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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到达武昌后，立即受到了张之洞、梁鼎芬等人的巨大压力。此时在武昌管理《时务报》发行事务的翟性深，于七月十六日（9月1日）致汪康年信中称：
第63节，
“一、公度昨已来鄂，现知子培与梁髯等与其联络，不知可能妥洽否？一、梁髯近日病，故子培来亦不能久坐常谈。一、梁髯本欲与公度同来，现已不果，半因有病，半思我馆之事，莫若在鄂可设法。以上均社兄处道问来。”
“子培”，沈曾植。“梁髯”，梁鼎芬。“社兄”，社耆，汪洛年，他与沈、梁皆交深，其消息是可靠的。梁鼎芬原准备与黄遵宪同来上海，但考虑到“在鄂可设法”，便没有同行。而在张之洞幕中的邹代钧，于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致汪康年信中称：
“《时务报》改为《昌言报》，办法尚不错，惟康居然以抗旨入告，殊属无谓，且交公度查复，尤形鬼蜮。伯严已力言于公度，谓此事必须公允，万不可稍涉偏倚，公度却面允。昨闻子培言，公度到鄂已与南皮商妥，当不至离经也。云系欲公将旧账交与南皮，而南皮转交公度，《昌言报》则仍《时务》之旧，官报则另起炉灶。”
“伯严”，陈三立。黄遵宪在陈三立、张之洞的直接施压下，已经有所退让。七月十八日，武昌收到汪康年电报：
“康电江西藩，请禁登《昌言报》，业已札县示禁。康年。篠。”
七月二十日，武昌再收到汪康年电报：
“现拟与开《汉报》之宗北平商，互列名报端，则馆不能摇，与寻常挂洋牌异。可否？候示。康。啸。”
而武昌方面对此两电的回复，我在“张之洞档案”中没有找到。
黄遵宪离开武昌后，途经南京，与刘坤一会见，于七月二十三日（9月8日）到达上海。七月二十五日，张之洞发电黄遵宪：
“致上海出使日本黄钦差。报事中外议论纷纭，弟不敢置议。在鄂所谈，作为勿庸议可也。惟《昌言报》，则鄙意以为万不宜禁耳。洞。有。”
此中的“在鄂所谈”，很可能就是前引邹代钧信中所称，由汪“将旧账交与南皮，而南皮转交公度，《昌言报》则仍《时务》之旧，官报则另起炉灶”。此时张之洞有所退让，一方面是梁启超与汪康年在《国闻报》等阵地打起了笔墨官司，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另一方面很可能是听到黄遵宪另有大用的消息。他不再强调《时务报》“空名归康”；而改为以不禁《昌言报》为对策。而汪康年在上海受到黄遵宪的压力，连连发电武昌。七月二十五日（9月10日）汪发电称：
“照黄言，报馆所有统行交出，《昌言》如何办法？请电示。康。有。”
二十七日发电称：
“黄意须统行交出，康拟俟彼电奏请旨，或彼备公文着交，即照办，以昭慎重。康。”
二十八日发电称：
“黄至今无公文，亦未将办法开出，昨电均属人传言康。如何办理？请示。康。”
第一份电报可见汪康年的意外，原以为此事会按其意即“空名归官”而了结。第二份电报可见汪的对策，即请黄遵宪先行电奏，奉旨后再交，或请黄下达明确公文，黄自然不会如此办理。第三份电报中，汪又做解释，称黄遵宪的做法是嘱人“传言”给他。张之洞在收到前两份电报、尚未收到第三份电报时，于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发电赵凤昌：
“上海赵竹君转汪穰卿。前屡电已详。诸事请自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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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节，
到了这一时候，张之洞已不想再出面，也不想再多说什么。很可能也就在此时，他又想到了息事宁人之法，写给梁鼎芬一信：
“再启者，前子培致万木电未发，至今思之，乃大误也。此电稿猝难寻捡，可否即由尊处代拟数语速发为要？要语云：闻《时务报》事，□□与穰卿龃龉，此间曲折，弟未深知，然盍少缓之以存气类乎？曾植。一面电子培，似无妨。”
“万木”，指康有为，其办有“万木草堂”。沈曾植于七月十九日离开武昌，二十三日到长沙。此信当写于沈离开武昌之后。“□□”是原文不清之处，似为梁启超或康有为。张让梁以沈曾植的名义发电给康有为，以能稍稍缓和之。七月二十八日，即张发电汪“诸事请自酌”的当日，黄遵宪亦在上海发电给张：
“宪廿三到沪，承派楚材，感激无已。报事昨奉有电，言鄂议作罢论，惟《昌言报》不能禁等语。敬悉。宪到此，即持刺拜汪，汪未来见。初言将人欠馆款，馆欠人款，概交官报。昨廿六函称：必待南洋公文到日，商酌声复；此馆系集捐而成，捐款诸公皆应与闻，断非康年一人所能擅行等语。汪前刊《告白》，称系己创，改作《昌言》，今又称馆系集捐，己难擅行，似交收尚无定议。遵宪所奉电旨，一曰：是谁创办，查明原委。查此馆开办，宪自捐一千元，复经手捐集一千余元，汪以强学会余款一千余元，合四千元，载明《公启》，作为公款，一切章程帖式，系宪手定。《公启》用宪及吴、邹、汪、梁五人名，刊印万分，布告于众。内言此举为开风气，扩闻见，绝不为牟利起见。又言有愿捐赀相助扩充此报、维持此举者，刊报以表同志。是此报实系公报。以公报改作官报，理应遵办。且宪系列名倡首之人，今查办此事，不遵议交收，宪即违旨，此宪所断断不敢者。旨又云：秉公核议，如何交收。昨由汪送到刊布结账存款：一、存现银；一、存新旧报；一、存自印书籍；一、存各种书籍；一、存器具，及代派处未缴书赀报赀，合共若干。宪以为，均应交出。其报馆应付人项及应派各报，官报亦应接办。如汪能照交，即行电奏，自可妥结。如汪不交，宪只得将核议各节，电奏请旨办理。宪自问所以尽友道而顾大局者，一则改为《昌言报》一事，绝口不提；二则所列结账，即有不实不尽之处，宪断不究问；三则所存各项，倘不能照刊报结账，如数交出，当为通融办理，或约展缓，或告接收之人，设法商量。此为宪心力所能尽者，若不议交收，非宪所敢出也。为汪计，理应交出，倘或不然，结局难料。再，宪有密陈者，汪在沪每对人言，此报改为《昌言报》，系宪台主持，惟宪实不愿此事牵涉及于宪台，流播中外。缕缕愚诚，伏求密鉴。又，《国闻报》所登有官民分办之说，宪以为倘系分办，即非遵旨。且前报系公报，非私报，不遵旨归官，将归谁手？又，两报分办，官报另起，旨中所谓改作官报，如何著落？此亦汪、康两党意见之言，切望宪台勿为摇惑。总之，此事系将公报改作官报，非将汪报改作康报也。倘蒙宪台鉴宪微衷，求宪台将宪遵旨核议交收之法，电汪即行遵办，免旷报务而误程期。抑或别有办法，并求指示遵办。大局幸甚，私衷感甚。再，宪病到沪小变，医言因积疾成肺炎，必须调养。现在赶紧调理，焦急万状。遵宪。午。”
就以往黄遵宪给张之洞的电报而言，此电的用语是相当严峻的：他强调《时务报》是公报而非商报、私报，强调其系遵旨办事，其中还婉转点明汪不肯交报、改为《昌言报》是由于张的“主持”。黄虽在具体细节上有所让步，但完全否定了汪、张“让《时务报》空名与康”的设想；“两报分办，官报另起”一语，很可能也是有所指。黄此电二十九日申刻（下午3…5时）到达武昌，张之洞此时也无法继续相抗，于七月三十日（9月15日）辰刻（上午7…9时）复急电给黄遵宪，并附一电给汪康年：
“上海，出使日本大臣黄：急。廿八日电悉。报事与阁下在鄂晤谈后，曾劝汪交出，不必系恋。兹当更劝其速交，但不知肯听否耳。至此事恭绎电旨语意，并无偏重一面之词。阁下如何办法，自必能斟酌妥善，上孚圣心，下洽公论也。程期甚迫，似须早日北上。洞。艳。”
第65节，
“附致汪一电，请转交汪穰卿：报事速交，最为简净，千万不必纠缠。《昌言报》既可开，若办得好，亦可畅行，何必恋此残局，自生荆棘哉。洞。艳。”
张之洞此电，也隐隐给黄遵宪施加压力。一是称“恭绎电旨语意，并无偏重一面”，二是让黄转汪电中称“《昌言报》既可开”；张的用意是黄不能袒护康、梁，也不能禁《昌言报》。同一日，张之洞还发电上海：
“上海赵竹君，转送汪穰卿一阅，阅过索回付丙。急。报事速交，万勿系恋，恐生波澜。前途狂悍，不能讲理。惟有电恳当道。临时相机维持耳。速复。艳。”
此处的“前途”，指黄遵宪。从档案原件来看，此电张之洞改动甚大，“电恳当道”后，删“夔帅”，意请汪向其同乡、军机大臣王文韶告状。他还害怕此电会作为其为汪康年后台老板之证据，竟让赵凤昌送汪阅后，索回烧掉。
八月初一日（9月16日），黄遵宪因其病欲缓北上，发电张之洞：
“遵宪在湘积受寒湿，患脾泄水蛊。六月复患感冒，一时未能进京，当由宪台代奏。七月初旬，感冒稍愈，因屡奉诏旨，催令趱程，力疾就道。过鄂谒宪台，过宁谒岘帅，见具病状，均蒙饬令调养。惟遵宪万分焦急，仍欲力疾至京。至京如未能请训，再拟在京请假暂养。乃到沪，病犹未痊。医生言，因积病伤肺，故言语拜跪，均难如常。如勉强登舟，海风摇簸，病势益增，转虑负天恩而误国事。不得已，暂拟在沪调养十数日，一俟稍痊，即行迅速趱程，断不敢稍有迟误。既求岘帅会同宪台、湘抚代奏乞恩，敬恳俯允，感祷无已。除电湘、宁外。遵宪敬肃。东。”
张之洞当日收到此电，立即予以回拒。当晚复电称：
“上海出使日本大臣黄：东电悉。尊恙极为驰系。承嘱会衔代奏一节，此时在沪调养，自应由南洋代奏，鄙人在鄂，未便列衔越俎。已电达岘帅。尚祈鉴原。洞。东。”
与此同时，张之洞还发电给刘坤一。八月初二日（9月17日），黄遵宪复电：
“东电敬悉。因过鄂小愈，曾电总署遵旨趱程，故拟求会衔。现已由岘帅单衔代奏。又，总署知宪病状，九月内日主诞辰，经电裕使照常庆贺，程限自可展缓。承注感极。报事转电，已交汪。日内复奏，即抄稿电陈。遵宪。沃。”
“报事转电”，指七月三十日张之洞电报中的附电；“日内复奏”，指黄遵宪办理此事的电奏。也就在这一天，八月初二日，黄遵宪发一长电报给总理衙门，说明《时务报》交接的方式与结果，要求转奏光绪帝：
“窃遵宪前奉电开，奉旨：刘坤一电称，康有为电，奉旨改《时务报》为官报，汪康年私改为《昌言报》，抗旨不交等语伏查丙申春月，遵宪奉旨暂留江苏办理教案、商务各事宜，因住上海。当时官书局复开，刊有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