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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站起来，在摆满书报的书房中踱了几步，挥挥手，继续说道：“要下决心克服我们多年形成的游击习气，形式与内容是一致的嘛。但是，在官兵关系上，军民关系上，要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要发扬我军数十年来行之有效的传统，不搞一长制，不搞命令主义、军阀主义。对苏联专家，要不卑不亢，不学的地方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多做耐心解释工作，不能影响团结。”
周恩来和陈赓都在认真倾听毛泽东这段精辟的论述。陈赓从朝鲜回国后，这是第二次面见毛泽东，现在毛泽东耳提面命，已经把如何处理与苏联专家关系的问题讲得透彻而深刻，陈赓心里透亮了。
毛泽东重又坐下来，笑着对陈赓说：“陈赓同志，我刚才讲的这些原则，是供领导掌握的哟，不要向外传播，以免让苏联专家感到我们对他们不信任，不尊重。”
从菊香书屋出来，陈赓信心倍增，心情十分愉快。他匆匆赶回筹委会，向大家传达今天中南海会议的精神，就像过节似的，筹委会里一派喜庆气氛，特别是那些教授们，都把周恩来和陈毅讲话的具体内容，记到自己的笔记本中。任新民感慨地对陈赓说：“陈院长，9月5日这是我们军工的大喜日子呀，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今天这个日子。”
北京的九月是凉爽宜人的，而筹委会的九月则是火热得让人们永远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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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全校动员 林园万里搬迁忙（1）
全校动员 林园万里搬迁忙
陈赓急电 张衍携子飞北京
重庆市是长江边上“三大火炉”的“第一炉”，夏季热风炙人，酷暑难耐。可在西郊歌乐山南麓却有一处清凉世界，这就是当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官邸并以其姓氏命名的“林园”。
林园里四面青山，峰峦叠翠，嘉陵江吹来的习习凉风，越过山谷，直透林间，苍松翠竹间的石板小径，曲折蜿蜒，通向林阴深处，清澈的小溪“叮叮咚咚”的低唱浅吟，给幽静的山林带来生气。林园的名声不仅仅因为它的怡人美景，更主要的原因是它与中国现代史中的名人密切相关，抗战时，蒋介石把林园当作自己的官邸，山上许多西式别墅均为民国大人物的公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电邀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毛泽东抵渝后，林园便成为毛泽东的下榻地，住在林森那栋乳白色的公馆里。翌日晨，毛泽东在薄雾缭绕的林阴小路上散步，于曲径通幽处与蒋介石邂逅相逢，两人在一张圆形石桌旁坐下来谈话，拉开了国共两党谈判的序幕，从此，这张石桌就留名青史，被人们称为“谈判桌”，成为林园一景。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昔日达官显贵占据的林园便人去楼空，秋天的山林中只留下虫鸣鸟啼之声了。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万帆齐发，一举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两天后解放了南京。5月4日，中原军大奉命从河南许昌迁入南京，改名为二野军大，仍由刘伯承司令员兼任校长和政委，刘华清为校党委书记，徐立行为教育长。
在新的形势下，二野军大的扩编和招生工作迅速开始，江浙和上海地区上万名知识青年如潮水般投身这座革命熔炉，一时间孝陵卫的慕名报考者人山人海。6月16日下午，刘伯承亲自给二野军大学员作报告，他没有讲稿，就像一位宽厚长者对晚辈们娓娓叙谈家常。三个小时的报告让两万名青年师生和干部的思想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刘伯承在报告的最后，说了一段震撼心魄的话：“同反动派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场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啊！”他大声问学员们：“大家怕不怕？”会场上的学员们齐声高呼：“不怕！”刘伯承重申他一贯主张的原则：“我们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如果你走了又想回来，我们还欢迎。”
这就是主张“治军必治校，治校必严”的刘伯承在二野军大初建时期那次令人难忘的讲话。
9月12日，邓小平政委又来二野军大做“过关问题”的报告。邓小平开宗明义地讲到：“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问题，题目叫‘过关’。古有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毛主席告诉我们，特别是告诉我们中国青年，今天革命青年要过三关，比关云长少两关。这三关都叫大关。一个青年参加革命后，要过的关很多，可以说‘大关三个，小关无数’。哪三个大关呢？第一个关是帝国主义的关，第二个关是封建主义的关，第三个关是社会主义的关。这就是三个大关。这三个大关是每个参加到革命营垒的人必须过的关，问题是有的过得去，有的过不去。”
邓小平政委的报告从下午5点开始，一直讲到晚上10点多钟。操场上挂满了电灯，1万余名干部和学员静心听讲，紧张地记着笔记。不时因思想上的强烈共鸣而向邓政委报以热烈掌声。邓小平最后对学员们说：“学习以后，大家要背上背包，到大西南去！”
10月中旬，二野军大奉命组织了以徐立行为首的行军指挥班子，根据进军西南的战略部署和西南解放战争的形势，制定了三个梯队的周密行军计划。这些来自鱼米之乡又没受过苦的城市青年学生第一次随大军斜穿半个中国，经过八省的崎岖山川，全程七八千里，恰如一次“小长征”。沿途气候恶劣，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又不时会受到国民党残部和土匪的袭扰，艰苦之状，不言而喻。然而，二野军大万余健儿，一路行军，一路高歌，在漫漫征途中磨炼了钢铁意志。
1950年3月，二野军大总校全部人马进入四川重庆，这么一支大队伍在哪里安营扎寨呢？
仍兼任军大校长和政委的刘伯承征求邓小平的意见：“让军大去个好地方办学吧，歌乐山怎么样？”
“要得，让军大住在山清水秀的歌乐山和林园，学员们好静心读书嘛！”邓小平笑着点头同意。
于是，二野军大的万余人马驻扎歌乐山，校部设在林园。不久，二野军大又与西北军政大学的大部合并，改称西南军政大学。由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兼任军大校长，政委邓小平兼任军大政委，西南军区副司令员陈赓、周士第、李达兼任副校长，徐立行任教育长，刘华清任政治部主任，张衍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设五个分校（后称大队）。
1950年秋至1951年底，独臂将军余秋里政委主持学校的工作，此时西南军大奉命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简称二高步校。当时，从各部队调来了大批连、营、团级干部，使二高步校人强马壮，在余秋里的领导下，二高步校成为全军有名的好学校。
1952年春天，中央军委在酝酿筹建军事工程学院的过程中，二高步校副校长徐立行赴京参加全军院校会议，最早得知军委拟调二高步校去哈尔滨市筹建军事工程学院的消息，非常高兴，并打电话告诉在学校主持工作的张衍，鉴于军委尚没有正式下令，此时这个消息仍处于保密状态。5月，陈赓从朝鲜打来电话，要徐立行立即率人到哈尔滨看地形，选择校址，徐立行带着军务科科长肖连山和军务参谋沈清波，悄然登上东去的江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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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全校动员 林园万里搬迁忙（2）
6月末的一天傍晚，二高步校教员吴兆光和刘子铎在北京前门外偶遇已经调离学校的老政委余秋里。
“怎么，你们在总政的教员训练班结束了吗？”余秋里关切地问。当时军委总政举办“历史唯物主义教员训练班”，他们俩是二高步校选送来京学习的政治教员。
吴兆光说：“7月才结束呢，我们前几天向学校领导写了学习总结，汇报我们的巨大收获。”
余秋里点点头，沉吟一下说：“好好学习吧，马上你们要有用武之地喽！中央军委决定把我们二高步校成建制调往哈尔滨，筹建军事工程学院，这是一座专门培养高级军事工程师的正规大学，你们知道中央让谁出任这所大学的院长吗？”余秋里神秘地笑笑，小声说：“陈赓！”
两位年轻人兴奋地跳起来，谁不知道常胜将军陈赓司令员呢？
临分别时，余秋里小声叮嘱他们俩：“先暂时保密哦，等学校接到正式命令后你们再说。”显然，余秋里对军委挑选了二高步校是颇感自豪的。
7月初，军委正式的命令下达后，林园沸腾起来了。二高步校毕竟是一个大单位，在重庆两年多，经过正规化的建设，请来了苏联顾问，学校又吸收不少四川籍的知识分子，多年戎马倥偬的老红军、老八路们总算有了静心办学的条件，因而热情甚高，学校办得红红火火。建国以后，战事锐减，生活安定，该成家、该添丁的干部、教员们，也喜气洋洋地忙活着小家庭，日子过得挺滋润。谁也没有想到，过了两年安稳日子，怎么突然又要打起背包，奔赴万里之外、冰天雪地的哈尔滨？
“听说哈尔滨是个冰雪的世界呢，冷极了！”
“嘿，说起来要吓死你，在外面呆久了，一摸鼻子，掉啦！一摸耳朵，也掉啦！”
“还有呢，听说夜里出外撒尿要带根棍子，一边尿，一边敲冰，要不全冻成冰棍喽！”
“我的妈哟，有那么冷吗？”
种种关于寒冷的话题在炎热的季节里飞快地流传，倒没有让人们感到一丝凉快，从来没有见过冰雪的南方人，却由这个话题引来不少忧虑。
山路上，张衍倒背着双手，沿石阶向家里走去，他走得很慢，耳际满是下午校党委扩大会议上大家发言的声音。徐立行副校长已经在北京面见陈赓院长，并参加筹委会工作，张衍代理校政委和党委书记之职，负责主持二高步校的工作。下午的会议主要是听取五个大队和校部各部门负责同志的汇报。军委命令下达后，群众中思想问题较多，南方同志怕去北方，年轻干部怕艰苦、怕打仗等，说明有人对筹建军事工程学院的意义认识不足，对献身国防现代化的伟大事业的自觉性较差，尽管这是少部分人的情绪，但是必须及时引导和教育他们。而大多数干部情绪是高涨的，令人满意的。戈果和杜鸣珂两同志还反映了部分同志存在的糊涂认识，例如“军事工程就是和黄土打交道”，则应该解释之。张衍一边走一边想，不觉到了门口。
服务员抱着一岁的儿子，领着三岁的女儿迎出门来，自从爱人程倩赴京治病，两个年幼的孩子一直由服务员阿姨帮着带。张衍伸出双臂，抱过儿子亲了一下，又立即还给阿姨，匆匆进屋，女儿在身后喊“爸爸”，他也没回头。
张衍是安徽省灵璧县人，生于1917年，学生时代就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热血青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怀着满腔愤怒在学校宣传抗日，领导###。卢沟桥炮声一响，张衍再无心闭门读书，他和几个进步青年结伴，跋山涉水，奔赴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1937年，他参加了八路军，组织上让他填写一张表格，那上面有一栏是“你读过什么书”，张衍如实填上《共产党宣言》，于是，他被送到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20岁的张衍还是个毛头小伙子，进了学院一看，吓了一跳，原来和他一起学习的同学中有著名的红军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