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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墙相互配合战斗的阵法，又尽力完善装备。故金田团营——杨秀清带出的老兄弟——日后在战场上，以一当十，素质远胜清军绿营，较曾国藩湘军精锐毫不逊色。这与天京变乱后太平军不分良莠疯狂扩军，石达开、李秀成等十万之众不敌湘军数千恰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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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子多福皇上帝（4）
大约在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二月，洪秀全已于平在山穿起黄袍，令会众以见天子礼朝见。洪秀全性格毛躁，不通权谋，此举很快引起当地骚动，官府开始密切注意。于是萧朝贵代言天兄教训洪秀全要低调保密：“不可令外小见，根机不可被人识透。”
洪秀全频频在公开场合露面，自称天子，接受村民礼拜。杨秀清此时尚未做好起事准备，大惊失色，唯恐洪秀全败坏起义大事，于是杨、萧二人以天父天兄的名义下令冯云山陪同洪秀全躲到平南县胡以晃家中，不得公开露面，以免打草惊蛇。进入八月，三合会在广西，湖南边境发动大规模的起义，清军疲于奔命，正是起义大好时机，拜上帝教发布起义令，准备起事。不巧此时杨秀清身染重病（罗尔纲、郦纯等记杨秀清为夺权装病，但理由颇不通，故笔者不采此说。郦纯先生虽记其事也称证据甚牵强，存疑待解），无法指挥，于是决定起义事务由萧朝贵、韦昌辉二人负责。
因为杨秀清染病，同时各地赶赴金田的教众沿途受到清军和团练阻击，推进甚慢。萧朝贵以天兄代言人身份下旨，推迟起义五日，同时再度通过赖金英传谕洪秀全不得出头。“金英，尔说星兄（指洪秀全）、山兄（指冯云山）放草（心），万事有天父主张，天兄提当也。尔说星兄千祈秘密（保守秘密），不可出名先，现不可扯旗，恐好多兄弟不得团圆矣。近处团方，现匝住马。密谕远方兄弟预备，多买红粉（火药），声信一到，就好团圆也（《天兄圣旨》）。”
萧朝贵以天兄名义下旨，将全部经过训练的教徒约一万二千五百人，按冯云山成法，按军长统先锋长，先锋长辖百长，百长带营长的营规，统成一军。又推行圣库制度，将教徒财产全部公有，收归圣库，集中由上级分配。除韦昌辉，石达开等皆是自愿外，家财殷实的教徒多不情愿，圣库制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不少过火现象，但如李秀成家等赤贫之人，则大为欢迎，许多乏食贫民，本不信教，此时也因拜上帝教平均配给食物而入教。“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各实因食而随”（《李秀成自述》）。
旬日之间，各地会师教徒数万云集，具体如下：
一、金田本部教徒两千人。
二、紫荆山一带“烧炭佬”近三千。
三、石达开在贵县纠合教徒千余人，到桂平整编，又收客家武装四五千人。
四、平南县教徒在花洲聚集千人。
五、陆川县教徒在赖九率领下，击败知府所统军队，前来会合，其数当不在少数。
六、博白县教徒由黄文金等率领渡浔江而来。
七、秦日纲在贵县龙山招募矿工千余人。
八、桂平县饥民数千。
九、贵县与土著械斗失败的客家武装四五千人，为黄文金、秦日纲所收。
十、武宣县也有数千教徒会师前来。
到十月初一，杨秀清病愈，全面主持金田的军事工作。金田团营开始四下出动，频繁与团练和清军接战，小有斩获。广西清军准备镇压拜上帝教，候补知府刘继祖、桂平知县李孟群在新墟齐集兵马，水陆进犯金田，杨秀清指挥得当，清军大败而回。清军派出总兵周凤歧率黔勇二千进剿拜上帝教，同时遣“副将李殿元、署游击宋煜、署都司陶玉德带兵壮驻往，择要安营，实力协剿”洪秀全所在地山人村，团练也开始围攻。李殿元似乎并不知晓洪秀全藏匿于此，进攻力量并不雄厚，被胡以晃轻松击败，清军阵亡练丁四十八人，瑶丁八人。胡以晃乘胜追击，“焚花良村团长陈宗淮家”报复（《平南县志》）。
陈殿元在镇压三合会的战争中战功卓著，此时也欲彻底铲除拜上帝教武装。陈殿元擅能用兵，亲统主力近千人驻扎战线外围，张镛督团练扼住要地，监视胡以晃动向，而倪涛则亲统团练包围山人村。彻底切断了洪秀全、冯云山与金田总部的联系。洪秀全、冯云山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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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遗 粤湘火药桶（1）
中国人研究历史兴亡治乱，结论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凝结中国人数千年经验教训的结论，放到整个历史长河中，在以千年为尺度的文明演进整体态势上看，无疑是准确而深刻的。但若仔细考究具体的历史事件，事实却未必尽如此。以汉族内部的斗争为例，秦帝国的法家政治无疑是最严峻而不得民心的，统齐八荒的却是秦帝国，虽其仅历二世而亡；以民族战争为例，不管那位长发的歌王如何高唱雍正“得民心者得天下”，除非汉人有变态的被屠城爱好，入关清军的群众基础肯定不及朱明乃至李闯，爱新觉罗氏却终坐稳三百年江山，甚至还有人希望其“再活五百年”。历史的经验给了我们另一个结论，六国破灭，宋明衰亡，其原因并非所谓“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这些破灭的政权未必真不得民心，只是未能有效利用民力而已。
韩非子批判儒家施仁而不用法的政策时，有段精辟的论述：无论政府如何施行仁政，他们对庶民的恩义，也无可能比得上数十年养育之恩的父母。许多牛皮烘烘的战国青年，信奉各种奇谈怪说，又好穿着奇装异服游历各地，如屈原诗“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巍”，如果再嗑上几粒摇头丸，差不多就是现代美国的嬉皮士。战国的老头子、老太太在家都很生气，但对这帮“礼崩乐坏”，无视父训母教的败家子完全没有法子。不过，只要老太太一哭着找到亭长大人，大人随便拿上条绳子把这不孝子捆送官府，他马上就服服帖帖，足见严刑峻法远比仁政爱民高效。
我们姑且把韩非子这个比喻变通一下使用：以父母的恩情威严，尚且不能驱使子女拦路打劫，那还有什么仁者能让老百姓跳出来干造反杀头的勾当呢？明白了这层道理，我们就能看清许多历史的真相。在不少反动统治时代，老百姓虽然抱有怨言，这种怨言和激愤，却很快就被统治者的军刀和马靴给吓退了，人终究是怕死的，只要统治者略加安抚，“做稳了奴隶”（鲁迅语）的草民也就安分了，对于挺身而出、反抗暴政的英雄，草民们只能默默地“精神上支持”。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名著《草原帝国》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蒙古兵想要杀掉一个中亚汉子，却没有趁手的刀，于是命令他站在原地不动，自己四下寻刀，半个时辰后蒙古人拿着刀子回来，那个懦夫还等在原地没有逃跑。这生动地诠释了四处屠城的蒙古马队为什么带着九万麻袋耳朵征服了半个地球。
如果历史总是这样，那这个世界就难免太可悲太绝望了。所幸历史也不时唱唱韩非子老兄的反调，以韩非子师兄弟的法家理论建立起来的秦王朝一夜之间淹没在两个卑微的劳改队长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吼声里。韩非子理论的失败，在于他忽视了人民深藏的勇气和理想，韩非子们自以为是地认为，人民永远都是一成不变的懦弱卑微。其实他们并不理解，中国人落寞而深沉的表情下，藏着两副历史的面孔，一副是在游牧马队的皮靴下战战兢兢的奴颜，一副则是“初随骠骑战渔阳，纵死犹闻侠骨香”的万丈豪情。
“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理论，离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其实只差一个注脚，那就是有理想、有信念，服从纪律，悍不畏死，同时具备高度的军事素养的群众。赤壁大战前，刘备过襄阳，跟从民众竟达十数万人，等若襄阳城所有军民都抛下一切，追随刘备和他的理想去了。刘备终成鼎足三分，不仅在于他得到了民心，更在于他得到的是忠勇侠义、光荣伟大的原生态汉人的民心，这是百万提着脑袋追求理想的民众。
太平天国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除了清朝统治者的残忍和腐败，造成极度的社会不公正和贫富差距外，还需要有一群勇敢而具有军事素质的群众，敢于挺身而出，反抗暴政。在十九世纪的上半叶，这个群众基础，在今天广西、湖南一带逐步形成。
清军入关后，清王朝为证明自己比朱明更适合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一面加紧钳制文化思想，一面也在着力发展生产，增殖人口，把人口的多寡作为政绩。先是康熙帝颁诏“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到雍正时干脆直接“摊丁入亩”，取消了人头税。农业社会，男丁就是生产力，“要想富，多生孩子多种树”，既然不交人头税，百姓自然不生白不生，大生特生。于是在清朝前半期，完成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膨胀，至道光二十年，官府登记的人口已达四亿。在工业革命之前，人口是衡量朝廷行政水平的指标，清王朝拼力增殖人口，最后却发现自己落入了一个尴尬的局面，人多了，地却少了，国家的生产并没有跟上人口的增长，大批无地农民只得沦为流民甚至乞丐，仅首善之区的北京城就有乞丐十万，相当于一个欧洲一个大城市的人口。如果人多就是盛世，大约康乾年间是一个裤子都穿不上的盛世。早在乾隆年间，国家最盛时，已经有人进言皇帝“百病以人多为首”（《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清廷解决人口压力的办法很单一，除了移民还是移民，移###动一直贯穿清王朝三百年历史：早期因为四川等地遭到大屠杀而移民四川，后期因为人口压力又大规模移民到粤湘黔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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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遗 粤湘火药桶（2）
长途移民无疑是一条血泪之路，清政府只好采取武力押送的办法。中国南方称上厕所为“解手”，正源于清朝移民路上，被捆绑的民众欲出恭都必须先向士兵请求“解手”。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在抵制移民政策，这些人在失去土地后，甘愿成为“流民”，过着一种江湖放荡的生活。“流民”的存在，大大加剧清朝统治的危机。十九世纪早期，不少“流民”在三合会领导下流窜广西，以抢劫居民和武装打劫官府为生，他们甚至控制广西水道，收取保护费，过着一种类似海盗的营生，清廷称之为“艇匪”。英国诗人拜伦有诗咏海盗，“广袤啊，凡长风吹拂之地、凡海波翻卷之处，这全是我们的帝国，它的权力横扫一切，我们的旗帜就是王笏，所遇莫有不从，”“姑娘们在海边，怀想着海盗。”某些有理想而富于文艺青年色彩的“艇匪”头目甚至做起了宋江梦来，三合会纷纷在广西、湖南发动起义，如雷再浩、李沅发，张嘉祥等。可惜梁山式的浪漫总敌不过满清的屠刀，这些起义都被清廷镇压了，只有张嘉祥把宋江梦做到了头，招安后摇身一变，成了大帅张国梁。
广西的土地问题由于移民潮，在全国显得格外突出。据崔之清先生的考据，公元1851年时，全国人口四亿三千万，广西人口约七百八十万，但全国人均土地只有一点七亩，而广西竟然仅一点一亩。中国最称盛世的唐贞观年间，每人能分到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相比之下，清道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