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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庆年作文驳“康学”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五日(1898年3月26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
“灯后,已翻阅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取《繁露》重加编次,别标题目,并下己意,以其旨趣,亦时有一孔之论,不足凭也。”
三月十五日又记:
“作《卫经答问》四条,驳康长素《新学伪经考》也。彼以西汉今文诸经原无残缺,古文各学并刘歆伪造,欲废《毛诗》、《周礼》、《左传》诸书,主张《公羊》,以畅其改制之说。故作此以卫之。”
闰三月初三日又记:
“作《卫经答问》二条。”
陈庆年很可能是主动撰写批评“康学”的著述,这也似乎说明,此时在张之洞的幕中,以能作文批康为时尚。也恰在此时,张之洞奉旨进京(后将详述),陈庆年等人为张送行。闰三月十八日午刻,张之洞临行前面见陈庆年,当面“谓余《卫经》、《卫教》二书能作成最佳。”作为一个处于边缘地位的幕僚,张之洞的称许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而这些著述很有可能与张之洞拟办的《正学报》“报稿”有关。(后将详述)
是年闰三月二十五日(1898年5月15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
“阅康有为《读书分月日程》,专以速化诱新学,谓六个月即可成通儒。后附每月读书表,分经、史、子、理学、西学为五格。首二月仅读《公羊》及《释例》、《繁例》、《谷梁》、《王制》,第三月即读其《伪经考》并及刘氏《左传考证》,《礼经通论》、《诗古断》诸书。原经尚未及寓目,遽以臧否之言先入其胸中,此尤可笑可恶者也。第四月读《五经异义》、《白虎通》。第五月读《礼记》。第六月读《大戴礼记》。此外,群经皆不列目,惟子书略备。《孟子》亦列入子书中,诚可恨也。”
《读书分月日程》,似为《读书分月课程》,由康有为嘱梁启超作,时在光绪二十二年之后,康有为作序。是月二十七日,又记:“晤朱强甫,与言康有为《伪经考》,谓《毛诗》有十五伪,其说多袭魏默深,无一出心得者,则其人之浅躁可知。欲定此大案,而自家不一思索,全赖抄取以了此事,尚得谓有心得哉?强甫亦鄙之。”“朱强甫”,朱克柔,此时亦在张之洞幕中,帮办《实学报》(后将详述)。由此又可见,张之洞幕中人物时常议论“康学”之非。
保国会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1898年6月6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
第11节,
“下晚,南皮师来书院少谈,言康有为、梁启超立保国会,每人收银二两,复散给票布,仿哥老会办法。浙江人孙灏作驳文三十条,痛快淋漓云云。当访得一阅也。”
四月二十一日(6月9日),又记:
“诣节庵,见浙江孙灏驳保国会章程三十条,颇发康、梁罪状。节庵尚拟排印散送云。”
保国会是康有为、梁启超、李盛铎等人在京师发起的组织。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粤东新馆举行第一次集会,康发表了演说;闰三月初一日在崧云草堂举行第二次集会,梁发表了演说。在保国会的第一次集会中,由康拟定《保国会章程》三十条,其中第十二条规定“会中公选总理某人、值理某人、常议员某人、备议员某人、董事某人,以同会中人多推荐者为之”;第十三条规定“常议员公议会中事”;第十四条规定“总理以议员多寡决定事件推行”;第二十条规定“欲入会者,须会中人介之,告总理、值理,察其合者,予以入会凭票”;第二十三条规定“入会者人捐银二两,以备会中办事诸费”;第二十七条规定“来会之人,必求品行心术端正明白者,方可延入。本会中应办之事,大众随时献替,留备采择。倘别存意见,或诞妄挟私,及逞奇立异者,恐其有碍,即由总理、值理、董事诸友公议辞退。如有不以为然者,到本会申明,捐银照例充公,去留均听其便。”若完全按照些这规定,保国会将是一个相当严密的政治组织。然京师士大夫对保国会多为观热闹,真正感兴趣者很少,保国会也仅召开了两三次集会,并没有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孙灏作《驳保国会议》,是根据《保国会章程》逐条进行批驳,其中第二十条称:“入会须凭介绍,与各邪教有引进无异,发给凭票,极似哥匪放票”;第二十一条称:“纹银二两,轻而易举,诱人犯法,籍以肥私”。细观孙灏通篇所论,以“聚众谋反”的旧词为主旨,并无新意。此时张之洞还没有看到康有为的《保国会章程》,所见者仅是孙灏的《驳议》,然其激烈的反康言论,却得到了张之洞及其派系的喝彩。张之洞称保国会“散给票布,仿哥老会办法”,不是根据保国会的实情,而是依据孙灏的说法;张又称“痛快淋漓”,显然出乎意气而不究事理。“节庵”,梁鼎芬。湖北并无保国会的活动,梁鼎芬却要排印散送孙灏的《驳保国会议》,其用意不在于非保国会,而明显是为了非康。梁鼎芬后来作《康有为事实》,送给日本政府,要求在日本发表,称言:“康有为在京开保国会,每人派出银二两,意在诓骗人财。所出章程奇谬者至多,即如各府州县皆设一局,每人皆要领该会字据一条,直学哥老会放飘无异,如此行径,尤为胆大可骇。”梁将保国会比作哥老会,完全根据章程,并非依据实情,而他是了解实情的。。xjqi。
叶德辉与《輶轩今语》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898年6月9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
“湖南学臣徐研甫作《輶轩今语》,以张康学。长沙叶焕彬(名德辉)作评语条驳之,现已印出。子威得一册持示,大意甚善,惜义据不详,间有游移,未甚精也。”
是年七月三十日,陈庆年又记:
“过朱强甫,其案头有叶德辉《明辨录》,皆斥康学各书札,笔锋颇廉悍,与《輶轩语评》合订一册。”
“子威”,湖南经学家胡元仪,此时在张之洞幕中,任两湖书院分教。“徐研甫”,徐仁铸(1863…1900),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之子。光绪十五年进士,入选庶吉士,时以翰林院编修出为湖南学政,在政治思想上受康有为、梁启超影响极大。《輶轩今语》是徐仁铸仿张之洞的《輶轩语》,写给湖南学子“读书为学之法”的文章,其中的言论与“康学”相合。该文刊于光绪二十四年初出版的《湘学报》第30册,并由梁启超列入《中西学门径书七种》,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刊印。张之洞虽未对《輶轩今语》直接表态,但对《湘学报》和徐仁铸多有不满,曾发电徐仁铸,停止湖北各书院订阅《湘学报》。叶德辉(1864…1927),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中进士,分发吏部为主事,到部不久即以乞养请假回乡居住。他是大藏书家,精于版本目录,经史亦多有研究,在湖南甚有文名。叶德辉不喜“康学”,也反对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所作所为。他为此撰写《〈輶轩今语〉评》以驳斥徐仁铸。叶德辉的《明辨录》,是其此期多篇书信与文章合刻,刊行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内容皆是批驳康有为、梁启超乃至皮锡瑞的学术思想,其中大多数文章后刊行于《翼教丛编》。从陈庆年的日记可以看到,叶的著述在张幕中流传。尽管叶德辉的政治思想与张之洞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共同的敌手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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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三十日(1898年6月18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
“朱强甫见过,知康有为等为侍讲学士徐致靖所保,著于二十八日照(召)见。下晚,王雪臣招饮,知是二十五日谕旨。或谓学士之子仁铸主张康学。康党如梁启超,谭嗣同并尊康,黄遵宪亦附之,故均见保。翁同龢喜康,徐以是深结于翁。二十七日忽有朱谕罪状,翁著开缺回籍。二十四日上谕,保举宗室近支,又改为由朕亲自查看,懿旨复令所用新进大员须于奉旨后至太后前谢恩。以是知二十三日有上谕变法,殆亦翁主康说而然也。康之命意在解散君权,以便其改制之邪说。如朝廷知是保之由来,恐不免于罢斥。数日之间,能鼓动翁老至此,其势力甚大,令人生畏。彼固不料甫逾一日,失其所倚也。南皮师知康学之为邪说,而不敢公发难端,作书与梁节庵云:康学大兴,可谓狂悍。如何,如何!梁答之云:贼猖悍,则讨之,不当云如何也。”
“王雪臣”,王秉恩,张之洞的核心幕僚,负责财政与洋务诸事务。康有为在京师的活动,一直是张之洞及其幕中关注的重点。四月二十五日,翰林院侍讲学士徐致靖上奏保举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五人,当日奉旨康有为、张元济于二十八日召见,其余皆召京。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被罢免。此二事为当时政坛的重大事件,然仅仅几天之后,四月三十日,张之洞幕中已经对此展开了详细的讨论,以当时的通讯条件,必是京中有电报来。尽管他们称四月二十三日变法上谕为“翁主康说而然”,与今天可以看到材料相比较,不那么准确;但分析康有为、翁同龢、徐致靖、徐仁铸之间的关系,分析“保举宗室近支”出洋的谕旨变化,分析“新进大员”至太后前谢恩,皆属对京中政治动态的准确把握。从上引陈庆年日记还可以看出,张之洞及其幕僚对康有为在政治上开始发迹,极为担心;“南皮师知康学之为邪说,而不敢公发难端”一语,恰是张此时心态的真实写照;张在给梁鼎芬的私信中称“康学大兴,可谓狂悍。如何,如何!”更可看出其忧愤且无奈之情状。相同的记载,又见于《穗石闲人读梁节庵太史驳康逆书书后》,称梁鼎芬“见徐致靖荐康等数人,太史与张制府书言:祸在眉睫!”此后不久,张之洞发电其侄时任吏部主事的张检,要求查清康有为召见的情况及任用的情况:“康有为召对详情如何?政府诸公赏识否?康与荣有交情否?派在总署,想系章京,上谕系何字样?到总署后是否派充总办?有主持议事之权否?”
康有为向光绪帝进呈书籍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1898年6月30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
“过梁节庵,知康有为近奉旨修书,拟大张其学。余谓彼十余年间,锐其偏解,时出撰述,海内士夫不著一字以为匡救,故彼得猖狂至此。譬之西人日夜制造,到处行销,以(吞)我之财,而我无一厂以与之抵制。虽抚膺涌气,无益于事。故制彼无他术,在我辈造货而已,何畏彼我!”
康有为于四月二十八日召开后,当面奉旨进呈其编写的各国改制书籍,同时他也获得了通过军机大臣廖寿恒代递其条陈的权力。康有为在光绪帝召见前,已进呈其著《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初次进呈本)和他人所著《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召见后又进呈其著《孔子改制考》(抄本,9卷)、《日本变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