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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御史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进呈御览，拟请准如所奏。该御史请以梁启超督同向来主笔人等实力办理，查梁启超奉旨办理译书事务，现在学堂既开，急待译书，以供士子讲习。若兼办官报，恐分译书功课，可否以康有为督办官报之处，恭请圣裁。”
孙家鼐由此改变了事情的性质：原是康党要求夺回《时务报》，并以此控制全国的报刊舆论，孙却顺势将康有为请出北京，政治手段运用得相当圆滑老辣。光绪帝当日明发谕旨，同意孙家鼐的提议，“著照所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
汪康年本是消息灵通人士，五月二十九日谕旨一发，他就十分注意孙家鼐的动作。他的堂哥汪大燮正在北京张荫桓幕中，随时与他通消息。六月初八日晚上，汪康年刚得到一简单的消息，立即发电武昌：
“报馆事，奉谕归官办。此事于大局有关，应如何办法，乞为主持。康。”
然在“张之洞档案”中，该电及汪康年此期发往武昌的电报，大多没有收电人的名字，很可能是张之洞，或是张幕中的重要幕僚如梁鼎芬、王秉恩、钱恂、梁敦彦等人，只能根据内容进行推测。汪该电初十日（7月28日）午间到达武昌，张之洞当日夜间发急电给汪康年：
“上海赵竹君转交汪穰卿。急。电悉。闻派康管上海官报局，大局坏矣。此事甚难维持，惟有速请节庵为总理，即日刊布。则康虽来，必有以敌之。此是急著要策，先办此节，然后可徐思补救。此外更无他法，万勿游移。康是否特派，抑系总署奏派，系何字样、章程？速详示。须加急字，不可吝电费。即复。壶。蒸。亥。”
由此可知，张收到汪电，立即作出对策，以梁鼎芬出面与康有为对抗。同时也可以看出，张在京另有情报来源，但内容过于简单，他要求汪报告其中的详情。汪康年得电后，于十一日（7月29日）发电武昌：
“急。蒸电敬悉。顷奉电谕，知竟归康办。章程三条未详。现拟将《时务报》三字空名归官，而另行出报，改名《时务杂志》，与从前《时务报》一气贯注，并请节庵为总理，已电焦山。谨候电复。康。真。”
汪康年刚到得到六月初八日的上谕，方知《时务报》交给康有为办；但他却以极快的速度提出了对策，即仅“将《时务报》三字空名归官”，另行出版《时务杂志》。此即后来汪、张所采用之计。汪在此电中还同意梁鼎芬出为总理。六月十三日（7月31日），汪康年发电钱恂：
“督署，钱念劬：报拟改《时务杂志》，请节庵为总理。时报即归官。一、不背旨；二、有以对捐款、代派诸人；三、大局不致掣动。恳告帅及节庵。即电复。康。覃。”
汪康年要求钱恂此中帮忙做工作。他还同时发电张之洞：
“前电言改名出报，似非奏明不可。钧意若何？候电示遵行。康。覃。”
“前电”似指六月十一日汪康年之电，要求张之洞设法上奏，请光绪帝旨准。六月十七日（8月4日），汪康年再发电武昌：
“谏电敬悉。报从七月朔起遵即改名《时事新报》，并请节庵为总理，声明报首。《农报》事，容会商再复。敬诒极愿相助，必留。康。霰。”
第58节，
“谏电”指武昌方面六月十六日的复电，但由于档案保管等因，我在“张之洞档案”中，尚未找到该电及武昌方面此期的其他回电；而时在武昌的叶澜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却透露出张之洞及其幕中的内情。叶澜在六月十六日（8月3日）的信中写道：
“昨日由念劬交来密电，已照译送梁。弟又亲至星海处打探。星海目疾未愈，晤社耆云：星海以前次兄请其为总理，后又不说起，心颇不悦。此番笑兄急来抱佛脚云，欲其为总理，尚须斟酌。惟社兄言其心中未始不愿帮兄，而社特不好进言。故弟又至念劬处，恳其至星海家竭力劝驾。念劬已经允许。又据念云：兄前日电请帅出奏，帅以馆在上海，不涉两湖之事，恐难越俎代庖。惟兄所言将报改名《时务杂志》，捐款一概清出。帅意甚以为然，云：不过让《时务报》空名与康，而馆中经费由绅商乐捐，毫无官款，犹之电报、招商等局不能入公家也。且官报开办另有经费，此种捐款概出绅商，虽有上谕，断无强之捐入官报之理。特飞告兄知。”
由此可见，汪康年六月十三日给钱恂之电，钱将之交梁鼎芬，并劝梁出面向张之洞进言。张之洞对汪求其“出奏”即上专折一事，未能同意；但同意汪的“改名”方案，称“不过让《时务报》空名与康”，并称捐款“不能入公家”。此中提到的汪康年前次请梁鼎芬为《时务报》总理一事，很可能发生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即黄遵宪发电驱汪之时，张之洞六月初十日电稿中删去的“从前屡谏，未蒙采纳”字样，也可能即指此事；然汪恐梁夺其权，后不再提起。由此又可见，梁对汪虽有意气，但为了共同对付康有为，梁仍同意出山。
除对上海的汪康年进行部署外，张之洞另向京师打探消息，于六月十七日发电其子张权：
“急。京。张君立：宋伯鲁请将《时务报》改官报折及孙燮相请派康办折，大意如何？馆中款项须归康否？言明汪康年办理不善否？速摘要电告。即复。壶。洽。”
他要求将宋伯鲁、孙家鼐奏折摘要电告，以便其下一步的行动。第二天，六月十八日，张之洞再电张权，问道：“康肯出京否？”
时在北京的康有为，奉到六月初八日光绪帝谕旨，最初也准备去上海。六月十二日（7月30日），康有为发电汪康年：“奉旨办报，一切依旧，望相助。有为叩。”与此同时，他还发给汪一信，称言：
“昨日忽奉上谕，命弟督办报事，实出意外。殆由大臣相爱，虑其喜事太甚，故使之居外，以敛其气报事本足下与公度、卓如承强学而起。弟连年在粤，一无所助，馆中诸事仍望足下相助为理，凡百皆拟仍旧。前经电达，想已洞鉴闻卓如与足下曾小有意见，然我辈同舟共济，想足下必不因此而芥蒂也。顷因进呈书籍尚未告成，须十日外乃可成行，或先奏派一、二人出沪商办”
以此信中的“十日外乃可成行”为计，康有为将于六月下旬到达上海；信中“先奏派一、二人出沪”，康派出的接办人员是狄葆贤。狄到达上海后，于六月二十六日（8月13日）给汪康年一信：
“顷接康先生电，想电局于尊处已分送矣。此事究应如何办理？伏乞详示，以便遵办，恭候回音。”
同在北京的汪大燮也听到康欲离京的消息，于六月十一日写信告汪康年：“闻康二十边（便）动身赴申”。
而上海这一边的情况进展，可见之于汪康年电报。他于六月十八日（8月5日）发电武昌：
第5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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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洽电敬悉。奏折早电京，昨又发急电，尚未得复。康何日出京，未详。日前来电，系敷衍语。康。巧。”
“洽电”，指六月十七日之武昌复电。比照张之洞六月十七、八日给张权的电报内容，此电中的“奏折”似指宋伯鲁、孙家鼐奏折，汪表示已一再发电北京，要求急送；康有为“何日出京”，当是武昌“洽电”所关心的内容。至于“日前来电”，似指康有为六月十二日电报。同一天，汪康年再次发电：
“啸电敬悉。遵改《昌言》。康。”
“啸电”指十八日的电复，从“遵改”的语气来看，似为张之洞的电报。至此，《时务报》改《昌言报》由张之洞定计。六月二十日（8月7日），汪康年又发电武昌：
“急。复奏已见。首言准改官报。次派康督办。三进呈各报章，三条：一、由官报局责成，主笔慎选；二、各报由书局慎选；三、官报费派各州县月一两，创办费令康商筹，并不提及从前款目。康。哿。”
“复奏”，指孙家鼐六月初八日议复宋伯鲁之折的奏折，似由汪大燮寄来。汪康年看到了孙折的内容，松了一口气。他给武昌的此电，已属是上报好消息。次日，汪康年写信给张之洞，抄录孙折，并对该折的内容，竭力作其“改名出报”的理解：
“广雅尚书年丈大人阁下：十九日曾上一书，亮蒙钧察。孙相原折，前晚方由京友寄到，昨已摘其大旨，发急电奉闻。兹再钞录一通，寄呈左右。折中前言改作官报，末段又言创办经费令康主事自筹，似乎前后不符。然终赖有此一节，则此间之改名出报，待康主事另起炉灶，正与朝议相符。亮寿州亦计及于此，故为此调停之计也”（以下是关于四明公所事件的内容）
然而，武昌给汪康年以上三电的回复，我仍未能从“张之洞档案”中找到；叶澜六月二十二日（8月9日）给汪康年的信，再次展示了张之洞及其幕中的内情：
“今日念兄言，帅座接兄复梁函后，似兄有不仗梁力之意，恐兄误会帅意。盖帅欲梁为总理，专为助汪敌康起见。梁为总理，并不须报馆另筹薪俸，而可以出面挡康。申报一切事，会归兄经理，而兄何以接帅电后尚有活动之说？梁见此大不悦，幸帅极力为兄说项，梁始允至申一行。故帅虽怪兄不知好歹，而又怒康太横，怜兄太弱，必力为扶助，亦为大局起见，望兄此后善体帅意。至帅命兄改《时务》为《昌言》，系因上谕有从实昌言之语，嘱兄即作一序，申明遵上谕昌言二字之义，并述改名之由。其说维何？则以《时务报》既奉谕改为官报，现虽督办未来，而我等所办，系属商款商办（商报与官报有别，兄宜专抱定此意，则商款不至为康所据），不敢复揽时务之名，故特改名昌言，以副捐款诸君之望。”
“念兄”，钱恂。叶澜的消息全来自钱恂，自是相当可靠。由此可以看出：汪康年对梁鼎芬仍有所顾虑，恐其来上海会全盘接管，张之洞则表示梁仅是“出面挡康”。“帅命兄改《时务》为《昌言》”，应是张之洞的“啸电”之内容。“上谕”指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八日改《时务报》为《官报》的上谕，其中一段为：“至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开广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张之洞欲借用“据实昌言”的谕旨，来封他人之口。至于梁鼎芬与汪康年之间的意气，张也作了调和。与此同时，梁鼎芬也致函汪康年：“兄出死力为弟，幸勿怯。无论如何，有我在，吴狄如要硬到，飞电告我。”“吴狄”，指康派到上海的狄葆贤，他是江苏人。
第60节，
而在北京的汪大燮，与黄绍箕、孙家鼐几经商议后，却是另出一策，于六月十三日（7月31日）写信给汪康年：
“兹有要事奉达，仲彛郧笆掠胧僦萃春獭Ｓ孕麓囱÷冀时ㄎ瘢銎渥嗟髯阆吕淳┌炖怼５檬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