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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皮师知康学之为邪说，而不敢公发难端，作书与梁节庵云：康学大兴，可谓狂悍。如何，如何！梁答之云：贼猖悍，则讨之，不当云如何也。”￥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此中“不敢公发难端”，“康学大兴，可谓狂悍”诸语，描绘出张之洞此期忧愤且无奈之情状。然而，当康有为、梁启超准备将《时务报》收归其有，以掌控当时最重要的舆论阵地时，张之洞出手了，但他仍没有正面出场，而只是暗中操纵。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时务报》和《昌言报》和戊戌前后的黄遵宪，已经有了相当多且好的研究著作与论文。本章只是对先前的研究进行一些补充，其主要目的之一，在于披露“张之洞档案”中尚未发表的材料。
一、相关背景：《时务报》的创办与汪、梁矛盾
前已述及，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以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与新中进士康有为相会于南京，决定开办上海、广东两处强学会。其中上海一处由汪康年办理，汪未到时，由康有为等人先行办理。然因康在上海《强学报》中用孔子纪年诸事，显示其独特的学术与政治之倾向，张之洞大为光火，于十二月初四日（1896年1月18日）发电尚在武昌的汪康年：
“武昌两湖书院汪山长穰卿：请速来宁，商强学会事。切盼。并望转催邹、叶诸君，洋务书何时可纂成？即示复。洞。肴。”
而等到汪康年最终到达上海时，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已由张之洞下令停办，康有为也已返回广东。
汪康年（1860…1911），字穰卿，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十六年为张之洞的家庭教师，后入张之洞幕。十八年中贡士，未应殿试；二十年补行殿试，又未应朝考。他在湖北的六年中，与张之洞幕中诸人交往甚深，并以此张开与全国官僚士人的关系网络。今存上海图书馆且已出版的《汪康年师友书札》，正显示了他此种特殊的交际能力。康有为当时亦对汪有较多的好感。
早在光绪二十年，汪康年就有办报的设想，最初的设计为《译报》；亦曾与梁启超商定在上海办报的计划。汪此次来到上海，所接收者仅是强学会余款银三十余两及七十余元，但并没有放弃。他
第48节，
与正在上海办理教案与苏州开埠事务的金陵洋务局总办、分省补用道黄遵宪商议此事，得到了黄的支持。汪又与上海绅商经元善（张之洞此时派在上海的账房）商量，以索回张之洞捐赠上海强学会的余款。经最初对此并不同意，且言词激烈；然他奉到张之洞的幕僚黄绍箕、梁鼎芬的信件后，立即予以拨款。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三日（1896年6月13日），经致汪信称：“昨承左顾，罄谈甚畅。兹送上强学会余规银七百两庄票一纸”此款后来成为《时务报》开办的主要经费之一。与此同时，梁启超抵达上海。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吴德潚、邹凌瀚共同发起《时务报》。张之洞虽未直接参与其事，但也表示了对汪未从其命返回湖北而坚持在上海办报的谅解。T米T花T书T库T ；www。7mihua。com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时务报》第一期在上海出版。梁启超以其精锐的思想、出色的文笔，使之风行于世。汪康年亦于该报出版初期写信向张之洞报告，并附呈其报：
“广雅年伯尚书大人钧察：前奉禀敬，谅尘鉴览。《时务报》已于初一出报，曾托念劬转呈，想蒙赐察。第二期报已印成，谨由信局寄呈贰册，并附第一期报二册。伏乞察入。所虑论卑识近，不足尘大雅之观。惟望训正。专函敬请崇安。年愚侄汪康年谨上。”
“念劬”，张之洞的亲信幕僚钱恂。张之洞收到此信后，于七月二十四日（9月1日）命钱恂发电：
“上海《时务报》馆：头期报三百五十、二期二百速寄。恂。”
二十五日，张之洞又命全省文武大小衙门书院学堂一律官费派阅。此后，浙江巡抚廖寿丰、湖南巡抚陈宝箴、安徽巡抚邓华熙、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西布政使翁曾桂等官员纷纷下令派阅或协助销行，使《时务报》短期内获有极大的销路。然而，康有为的“今文公羊”、“孔子改制”等学说为张之洞等官员所不喜，汪康年更多地代表着张之洞一派的立场。梁、汪之间，由此生隙。
梁启超考虑到《时务报》此时的财务困局及自办报纸不易，对“孔子纪年”等项，采取了“不复力争”的态度，对康有为提出的“再蹶再兴”的强硬要求，也提出了“稍谐众论”、“然后徐图”的和缓对策。而他在致汪康年之弟汪诒年的信中，将其在《时务报》馆中的委曲，尽情发泄出来：
“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前者变法之议（此虽天下人之公言，然弟之所以得闻此者，实由南海），未能征引（去年之不引者，以报之未销耳），已极不安。日为掠美之事，弟其何以为人？弟之为南海门人，天下所共闻矣。若以为见一康字，则随手丢去也，则见一梁字，其恶之亦当如是”
同为《时务报》撰述的章太炎，亦因学术分歧，于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三日（1897年4月14日）在上海被康有为弟子所殴，狼狈不堪，避走杭州。汪康年与章太炎同乡且交善，汪自然袒章。
第49节，
张之洞一开始并没有参预《时务报》的内部纷争。
从“张之洞档案”来看，他最初对梁启超极欣赏。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97年1月30日），张之洞通过其大幕僚梁鼎芬发电梁启超：
“《时务报》馆梁卓如：南皮有要事奉商。明正第一轮来，住芬处。专待，盼复。芬。俭。”
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五日到达武昌，次日即去拜访。他在信中详细说明了与张之洞相见的情况：
“十六日适南皮取侄媳，贺客盈门。乃属节庵入与之言，其午乃入见。南皮撇开诸客延见，是夕即招饮，座中惟节庵、念劬两人相陪，谭至二更乃散。渠相招之意，欲为两湖时务院长，并在署中办事，以千二百金相待。其词甚殷勤，又其辨过于伍”1米1花1书1库1 ；www。7mihua。com
张之洞撇开宾客专门与梁相见，又以梁鼎芬、钱恂两亲信幕僚相陪欢宴至日“二更”，再以“院长”、年薪银1200两相待，在我所见的“张之洞档案”中，张待梁之规格，似属其待人的最高优礼。然梁仍以《时务报》之需为由辞之。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1897年7月20日），张之洞又发电盛宣怀：
“上海盛京堂：梁卓如孝廉即经奏调在沪，曾见面否？此人必须优礼。如尚未晤，似须台端先往拜更好。洞。箇。”
对于一位年仅24岁的举人，要求如此施敬，意味着对其才华的肯定。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日，张之洞给汪康年、梁启超的信中再次邀请梁：“甚盼卓老中秋前后来鄂一游，有要事奉商，欲得盘桓月余。此不多及。”是年秋，梁启超去湖南任时务学堂职时过鄂，张之洞仍与之多次交谈。到了光绪二十三年底，张之洞对梁启超遵从其师康有为的思想，已经极为反感，但仍有意做梁的工作，等待其改变态度。
汪康年毕竟是其旧属，张之洞也视《时务报》为自家之物件。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1897年9月24日），张发电汪：
“致上海《时务报》馆汪穰卿。急。汤蛰仙大令寿潜来鄂，谈甚洽。昨已赴沪，请挽留贵馆，三四日作一文，取其持论正大，既可分诸君之劳，兼以救他报新奇之弊。在鄂时，汤已许可。每月由敝处筹送薪资四十金。即送关。祈转致，并示复。俭。”
从电报的语气来看，与对待其在武昌的下属并没有什么两样。汪康年对此完全照办，并复电同意。此外，张之洞还经常委派他办理聘请湖北新学堂教习诸事，“张之洞档案”中存有两人之间此类事务的多件电报。
第50节，
二、张之洞与黄遵宪的交谊
前节已叙，在《时务报》的创办过程中，黄遵宪也是一位主角，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他又是张之洞极其欣赏的人才，“张之洞档案”中对此留下了大量的材料，多未发表，我在这里稍加详细地予以介绍。
张之洞电调回国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光绪二年（1876）中举。次年由清朝驻日本公使何如璋奏调赴日本，任使馆参赞，撰写《日本国志》。后任清朝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国使馆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等职，官职历保为二品衔补用道。长期驻外的经历，使之对外国事务多有了解。甲午战争初期，两江总督刘坤一北上统军，湖广总督张之洞奉命署理两江总督，未行前即于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一日（1894年11月8日）电奏，请调时任新加坡总领事的黄遵宪来南京交其“差委”。光绪帝下旨予以批准。黄遵宪奉旨后，于十月十六日发电：
“遵宪蒙奏调差委，奉旨准往，即钦遵办理。约月底交卸，即行启程。谨禀谢。叩贺。职道遵宪。铣。”
此后，黄遵宪一路皆有电报给张之洞，报告行程诸事。至十一月底，黄到南京，张派其主持金陵洋务局，由此成为张在战争期间的主要幕僚。张荫桓等人赴日谈判议和，途经上海，电请黄遵宪到上海，共同商议对策；黄亦将相关内容向张之洞汇报。
甲午战争结束后，根据总理衙门的指令，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一年七月派黄遵宪到上海，与法国驻上海总领事谈判办理江苏等五省历年教案。黄遵宪事事皆向张禀报请示，其中包括江苏教案、日本租界、法国兵船拟入长江、五省教案谈判地点等，张之洞对此亦有回电，予以指示。至十一月，黄遵宪将江苏五教案办结，张之洞对此也甚为满意，发电上报总理衙门。与此同时，张之洞又命黄遵宪与容闳等人办理沪苏铁路招商等事。这些电报的数量较多，我也将相关的档案在注释中抄录，以供研究黄遵宪的学者参考。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896年2月12日），张将离开南京回任湖广，保举其在署理两江任内的人才，其中就有黄遵宪。
留苏及北洋任职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不愿全用李鸿章的班底，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奏调黄遵宪赴北洋差委，任总办水师营务处。光绪帝予以批准。王为此于十二月初十日（1896年1月24日）专门发电张之洞，请求关照：
“北洋以合肥故，连类而及，旧时在事之人，几为众射之的。其中人才本少，不得不借助他山。昨奉调黄道遵宪来直，已奉谕旨允准。除备文知照外，合先电闻。两江、两湖人才济济，务求分润，俾资臂助。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