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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成功的新闻图片，不仅能够反映现实，而且能够表达作者的思想，影响着读者的感情，它的任务也不仅是再现现实生活的真实，更主要的还是通过它自己特有的造型形式，用社会主义精神去鼓舞和教育人民，从而成为一种反映与认识我们周围现实的有效艺术手段。
与单纯强调文献性、纪实性或艺术性相比，盛把问题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把“成功的新闻照片”的标准提到了一般摄影者难以企及的高度，并增加了意识形态色彩——社会主义精神。
这一年多的讨论实际效果如何呢？柯善文透露，记者们碰在一起时，谁都不愿正面谈起反对或赞成“组织加工”的话题，但是彼此心照不宣。①
作为新闻摄影的一种手段，盛又承认：
事实上，不管“组织加工”问题讨论如何热烈，反对“组织加工”的呼声如何响亮，而在我们的记者中，差不多都是怀着各自的“秘密”在从事工作。所谓“秘密”就是“组织加工”。其所以成为“秘密”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目前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结论，“组织加工”的方法还被认为是非法的、不光彩的手段。因而，尽可以彼此“心照不宣”而终不愿公诸桌面。
面对彼此“心照不宣”这样一种现实，盛举出“组织加工”的大旗，呼吁道：
“我们为什么还不敢果断地去承认它”，让“组织加工”合法化，从而把各自的“秘密”摊开来呢？
至于盛本人在“组织加工”方面的作为，同事姜国宪有这样的描述：
有许多生动自然、艺术性较高的照片，就是经过组织加工拍摄的，例如，盛继润同志拍的“又长高啦”、“推土机群”、“活跃在酒泉盆地上的女勘探队员”等三张图片，就是参加第一次摄影艺术展览会的佳作，其中“又长高啦”一张，还在国际上获得好评，这能说“组织加工”拍不出好照片吗？
不过，纵然是“心照不宣”，大家也有不好意思提出组织加工的时候。那件事情发生在1957年上半年，也就是有关“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争论最激烈的时候，之前，一位组织摆布的北京记者因摆布受到了处分。
河北分社摄影记者盛果讲到了自己采访中的一次经历，就觉得当时没有组织一下，“照片拍得太可惜了”。
我在饶阳县五公村拍摄耿长锁农业社第一次使用拖拉机开始春耕，打破地界。有两户农民在过去因为争地界闹得两家打官司不说话，参加了合作社以后，他们在一个生产队里下地劳动，处得很和睦，当拖拉机第一次在地里春耕时，他们两家就跑到地里去刨地界，耿长锁也跟在后面。
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很有说服力的新闻了！于是，就有很多记者也跟着来到这里，当时有《人民日报》的记者、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记者、新华社的记者、《河北日报》的记者、广播电台的记者，还有北京的作家们，大家的共同愿望是：能拍出一张吸引读者的好照片。
等着拖拉机在地上飞驰着的时候，这两位农民即开始刨界石，耿长锁也站在身旁，由于光线不对头，看样子大家都有些着急。本来是可以建议他们或适当地组织一下的，可是由于人多，大家谁也不好意思提出来，原先我还联想到这次有拍电影的，在组织画面上一定可以跟着沾点光。可是出乎意料的是：拍电影的同志这次也不去进行组织了！
据了解，因为在北京有位记者因组织拍摄沈钧儒老先生选举投票的镜头受到了处分，于是大家都注意了这一点，谁也不愿出头。
当然重视是应该的，可是不应该因此而把那些合理进行组织加工或摆布的场面，形成自然主义的拍摄方式。
不止一位参与讨论者使用了“心照不宣”一语，来描述当时热烈的讨论场面与实际工作过程中操作时的反差。但，只是在讨论的后期，这一用语才开始出现。柯善文更是表明了“自己就曾在反对‘组织加工’理论的高压下，口服心服地向这一派创论者投了诚的”。但最终又“叛变”了。
显然，再争辩下去，还会有更多人的情绪会受到影响。
在某些时候，“摆布”，或者“组织加工”一下，被认为是积极主动参与工作、懂得人情世故、符合传统的伦理价值的做法。一些反对这样做的人，显然是在挑战这一价值。在中国传统伦理规则里面，报喜不报忧，助人为乐，被看作美德。而这些美德又多存在于相当一部分来自工农阶层的摄影记者中，他们带着为新社会积极工作的喜悦之情，投身到自己的工作中来。在多数时候，他们以自己善良的行为方式在工作中与采访对象打成一片，而不是作为社会公众陌生的冷静客观的旁观者——“新闻摄影记者”，以职业状态投入工作。显然他们中的一些人不能理解，自己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为何会受到一些人的反对呢？
毛泽东特例（1）
这是一次让同行们羡慕不已的“组织”行为。多年来，几乎所有看到这张照片的人都会报以会心的微笑。听到这个故事的同事，也会对摄影记者的行为赞赏有加，来自摄影记者供职机构的官方评价也很高。
1957年5月15日至25日，“扎根农村的青年典型”徐建春来到北京，参加中国新*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徐建春来自山东，1950年，高小毕业回到家乡后，这个当时只有15岁的小姑娘，被推选为互助组组长，领导大家搞生产。以后，她又成了初级社社长，管理过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当过劳模。作为扎根农村的青年典型，徐建春的事迹在当时被广为宣传。《中国青年报》指派采访这次会议的摄影记者洪克也同样来自山东，他原是《山东青年报》的一员，先前与徐建春就很熟悉。得知毛主席要接见徐建春等代表后，洪克找到他们，商量好拍照时要见机行事，配合一下，这样才能拍出好照片，为此，他们甚至一起商量了许久。
在休息室，当毛主席习惯性地掏出烟放在桌子上时，洪克使了个眼色，坐在主席身旁的徐建春立即心领神会，拿起放在桌子上的火柴，在大家的笑声中，为毛主席点了烟。毛主席他老人家也非常高兴，把头伸了过来。
新华社摄影记者郑小箴也在现场，她与洪克并排站立，所拍到的画面几乎与洪克拍的那张一模一样。当年，新华社“中央新闻组2、3、4、5月份好图片介绍”是这样评价郑小箴这张照片的：
这张毛主席和青年在一起的照片是记者在休息室拍的，它反映了毛主席和青年们那种融洽、亲密的关系，也反映了青年们对毛主席的尊敬和爱戴。照片上虽然只是近十个青年，但却是全国青年和毛主席之间的关系的缩影。
画面上徐建春正在为毛主席的香烟点火，给人以极亲切的感觉。青年们把毛主席看作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也把毛主席看作我们大家庭里的长者，照片表现了青年人对领袖的热爱。
接下来的评语，无意间透露出照片的“组织”方式：
在画面上，毛主席位于最显著的中央，青年们在四周。青年们人数虽多，但视线都集中在中间；青年们虽是不同的服装，不同的民族，但脸上却充满了笑容，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出于对“我们大家庭里的长者”的尊重与爱戴之情，这样一张“组织”得当的照片，一直被后人喜爱着。在那个年代，这并不是特例。
原新华社记者、毛泽东身边的摄影师吕厚民曾回忆自己如何说服主席“摆一回姿势”拍照的经历。虽然毛泽东拍照很少摆姿势，这样经过“策划”的照片也不多，但这仅有的几次还是被记录了下来。
作家李鸣生在《毛泽东的随行记者》（之二）一书中描述道：
今天我们看到的吕厚民在1961年拍摄的“毛主席在杭州住地阅读《人民日报》”、“毛泽东在杭州住地”的照片，均是毛泽东“摆”出来的工作照，而非毛泽东的实际生活画面。但正因为有了毛泽东和吕厚民共同“虚构”的这些“工作照”，才有了毛泽东的这两幅照片。
书中还记述了20世纪50年代“新闻摄影真实性问题讨论”过后，吕厚民是如何“设计”“毛泽东看世界地图”这张照片的。
1961年庐山会议期间，吕拍摄了一些毛泽东在会上、山上与人谈话，或散步的照片，但还是觉得“不够”、“不过瘾”。后经观察，毛泽东每次去会议室参加会议，都要路过一个大厅。于是，他灵机一动，找来工作人员商量，决定在大厅的墙壁上挂上一幅世界地图。毛泽东平日喜欢看地图，吕了解这一情况。不出所料，第二天，毛泽东路过时，便停下脚步专注地看起来。于是在一旁的吕厚民完成了这幅“毛泽东看世界地图”“工作照”。
毛泽东特例（2）
另一张“毛泽东在上海打乒乓球”，摄于1962年，也是吕厚民与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一起“导演”出来的。很快，这张照片以醒目的位置刊登在《新体育》杂志上，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很大影响。
李鸣生评价道：
肯定地说，中国人民之所以留下了“毛主席喜欢打乒乓球”的深刻印象，就是因为看到了吕厚民先生拍摄的这张“毛泽东在上海打乒乓球”的照片，于是便以为毛泽东真的是很爱打乒乓球，甚至有的还以为，毛主席每天都要打乒乓球呢。但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除了酷爱读书、游泳、散步之外，打乒乓球并非真正所好，他不过是偶尔在茶余饭后挥动几下拍子而已。
这些照片的拍摄过程，并不为当时的绝大多数读者所知晓。“红色摄影师”们的拍摄手段，更没有在业内引起争论。相反，大家觉得这样做合情合理，更能体现一个时代中个人或群体的情感诉求。因而，这成了“组织加工”、“摆布”讨论中的极为特殊的“成功”个案，而没有进入争论者的视野。
周恩来总理对于这类新闻摄影中弄虚作假、导演摆布等问题，曾经明确反对过。①
的确，中国共产党摄影历程中的诸多事件都与周恩来有关。1950年4月，在新闻总署设立新闻摄影局；1952年，新华通讯社新闻摄影部等工作，都是在周的亲自操持安排下成立的。
对于新闻摄影中的加工、摆布等问题，周总理也有非常明确的态度。吴群对此也有记述。
周总理是坚决反对新闻摄影中的弄虚作假、导演摆布的。
1954年第一届人大开会时，周总理发现一位摄影记者因未拍上代表在现场投票的情形而要求补拍，就严肃地批评说：
新闻照片怎么可以弄虚作假呢？
周总理在审查照片时，看到一张农业生产的照片上有一排标语和一幅毛主席像，就提出质疑：
这是为照相摆的吧？平时能这样吗？
他看到一张自己和外宾谈话的照片把当时在场的翻译修掉了，就批评说：
没有翻译，我怎么同外宾谈话？会见外宾，也不是我一个人，参加会见的同志都一样是执行毛主席的外交路线。
周总理还多次从技术层面指出摄影记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些摄影记者的基本功不过硬，摄影时动作不够敏捷，选镜头太慢，只会摆好了照，不会照活的。他提出，摄影记者应该好好研究改进，有些地方也可以向国外记者学习，以便提高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