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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入6月份，全国的反胡风运动变成激烈的全面的肃反运动，四平八稳的哈军工挨了总政的“板子”，开始迅速跟进、升温。6月11日，全院举行“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大会”，院政治部下达了关于运动的方法和步骤的指示：
“第一阶段打好思想基础，各单位首先作深入动员，端正学习态度，不号召暴露思想，也不过早批判思想，然后阅读文件，进行讨论，讨论时有不同意见，可展开争论……第二阶段，号召一切胡风集团分子和受影响的分子进行坦白交待，并号召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坦白交待。转入第二阶段必须做到思想成熟，占有材料，寻找适当时机。”
看来，学院的领导集体并不想把运动搞成急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但是他们做得了主吗？没过几天，根据上级的指示，一场让全院所有人员都心惊胆战的“保密大检查”在大院里拉开了天罗地网。
所谓“保密大检查”，说白了就是“抄家”。
半夜时分，各系的学员成班、成队被带到大操场上坐下，四周由持枪战士看住，不许学员交头接耳或乱走乱动。这个时候，由院、系肃反运动领导机构统一布置，每个学员班的运动领导小组成员开始到宿舍里搜查，对每个学员的私人物品，特别是信件、日记等带文字的东西，仔细翻阅、查验。从外地实习刚回来的学员班也不许漏掉，一进宿舍，队长通知大家把所有信件、工作日记和学习笔记本都交出来，口袋也要掏给队长和指导员看一看，比乘飞机过安检还要严格。
大概胡风先生的背运跟他那位反戈一击的朋友交出其上百封私人信件有关。所以，搜查私人信件成为肃反运动初期的一大特点。一系三期学员苏隆清的家信上交后，队长看罢有点不过瘾，悻然道：“哼，就数你的信看起来没意思，你爹妈净说些吃饭穿衣的婆婆妈妈的事儿干吗？”
苏隆清说：“我是独生子，爹妈担心我，所以老是嘱咐我别冻着，别饿着，队长，你看这些信要是有用，我就都交给组织了！”
28 声讨胡风 肃反运动席卷大院（2）
“没用！”队长没好气：“都拿回去吧！”
同班另一位同学的哥哥来信时，嘱咐一句“凡事要三思而后行”。这可麻烦了，这位同学要交待“在哪些事上三思而后行”，足足交待了两周，弄得那个学员精神恍惚，面容憔悴。
对有老婆孩子的机关干部，照搜不误。张衍的老秘书、政治教员王秉衡，平时常常清理旧信件，没用的就烧掉，因此上交的信件不多。协理员问：“你的信怎么这样少？平时看你挺爱写信啊。”王秉衡解释说：“我没有保留信的习惯，没用的都烧掉了，也不知道今天组织上要检查呀！”
五系传来一条爆炸性的消息，从黄德馨教员的家中查到一张他和蒋介石的合影。搜到照片的人如临大敌，“呼哧呼哧”地赶来报告：“哎呀！多反动呀！这位起义将领心里还想着蒋该死呢！”
唐凯心事重重地找院领导汇报，刘有光决定召开一次常务会专门研究这张照片的问题。
张衍在重庆时看过那种照片，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板着面孔，正襟危坐，年轻的学生站在他的身后，在国民党黄埔系将领中，这种照片比较常见。他首先表态：“黄德馨同志是参加云南起义的国民党将领，起义后表现很好，来学院后工作积极，星期天都用来编写教材，老唐你说说，他在你们系表现怎样？”
唐凯说：“老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快50岁的人啦，带学员到野营场实习测量和筑城作业，比年轻教员都有劲头，他是我们五系教员中的模范啊。”
张衍接着说：“这张照片只能算个历史纪念物，不能作为我们判断黄德馨政治立场的依据，我们得尊重历史，应该说，我们改造起义旧军官的政策是成功的，从二高步校带来的旧军官普遍表现不错，在肃反运动中，应注意党对起义人员的一贯政策。”
党委会的意见居然出奇的一致，刘居英看看刘有光，笑道：“你最后拍板吧！”
刘有光对唐凯说：“把照片退给老黄吧，思想工作由你们系负责。肃反是揭露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对起义人员得注意党的政策。”
黄德馨平安无事，照旧当他的教员，笔者也想趁这个机会简单说说他的经历。1907年11月，黄德馨出生于湖北省应城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26年，在北伐军誓师北上的大革命年月，他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工兵科。1929年8月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选派日本留学，先后在日本明治大学数学研究馆、日本陆军炮工学院深造4年，1933年10月学成归国，任工兵学校教官多年。抗战时一边率部抗击日军，一边加紧培训学员，成为当时中国工兵界的著名专家，1948年升任国民党工程署副署长、中将衔署长。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黄德馨于1949年在昆明弃暗投明，毅然参加云南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哈军工的起义人员，包括黄德馨在内的三名将官和36名校官、尉官，由于学院严格执行了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在肃反运动中有惊无险。其他人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保密大检查”仅仅是运动的序幕。
在没有任何个人隐私可言，连私人信件都必须公开的政治氛围下，哈军工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大揭发，寻找任何反动言论和行为。
学员班大多在晚上搞运动，首先每个人要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交待之后离开，全班背靠背提出疑点或不清楚的问题，然后本人再回来回答同学们的提问，如讲不清楚，则列为重点审查对象，需要升温加压个别处理了。一期学员因为大多从旧社会来，有的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学中集体参加过“三青团”，尽管参军时已向组织交待清楚了，运动一来，都要重新审查。
七月的骄阳，炙热如火。斗争会的气氛好像这天气，从教室到宿舍，从机关到基层，到处都能听到喊口号、拍桌子的粗暴声音。各单位对重点对象的审查已激起广大群众的“革命义愤”，对这些暗藏的“小胡风分子”不狠一点能行吗？这可是革命立场问题。不少单位热衷于开斗争会，似乎谁大喊大叫，谁能死劲拍桌子、戴大帽子，谁就是运动的积极分子。此风一开，人人争先恐后，唯恐自己不激烈。
徐立行悄悄对刘居英说：“我怎么觉得现在有点像当年延安的抢救运动。”
刘居英轻叹道：“群众运动嘛，你到市里其他单位瞧瞧，比咱们厉害，咱们还是少说话吧。”
他们俩认准了“两不误”，绝不许任何小单位擅自停课。
7月初，从哈军工野营场的厕所里发现了反革命标语。有人用刀子在木板上刻下“胡风是正义的”、“风为啥要反”的“反标”。
这可让院领导大为震惊，刘有光指示宣传部长穆欣，出《工学》报肃反特刊，把反标公开登出来，借以提高全院同志的敌情观念。穆欣很少在《工学》上发表文章，运动初期，学院邀请著名哲学家艾思奇来学院做批判胡风和胡适的报告，一直由穆欣陪同，大概是受到艾思奇的启发，送走客人后，他在《工学》上发表了两版长文《胡风二十多年来的反革命罪恶活动》，成为哈军工肃反运动中重量级的讨胡檄文。然而不久，穆欣自己又被列为审查对象，《工学》报便由刘景路等人去管了。
7月27日，全院召开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及一切反革命分子检举坦白动员大会，刘居英副院长代表院党委做了长篇报告。他说：“要认识到，由于我院初建，制度不严以及右倾麻痹，非政治倾向严重，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及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就特别重要，因此，我们要大张旗鼓地开展这一个运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以能活动，是因为我们右倾麻痹，我们和老虎在一块睡觉还感觉挺舒服，暖暖和和，有的甚至还摸弄着老虎胡须夸奖它。”
28 声讨胡风 肃反运动席卷大院（3）
全院动员大会之后，肃反运动又掀起新高潮，各部系不断报来新的战果。
科教部揪出一个和“匪首”胡风有密切往来的化学教员傅贻棠。
1950年2月，傅贻棠在上海见过阿垅和胡风，胡风向他介绍过鲁藜的诗和路翎的小说。1951年傅参军，1953年调入哈军工当化学助教，偏偏此公爱好文学，经常议论一下中国文坛的作品，连主管文艺工作的大人物周扬发表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他也敢评头论足，科教部揪出这位认识胡风的仁兄不是顺理成章吗？
各单位圈定重点对象，主要的依据还是查档案。个人历年来向组织写的自传、思想汇报、填写的表格，都要重新拿出来过过筛子，仔细审查。
8月，政治部抓出一个震动全院的大案，挖出有“四条人命血案的暗藏反革命分子后象侬”，院五人领导小组十分重视，指示加强力量，尽早定案。
后象侬是安徽芜湖人，肃反前，他在马家沟医院当文化教员，在个人交待问题时，他再一次向领导交待了其父兄开枪打死抢粮农民的血案，解放初镇反时其父兄已被镇压，当时后象侬只是个中学生。
8月初，宣传部副部长何涛找后象侬谈话，说经过外调，后象侬的家乡县、区两级政府都证明后象侬本人也参加此血案，且开枪打死了人。何涛要后象侬老实交待，后象侬大喊冤枉。不久政治部对后象侬隔离审查。刘有光已有交待，不许动手打人和逼供，所以只是把后象侬看管起来，不许乱说乱动。
挖出这么一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政治部要下大力气取证定案，不久派出李航等人去安徽外调。当地乡干部把后象侬的叔叔和堂哥找来，用手枪拍着桌子，让他们证实后象侬当时参加了血案并打死了农民，这两个农民吓得面如土灰，战战兢兢，根据乡干部的意思画了押。
李航带着这份重要证言回到学院，但他亲眼看到当地乡干部大搞“逼供信”，汇报时他如实向领导谈了外调的经过。
后象侬就是满身长嘴也难辩诉，一则县、区政府出具证明，当地农民还来信，强烈要求哈军工把后象侬押回原籍；二则他的亲友也出具证明，都指证他有血债，这还错得了？9月16日，政治部在“八一”楼三楼召开大会，当众宣布逮捕后象侬，开除军籍、团籍，保卫部干部给他戴上手铐，押出会场，后象侬大呼：“为什么捉我？”保卫部副部长陈怡说：“你自己心里清楚，证据确凿，还不老实！”后象侬说：“我冤枉！我要向中央上告！”押后象侬下楼时，正巧刘有光上楼，后象侬大叫：“刘副政委，我冤枉呀！”
刘有光愣了一下，站下来看着几个干部押走后象侬，眼镜片里闪出一丝若有所思的余光，他什么也没说。
后象侬被关在王字楼的警卫室，带了100多天手铐。春天来了，陈怡又一次提审后象侬。
“关了你这么长时间，你还不认罪，”陈怡说，“你现在坦白还来得及，你还年轻嘛！”
后象侬说：“我的确无罪，我的中学校长可以证明我，抢粮开枪那天，我在镇上的中学里，没有回家。”
“你的材料我们研究多次了，但目前所有证言都对你不利，你敢不敢回家乡对证？”
“敢！但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