坏，给北伐军造成极大损失。北伐军渡黄河“行至中流”时，“一胁从之卖姜者”将一火药船“乘势烧毁”，并“旋即投河”。其时北伐军本就“火药绝少”，“其用车载者”已于“汴城大堤外大雨淋湿。”而北伐军正是因为火药不足，才未能顺利攻破（怀庆）城墙，最后只能避开东面的清军解围西走，从而失去了从山东取捷径北上的有利时机，成为北伐军最终败没的重要原因之一。北伐军过兴济时，“有西商席姓者被掳，为贼执戈，乘隙刺匪首不中，贼脔之。”北伐军至青县后即“悉去胁从之在左右者”，以防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士兵的逃亡也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现象，一个不小心数万人就不知所踪。北伐军从开封撤离，一路急行至朱仙镇，“次日查点人数，失去新掠淮民三万余人”。北伐军围攻怀庆不克，又无天京来的指示，被迫转移西去。是时又有逃散情况发生，“温县被胁者多至三千余人，刻已尽数逃回”。又如“北伐军从独流、静海南撤时有三万多人，一路被杀者一万余人，逃散者一万余人”（张守常《太平军北伐军人数考》）。被“裹胁”者的大量逃亡，严重影响了北伐军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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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保督师（1）
北伐军从洪洞出发，横穿山西，直扑天津。清廷派骁勇著称的僧格林沁率旗兵千人，察哈尔兵千人赴保定参战，后又加拨僧格林沁三千士兵。但这丝毫不能阻挡北伐军前进的步伐，北伐军一路攻克临铭关、深州、交河等重镇，如入无人之境，锋芒直指天津。清廷眼见前线将士多不用命，遂改用敢打肯拼，甚有名望的胜保为钦差，节制前线清军。任命发出，胜保大喜，称“吾平生之愿遂矣”。
胜保是满洲镶白旗人，道光二十年中过举，习文无所作为后，只得学着班超等先贤转投行伍，干起了武将。胜保这个人除了自恋之外，没有大本事，却于自己所谓的“文武全才”十分自负，喜欢讲排场，动不动就模仿古代风流人物、百战名将，附庸风雅、装腔作势。胜保和今日之追星族一样，无长性，偶像三日一换，“什么流行就跟着流行什么”，成为士林的笑柄。但胜保丝毫不以为耻，还随身刻有两方印章，一刻：“我战则克”，另一刻：“十五入泮宫，二十入词林，三十为大将”（《清代野史大观》）。
胜保最早崇拜武圣人岳飞，也打算在背上刺“精忠报国”四字，只刺了一半，怕痛，“报国”二字改用朱砂笔涂抹，每半个月上一次色，也算得上武穆先生的忠实粉丝了。岳飞后人，雍正时代名将岳钟琪曾作诗：“只因未了尘寰事，又做封侯梦一场”，把视功名利禄若浮云的潇洒，欲功成身退之情的林下之风表达得十分含蓄，在清代将领中广为流传。胜保读后十分羡慕，虽然他一心贪慕功名，但总是希望在人前表现得这般潇洒，于是又模仿新偶像作诗一首：“豪华艳说五陵游，燕颌何人更虎头。百战雄心驰露市，一时将略寄风流。敢拼直谏扶中叶，愧播虚名动九州。四十须眉犹未老，休嗟李广不封侯”。其中“燕颌何人更虎头”，“愧播虚名动九州”二句，读来感觉甚异，足可当选晚清屁诗第一。
胜保最为崇拜（或者说崇拜最久）的，是年羹尧年大将军。胜保曾模仿年羹尧，给自己家的塾馆写对联：“怠慢先生，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结果先生以为这是怠慢中的怠慢，退了馆。传说年大将军有妾八十几人，胜保也模仿年大将军，广纳侍妾，声色犬马无所不畜，排场是够了，可惜官职远比年将军卑微，薪俸经不起折腾，常以此为苦。如今当了钦差，钱多了，权重了，离年大将军也近了一步，胜保越发感到皇恩浩荡，加倍卖命。胜保虽然不谙兵法，但以当时两军低下的战斗水平而论，只要肯卖命，不一战即溃，已经算得上是大清第一等的将领了。胜保督师，给北伐军的压力很大。
胜保接到皇命后，率队星夜急追，但仍让林凤祥等先攻到天津附近。九月二十五日，北伐军攻打天津门户沧州。就当时而论，清廷之精明干将不是朝中一二品大员，而是中下级官吏，沧州知府沈如潮又算一猛人，不但毫无畏惧，募勇三千充实军力，又强化沧州团练组织，打造坚固的防御。北伐军趁大雾驱兵大进，试图杀清军个措手不及。岂料大雾迷蒙，太平军枪炮不敢施放，也无力发动大规模的冲锋，只能与沈如潮近战。沈如潮麾下乡勇地形熟悉，又都是北方人，对大雾笼罩的天气习以为常，轻易粉碎了太平军前锋的进攻，太平军死伤甚重。林凤祥等无知至此，笔者始未料也。沈如潮又在阵地暗设火药，引林凤祥来战时，全军退回城中，留死士引爆火药阵，北伐军高级将领死伤多人。林凤祥整兵再战，最后依靠细作引爆清军火药库，炸死了不少清军。清军幸存者更胆战心惊，又无火器可恃，战斗力大减，北伐军近十万大军铺天盖地而来，沧州最终被北伐军攻破。北伐军入城后为泄私愤，对沧州旗人大肆屠杀，致“驻防满营死者男女老幼共二千三百十七人（《忠义纪闻录·沈刺史如潮传》）”，且对城中居民不分官民，大开杀戒“一时官绅士庶遇害者万余人”。北伐军在沧州的烧杀在太平军征战中极为罕见，此因可由时人评论中窥得一斑：“贼自入直境以来，此其受创之最重者，故积忿屠之”（谢山居士《粤氛纪事》）。
胜保督师（2）
太平军自金田起义以来，尽管有男女别行、圣库制度等过激政策，总体上来讲，不失为一支秋毫无犯，与民无扰的义师。清人虽然有不少太平军屠城的记载，多数已被证明是诬蔑之词，唯有沧州屠城，证据确凿，为史家所公认，是太平军征战史上极少数污点。林凤祥性格残暴，对太平军的声誉造成极坏的影响。
北伐军以极为惨重的代价攻克沧州，将城内物资收归圣库后，直扑天津城外白洋淀。时逢暴雨，疾风大作，天津城西芥园河堤大决。从静海、沧州来天津的小路，都被淹没，仅存大道一条。这样，太平军就无法绕小道偷袭，只能从大路进发，行踪很快被天津守军掌握。天津守军积极备战，只是城内无兵可用。知县谢子澄明白地告诉上司，没有银子，办不成大事，有银子才有人打仗，于是天津当地商户紧急凑出几万两银子招募团练守城。因为北伐军逼近，监狱里犯人蠢蠢欲动，准备暴动。团练头目张锦文，是天津清军的谋主，见监狱里形势紧张，一触即发，和上司商议将囚犯中罪不至死的释放，激励他们打仗赎罪。囚犯中有回民刘继德，一出监狱，振臂一呼，天津城内回民受他号召来投军的竟有千余人。刘继德率众赴教场听令。张锦文截得河南盐课银两万两，统统分发给招募来的罪犯充粮饷，守军士气大躁。乡农贾庆堂献策，北伐军大概会从水浅处登陆，可以在水浅处设伏。北洋淀的船家“雁户”，善用排枪，可以招募雁户杀敌，把排枪放置小舟上，以竹席覆盖隐藏，推行水中，狙击敌人百发百中。天津守军接受这个提议，紧急招募五百“雁户”从军。十月二十八日，有一老人来报告说太平军已在城西黄家坟埋锅造饭，清将纷纷登台■望，果然见北伐军蜂拥而来。知县谢子澄号为知兵，此时与贾庆堂率众迎剿，团练以抬枪乘势堵截。天津附近平民数万人，持械相助。太平军中有骁将名叫王秃子，矫健绝伦，众人称开山王。王秃子手执黄旗，左右指挥，奋迅剽疾。清军以火枪狙击王秃子，王秃子经验丰富，枪打头他就如老鼠般灵活地伏倒，打下身就猱身腾起，枪一停马上冒着烟火冲锋。有大沽口清军老卒目睹后说，这是异常狡猾的老兵，要用计策巧取，老兵取枪和贾庆堂合作，两人以枪上下同时攻击，果然击杀王秃子。北伐军虽因王秃子被杀而为之气夺，犹奋突而前，至设伏处登陆。谢子澄指挥雁户冒充渔船推舟前行，距北伐军百米远时，号锣一声，排枪突然轰发，北伐军纷纷倒地，以为遇到了水雷，于是大败。这一场血战，北伐军因为洪水迟到一日，天津守军得以预先布置。又因为歧路都被淹没，天津守军集中力量专守一个方向，侥幸获胜。清军杀死太平军五百余人，守军无一伤亡。
天津守军继续招募白洋淀一代精壮水手扩充部队，又大量安装“佛朗机”在渔户的小船上，往来袭击太平军船队。白洋淀内生长大量水生植物，是这些小船有效的屏蔽，清军小船在其中穿梭往来，游戏自如，太平军相对高大的运兵船则寸步难行，处处碰壁，被击沉不少。北伐军登岸攻打天津城，天津守军以大炮轰击，太平军屡攻不下，又被清军新组建的水师频频袭后，只得败退到杨柳青。谢子澄率乡勇出击，与林凤祥交战不久后撤退，引北伐军入伏击圈，枪炮齐施，伏兵四起，北伐军再遭挫败，不得已放弃杨柳青，退至静海。此时，北伐军尚有五万余人。
天津城内几乎无兵可用，谢子澄等人不过凭乡勇逞能而已，如果林、李督部下全力攻打天津，在付出一定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