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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纯粹友谊的色彩。
周氏兄弟持续一生的对日本的亲切感,代表了那一代留日学生的共同情绪。1898~1911年间,至少有万中国学生前往日本,历史学家马里乌斯·詹森甚至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除了令人窒息的被轻视感和郁达夫在《沉沦》中描述的以性为代表的苦闷感之外,他们还呼吸到一股与故土截然不同的新鲜空气,“日本政治之善,学校之备,风俗之美,人心之一”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此外,日本还为这些青年提供了_望世界的窗口,鲁迅对于西方小说的理解很大程度源于日本的翻译版本。这群知识分子移民在1911年后,成为中国舞台上最活跃的元素之一,他们翻译日本书籍、教学,按照日本方式改造中国教育机构。而中国最早一批军事领袖也同样受惠于日本的教育,从蔡锷、阎锡山、李烈钧到蒋介石。蒋介石对于日本的军事训练显然受益不浅,多年后他希望通过黄埔军校为中国军官提供类似的培训。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2)
自1901年后,除去文化与军事领域,中国人还参照日本模式,改革了警察与监狱系统,这种改革同样进入了司法领域,变革派大臣甚至准备推行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因为只有这种方式能够更好地保存王权。在向立宪政府行进的进程中,1909年设立的各省谘议局已开始影响政府,一年后,政府又开始受到新设立的资政院的限制。但自始至终,清政府拒绝给予改革派与地方势力更大的权力空间,支持渐进改革的势力感受到了强烈的不被信任感。
辛亥革命保证了中国不可逆转地朝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却并非这一切改革的真正推动力。孙中山的软弱无力与袁世凯当政后的继续改革,充分体现了1898~1910年间的既激进又渐进改革的生命力。而生命力的原动力则很大程度来自于日本的榜样作用。
中日关系专家普遍认为,1972~1989年是中日复交后的一个黄金时代,因为一个背负负罪感的日本通过实际行动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而在1989年之后,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快速上扬,使日本人感受到中国的威胁,同时双方都无法寻找到一个有效的方式来处理战争的创伤。从某种意义而言,日本在20世纪的中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但我们必须承认,即使这两个国家都在进行着振振有词的相互指责,在更深层的脉络上,它们仍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割断的联系。仇恨从来不仅仅是仇恨,它蕴涵着更丰富的元素。也因此,尽量减少偏见,更全面地审视中日两国的交往史在今天具有弥足珍贵的意义。我们除了要不断提醒自己1931~1945年那段令人愤怒的历史外,也同样应反思1898~1910年那个“黄金时代”。在任何时代与任何国家,仇恨都不能解决问题。乔治·华盛顿在200年前的表达仍正确无比:“一个沉湎于对其他民族充满爱慕或仇恨情绪的民族,会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奴隶,也就是这种爱慕或者仇恨的奴隶。”
“被忽略的失败努力”
尽管突变性只是历史这幕戏剧的客串演员,但它们往往光芒四射,令人难以忘记。毫无疑问,总存在着这样的一些时期,它们所蕴涵的变化、指出的方向,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路线图。19世纪70年代前后,肯定是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一个时刻,它标志着现代国家的崛起,伴随着物质和技术能力迅速增加与增强,政府在国家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有支配性,它们收税,创办公共健康系统,推行普及教育,拓展对外贸易空间,建立工厂,招募更多的军队,积极展开外交行动,进行*裸的掠夺……俾斯麦所领导的德国,是这种转变中最突出的例证。
对不同的国家进行比较总是令人趣味盎然。差不多在同一时刻,中国与日本也都进行了类似的转变,但却通往了不同的方向。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后,中国的统治者是同治皇帝,他在1861年即位时所面对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中国,在对外关系上,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骄傲的中央帝国就在蛮夷面前备感屈辱,而一场规模浩大的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则将帝国推向了破产边缘,在这种空前的危机前,一群即使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可以称作杰出的精英人物,正希望推动一场变革。
而与此同时,在一位思维尚不清晰的日本少年天皇明治的周围,聚集起了一群反对幕府的年轻人。在1868年之后,他们一面清除国内骚乱,一面重新规划国家的未来。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到来结束了日本的封闭,而一直作为日本的学习对象的中国则在之前就暴露了弱点。日本这时需要一张新的路线图。 。 想看书来
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3)
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前者的失败与后者的成功?这个疑问至今仍争论不休。它们的方向都很一致,都是国富民强,都将军事力量与工业力量放在了率先考虑的位置,领导者也都是一时之俊杰。在中国是奕忻、曾国藩、张之洞与更年轻的李鸿章,距离他们不远处还拥有郑观应、王韬等引进新思想的人物;在日本对应的则是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西乡隆盛,他们周围同样有一群像福泽谕吉这样的思想家。
比起明治维新在世界史上获得的卓越地位,被历史学家们称作“同治中兴”的这段中国历史常常被习惯性地视作可以被忽略的失败努力,它是自19世纪中叶开始的黑暗中国中的一个阶段而已。然而耶鲁大学天才而又早夭的历史学家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在她的著作《同治中兴》中,却提出了一个迥然不同的结论,她相信同治中兴中那一代人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事实上,正是他们的成功,至少使清王朝又延续了半个世纪。根据历史的记载,一些在19世纪70年代期间前往过中国与日本的人都相信,中国更有可能在这场近代化运动中获得成功,因为他们似乎有更多的力量投入到现代军事与工业的建设上。
“‘同治中兴'是一幕悲剧,在胜利的时刻已经预示了崇高希望和巨大努力的最终失败。该时代的伟大人物在长长的阴影中目睹了胜利……”芮玛丽相信,这场运动的失败在于,这些杰出人物试图把近代国家的形态移植到儒家社会之上,当他们越努力试图为中国引入新的技术时,越自觉地从传统中寻找依据。技术与物质上取得的某种成功,不是用来为中国展开一个新旅程,而是加强了旧有的逻辑。所以,这段被称作“中兴”的历史,恰到好处地回到了中国历史不断循环的框架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洋务运动的种种努力,包括现代的邮政系统、强大的北洋海军舰队、盛宣怀的官督商办企业,都像是覆盖在中国社会表面上的一层皮,它们只是强化了保守者固执的信念。
尽管明治维新也存在种种弊端,它开拓的畸形改革也与后来军国主义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最终我们看到,日本的努力的确将自己推向了现代国家的行列,而当时的中国也许正是没有期待中的一场革命的到来,现状最终没有被改变。
激进变革的历史性胜利
“我们没有历史。我们的历史自今日起。”1870年左右,一位日本人这样回答他的德国朋友关于日本历史的问题。如果你阅读19世纪最后30年日本政治家与思想家的作品,你仍可感受到那种震荡在整个日本国内的变革空气。而且变革一开始就不是精英阶层的内部游戏,它广泛地渗透到社会各阶层。
在维新开始的1868年4月,明治天皇政府颁布了《五条誓文》,许诺“一切重大决策均须经过广泛协商”,“破除旧习,求知识于全世界”。这两点核心观念为接下来的一切激进改革奠定了基础:打开国民心态、倡导个人意识的觉醒,自上而下推进效仿西方的激进改革。
新政府迅速废除了封建征兵制,按德国方式建立陆军,海军部队则接受英国人的指导。在经济层面,政府则通过发放津贴、购买原料或成立政府公司的方式来确保现代工业的建立;为了巩固日本的统一局面与加速全国市场的形成,大规模的交通与邮政设施在1871年开始兴建;同年,司法部成立,为扭转“个*利被轻视、警察独断专行”的混乱局面,几年后司法权与行政权分开;1889年的新宪法则规定: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政府还改革了教育制度,当时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写道:大学教育应让人具有独立精神,而独立是不能靠政府命令得到的。新成立的文部省则规定“每个人都应该得到教育”,日本青年被鼓励前往西方留学……当时的社会风潮记录了这种戏剧化的西化历程:在19世纪70年代,吃牛肉、穿长裤、携带雨伞、戴手表和钻石戒指开始风靡,儿童通过儿歌背诵汽灯、蒸汽机、马车、照相机、电报、避雷针、报纸、学校、信箱、轮船,因为这10样东西是文明的象征。
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4)
在中国,李鸿章是曾国藩推动的中兴运动的继任者,他期待通过洋务运动来再造古老帝国。而李在日本的对应者则是伊藤博文。对西方入侵者的抵触情绪曾同样支配着日本与中国的年轻一代。1862年,21岁的伊藤博文曾试图烧毁东京新建的英国大使馆。但仅在一年后,当他准备前往英国时,他已经意识到不可能依靠武士的刀剑将英国人赶走,必须开始致力于学习现代化的知识。李鸿章缔造了北洋海军,派遣了留美幼童,推动了西方知识的传播,他所提拔的盛宣怀则开创了中国现代商业。但他的改革努力却始终笼罩于权力的阴影之下,这些值得期待的新事物自己本身都没有生命力,必须依靠个人的权力与相互妥协的关系网,它们没有任何制度上的保证。
而伊藤博文却成为了1889年日本新宪法的主要设计师,这部宪法标志着日本进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此后,他又意识到,如果没有政治组织和公众的支持,单纯写在书面上的政体与议会是不可能运转的。于是,他在1898年辞去官职,创建了新政党,促进了日本现代政治生活的形成。
不论从何种角度看,明治维新都是人类历史中最不可思议的年代之一:只通过一代人的努力,日本就由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赢得了世界的尊敬,日本的国家性格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1895年,它击败了它长期以来的老师——中国,1905年它击败了俄国,这是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现亚洲国家打败欧洲国家的特例。
评价激烈的明治改革仍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它给所有落后国家提供了鼓舞人心与尴尬并存的案例。传统中的极权因素赋予了明治政府的效率,政府因此很容易调动最大资源以实现目标。即使在1889年,试图吸收西方自由*观念的日本宪法中都依然规定:“只要政府愿意便有权制止这些公民权利。”而为了强调国家的统一,它们把神道教奉为国教,天皇被视作太阳女神的后裔,而接受新式教学的学生仍被教导通过献身来“保卫我们的与天地共存的帝国王权的兴盛”。19世纪后半叶的日本人的确在努力消除长期的“排外主义”思潮,但在内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