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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序卿委以重任，张衍又给他派了三位团级干部当助手。
王序卿上任伊始，先在斜纹二道街宿舍为老教师开办小食堂。这四个人为了办好小食堂，起早爬晚，十分努力。陈院长第一次来看望老教师时，指示李懋之物色会烧南方菜的高级厨师，王序卿立即去办，没隔几天，从哈尔滨市里请来两位大厨，他们牛刀小试，亮点手艺，烧了几道徽扬菜，老教师们果然眉开眼笑。由于大多数人的家眷尚在南方，一日三餐，从不下厨却又当起光棍汉的老教师们若不想饿肚皮，惟有依靠食堂。
头些日子倒也相安无事，慢慢的食堂工作人员就有了牢骚：“教授们吃饭老不准时来，稀稀拉拉的，我们老得等着，下班没个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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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寒风砭骨 老教师冰城过三关（2）
管食堂的助理员说：“那还不简单，咱们当兵的讲究令行禁止，以后开饭吹哨子，按我们部队的老规矩办，过时不候。”
于是，宿舍走廊里每天响起三遍“【口瞿】【口瞿】”的哨子声，正在静心看书、伏案工作的教授们吓了一跳，慌忙抓起饭碗往楼下跑。平时爱说点怪话的教授就很不自在地说：“我们这儿哪是教师宿舍呀，成了军营了！”有的老教师一边排队打饭，一边小声嘀咕：“今天吹哨子，明天说不定吹军号，我们也成了大兵了。”
有一次看电影，满楼吹哨子，让教授们集合、排队、立正、看齐、报数，然后上车。
那天王序卿去拜访刚来不久的周明【溪鸟】教授，问问晚上暖气热不热。平时沉默寡言的周教授对他说：“院方对我们的生活十分关照，这让我们心中不安。我们是来工作的，是为了我们军队的现代化来军工的。从南方来到北方，生活上虽有不适应之处，但院领导已处理得很好了，我们大家是满意的。不过我们知识分子是有毛病的，有些事过于挑剔了，比如开饭时吹哨子是件很平常的事，可是有些教授感情上接受不了，你看能不能想个更合适的办法？”
王序卿吃了一惊，吃饭吹哨子在部队生活中早已习以为常，怎么会因此等小事引起不快？他很快把这个情况反映给陈赓和张衍。
陈赓眉头微蹙，沉思不语。“吹哨子”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吗？陈赓不这么看，他站起来，习惯地绕室踱步，半晌才缓缓地对张衍和王序卿说：“教授是我们办院的依靠力量，依靠他们，我们才能建立起自己的教师队伍。不能用吹哨子这种管理士兵的简单办法去对待知识分子，这是最笨的！要教育我们的干部了解老教师，理解他们，帮助他们，和他们交朋友。从中国历史上看，知识分子同你相交，不是看你官位大小，而是看你是否把他视为知己，真诚相待，所以古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说法。”
陈赓又在沉思，他低着头，慢吞吞地踱了两圈，站住望定张衍说：“党委要研究一下，应该在青年教授中发展党员，吸收他们入伍。为了减少老教师们在思想改造中的阻力，可否成立一个类似工会的组织，譬如叫‘教育工作者协会’，这应该是个教授自己管理自己的群众性组织，你们政治部是领导，但不可以发号施令。在军队中成立教授的群众性组织，恐怕过去还没有过，我们得请示总政，这个事情可以从长计议。”
陈赓这次谈话以后，斜纹二道街宿舍里又恢复了安静，食堂工作人员新开了小炒窗口 ，教授们可以随到随点菜，解决了饭菜变凉的问题，老教师们对这些热心周到的服务十分满意。
还有一个发家具的风波，让陈赓生了气。
教授们来到哈军工，光有宿舍还不行，必须配备办公用的写字台。这事儿归营建管理处管，处长叫张复明，是二高步校的名人，人们都称他“张老汉”。“老汉”是个老八路，山西人，黝黑的脸上满是皱纹，初见他的人，还以为他是个马夫。“老汉”为人厚道，办事认真，是个勤勤恳恳的“老黄牛”。
张复明带人赶制出第一批家具，团职以上是大写字台，营职以下是“一头沉”的小写字台，这在二高步校时就是这么办的。发给老教师的时候，“老汉”自作主张，搞了一个“等级标准”：“教授、副教授按团职待遇发，讲师、助教按营职的发。”
于是引起众多讲师的不满。意见反映到院领导：“讲师身材长得和教授差不多，为什么发个小桌子？”“我们的工作量不见得比教授们小，小桌子怎么够用？”
教授们书多，像梁守槃和卢庆骏，家眷未到，倒随身带来满屋子的书。老教师普遍对书架太小不满意。
陈赓听到这些意见，来了火气，他说：“这是谁规定的？谁叫你们把营、团的概念套到教师的身上？老教师应该住得比我们好一点，家具也应该多发一点，这是工作需要，他们书多，桌子小了不行！”
陈赓把张复明叫来，劈头训了几句：“老汉呀老汉，你真是山沟沟出来的，小家子气！怎么办事不动脑筋？赶快把小写字台搬走，凡是老教师，一律发大写字台，另外，书架做大点，要多少给多少！你要记住，这里不是营房，你服务的对象也不是‘土八路’！”
“老汉”垂头丧气地走出院长办公室，碰见老领导张衍，张衍拍拍“老汉”的肩头：“好嘛，陈院长给你开开窍，下回和老教师打交道，你不就聪明啦？”“老汉”咧开嘴，苦笑着点点头，又去忙着重新分家具。
1952年的12月，天气特别冷，但哈军工大院的政治气氛十分火热，军队干部和老教师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在日常大大小小的碰撞中开始互相认识。如果没有陈赓和他的战友们，这两个群体可能像油和水一样，难以融合在一起。陈赓以战略家高屋建瓴的目光，审慎地观察着老教师们思想感情的波动，他不放过一点小事，他不允许部下们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任何的疏忽和懈怠。
那么此刻，老教师们的思想问题主要集中在什么方面？陈赓深入调查之后，归纳出个“过三关”：即“山海关、家庭关、军队关”。
老教师们恰恰都是在三九严冬时节来到哈尔滨，恶劣的自然条件迎头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火车一过山海关，车窗外的景色大变，皑皑白雪覆盖着无垠的原野，狂风带着雪粉滚动旋转，把雪原吹成凝固的波浪。除了铁道两旁迅速倒退的枯树秃枝，几乎看不到人影儿。对于南征北战的军人来说，这种冰天雪地的环境顶多让他们隔着车窗瞅上几眼，他们照样打牌、睡觉，决不会在意的。可是对于来自南方大都市的老教师们，别看一个个端坐在座位上，安静地看书、喝茶，内心里却是冷冰冰的，他们的心境面临从未有过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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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寒风砭骨 老教师冰城过三关（3）
正因为他们奉调奔赴的是数千里之外的北国边陲黑龙江省，自然而然地要联想到那曾是大清帝国罪臣钦犯的充军之地，来自家庭的阻力就不奇怪了。本来他们都是关内名牌大学的学界骄子，事业如日中天，家庭生活亦安定富裕，一道调令下来，妻子也得做出塞的昭君，思想不通，又不敢拖后腿，最终，妻子无奈地说，那你就先去吧，看看再说，这家可不能随便搬到哈尔滨。
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是成建制调动，全体人员和家属282名分五批搬迁到哈尔滨，最后一批教授家属们在党伯印、江瑜等年轻研究人员的照顾下，于1953年春节前抵达哈军工，她们几乎都有生病的经历。任新民的夫人虞霜琴一路上舟车颠簸，又不适应寒冷干燥的东北气候，一到哈尔滨就得了重感冒，又转成并发胸膜炎，拖了半年才好。那是个人人争先进的火热年代，虞霜琴在哈尔滨一中教书，她瞒着同事和学生，带病坚持上课，直到晕倒在讲台上，被人送回家。任新民的老母亲住不惯，总想回南方。任新民为年迈的母亲和体弱的妻子犯愁，他宽慰她们说：“慢慢会好的，要坚持下来啊！”为了儿子的事业，老母亲不再提回南方的事。三年后，任新民奉调北京后，有人问起虞霜琴在哈尔滨三年生活的印象，她叹口气说：“别的什么都好，就是这个冷呀，记得最清晰，那冬天的空气好像冻住了似的，连呼吸都很困难。”
大部分的老教师以坐书斋、做学问为终身追求的生活方式，从内心深处讲，他们并不愿意到军队工作，俗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再说，部队是个处处讲服从的地方，与“个人自由”、“独立思考”这样的概念是绝缘的，稍有闪失，弄个“军法从事”可就完了，因此，老教师对部队干部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经过前两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他们学会了谨言慎行，对军队的种种疑虑一般不说出口罢了。
尽快把老教师思想中的消极面转化为积极面，帮助他们闯过“三关”，成了哈军工政治部的主要工作任务。
1995年，82岁高龄的曹鹤荪教授曾向采访他的作家谈及当年的心情：“哈尔滨的生活环境是我们完全陌生的，我们这批人绝大部分是江南长大的，另外一批人也以湖广籍居多，大家很不习惯东北那种冬眠一样的生活，屋内总是觉得缺氧。还有上海、杭州早上的新鲜蔬菜，菜农们在早市上吆喝着，家庭主妇们提着竹篮子讨价还价，打开窗子可以呼吸到湿润清新的空气。这些，在哈尔滨是见不到了，知识分子就这样，好多小事一般人不注意，尤其军队的人看大事，打仗的事最大。可知识分子对于下不下雨啦，气温高低啦，空气啦，早上的新鲜青菜啦，安静的校园啦，等等，算不上动感情的事，也很在乎，而且成了我们动感情，思恋南方的引子。留在哈尔滨就得克服困难，特别是克服感情上的困难。
像这一类细小的事很多，打仗过来的部队干部也注意不到，就是注意到了，也简单地说我们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我活到今天，早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我不认为这些是小事。军人打仗是大事，教授们要个安安静静的环境，希望有个人的天地，顺乎其心，学问精进也是大事。他们为了国家的需要才改变自己，强迫自己习惯哈尔滨。
但是，陈赓能理解和体谅我们，他让我们这批人住进当时最好的房子，他自己却住进简陋的小平房，在他的影响下，很多部队基层干部睡地铺，战士就更艰苦了。陈赓礼贤下士，凡老教师来他必设便宴招待，问寒问暖。他是教师家中的常客。别看他腿部负伤，走路一瘸一拐，可他拄个拐棍成天在下边转，没有闲的时候。哪个教师家的水龙头不好使，下水道不通，暖气不热，墙上有霜，房子漏雨……他都知道，并亲自打电话叫工程队去修。有一次他对营房管理处的领导说：‘你要是给我冻坏了一个老教师，我可饶不了你！’……就为了这么好的院长啊，我们所有的不愉快都不值一提，就为了这么好的院长啊，我们也不能离开军事工程学院啊。”
曹老先生的回忆正是当年老教师们内心感情世界情真意切的自白。事实上，绝大部分老教师战胜了自我，在号称“冰城”的哈尔滨奋力闯过了“三关”。
那天晚上，周明【溪鸟】饭吃得不多，心情不佳。他多年习惯吃夫人叶惠兰烧的菜，那可是清淡爽口的粤菜呀，他心里嘀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