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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
《劝学篇》写完之后,张之洞也有着很大的宣传计划,首先是送往北京。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三日(1898年7月21日),张之洞发电其侄吏部主事张检、其子新任刑部主事张权:“折差寄《劝学篇》三百本,以百本交仲韬、百本交叔乔,百本自留,亲友愿看者送之。”“折差”,湖广总督派往北京递送奏折的差弁。“仲韬”,黄绍箕,字仲彛胖匆话阈醋髦勹海笆迩恰保钊瘢质遽剑胖淳P醋魇迩牵饺私晕旁诰┳钗仔胖恕R淮渭此褪300本,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恰恰于此前的六月初一日,黄绍箕因浙江巡抚廖寿丰保举其为“使才”,由光绪帝召见,他在召见中向光绪帝推荐了该书。六月初五日,黄绍箕通过翰林院向军机处致送《劝学篇》2本并副本40本。六月初七日(7月25日),军机处正式呈递,光绪帝当日下旨:
《劝学篇》“内外各篇,朕详加披览,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
这是百日维新期间得到光绪帝认可的两部政治指导性著作之一(另一部是孙家鼐推荐的冯桂棻《校邠庐抗议》),《劝学篇》由此奉旨在全国各地刊印,成为晚清印量最大的著作之一。陈庆年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六月十三日日记称:
“惟本月初七日上谕:以《劝学篇》颁发各督抚刊行,谓其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南皮师此书纠正康党之论极多,诏书褒嘉,是可喜也。”
然而,《劝学篇》之“非康”,仅是该书的目的之一,其相当篇幅且相当重要的内容,是呼应当时的变法,其中许多政策或政治设计也与康有为、梁启超的主张大体相同。在一些人眼中,特别是保守人士,难以分清张之洞与康有为的差别。前引辜鸿铭称“外国人认为此书证明了张之洞赞成康有为的改革方案”,是指不了解内情、尤其是无法读懂孔子改制之类内容的外国人;而戊戌政变后,张之洞也担心本国人尤其是当政者未识其意而不辨其异,主动站出来予以说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二日(1898年10月16日),陈庆年在日记中称:
“梁节庵以字见邀,云有事要商。及去,朱强甫、陈叔伊均在,乃南皮师嘱将《劝学篇》中暗攻康、梁者一一检注,分我三人分任之。归后,检书为之。”
九月二十六日,上海《申报》以《读南皮张制军〈劝学篇〉书后》为题,刊出此文:
“伟哉!此篇。殆综中西之学,通新旧之邮,今日所未有,今日所不可无之书也然仆服膺之意,尤有进也。当大逆无道之康有为邪学倡行之日,无所忌惮,而靦然人间,始则鸱张于其乡,渐且流毒于天下,从未有著书立说以斥之者。制军劳心国事,寝食未遑,独于康书康教康徒康党,灼知其奸,先防其弊,不惮再三指斥。读之者事前或不尽觉,事后无不晓然。试举数条,以知旨趣。”
该文共举出《劝学篇》中刺康言论共计14条。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外篇非弭兵第十四》一节,称言:
“今世智计之士,睹时势之日棘,慨战守之无具,于是创议入西国弭兵会,以冀保东方太平之局。此尤无聊而召侮者也奥国之立弭兵会有年矣,始则俄攻土耳其,未几而德攻阿洲,未几而英攻埃及,未几而英攻西藏,未几而法攻马达加斯加,未几而西班牙攻古巴,未几而土耳其攻希腊,未闻奥会中有起而为鲁连子者也”
第17节,
此处所言,直指一事,即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给事中高燮曾上奏保荐康有为入“瑞士弭兵会”,光绪帝下发总理衙门“酌核办理”。《读南皮张制军〈劝学篇〉书后》一文对此评论称:“此诋康有为去年欲诳骗金钱,即衔妄议游历外洋,入弭兵会之笑柄也。”此后,湖南经学家苏舆编辑《翼教丛编》,作为“批康”的专集,又收入了《劝学篇》中的《教忠》、《明纲》、《知类》、《正权》、《非弭兵》共五篇。
《正学报》甲午战败后,学会与报刊盛行,张之洞一开始对此是支持的,如前节所述,他对京师与上海的强学会以及《强学报》都给予了实际的帮助;上海的《时务报》、湖南的《湘学报》以及上海的《农学报》,张之洞皆下令用官款订阅,分送湖北省内的官衙、书院,以能在湖北输入新思想。然当时的《时务报》以梁启超为主笔,《湘学报》又深感康、梁的影响,张之洞对此也颇有不满,由此打算在武昌办一份能完整表达自己意志的报刊,并取名为《正学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1898年3月18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过官报局,晤朱强甫,报稿久呈南皮师,尚未发出。王干臣《实学报》改名《正学报》,亦归南皮师出报,尚无付印之日也。”
闰三月十八日(5月8日)日记,陈庆年又记:
“午刻始见,师(张之洞)意在以《正学报》辟诸报谬论,谓余《卫经》、《卫教》二书能作成最佳。”
由此可见,《正学报》以《实学报》改,其目的是“辟诸报谬论”,其主要矛头是对准康有为及其“康学”的。四月初八日(5月27日),张之洞又亲笔下令:
“武昌两湖书院梁太史、纺纱局王干臣、陈叔伊、朱强甫三君:《正学报》请梁节庵太史总理,早经议定奉达,一切馆内事宜,凡选刻各报及各人撰述文字,均须节翁核定,方可印行。切要。洞。庚。”
由此可见,《正学报》以梁鼎芬、王仁俊、陈衍、朱克柔为班底,由梁鼎芬负总责。
王仁俊(1866~1913),字捍郑、干臣,江苏吴县人,俞樾弟子,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授吏部主事。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他在上海创办《实学报》,旬刊,自任总理,章太炎为总撰述,另有撰述、翻译、理事多人,馆址设于上海英大马路泥城桥鸿文局隔壁。至十二月,该报共出了14册。王仁俊曾在《实学报》上曾发表《实学平议》,内含《民主驳议》(在该报第3、5、13、14册上发表)、《改制癖谬》(在该报第14册上发表)两文,批评“民权”论及“素王改制”论,矛头是针对康有为的。张之洞接手《实学报》,改为《正学报》,很可能出于此因。陈庆年称新的《正学报》“尚无付印之日”,似可说明张之洞此时对《正学报》的创办情况或拟刊内容不太满意。
陈衍(1856…937),字叔伊,号石遗,福建侯官人(今福州),光绪八年举人,曾入刘铭传幕。光绪二十三年九月,陈季同、陈寿彭兄弟在上海创办《求是报》,以陈衍任主编。而他在《求是报》上的文字,引起了张之洞的注意。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8年1月19日),梁鼎芬发电上海陈衍:
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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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制造局福州陈叔伊印衍:别友愿见,南皮知君才名,亟思一谈。明正初五前请来鄂。盼复。鼎芬。”
为了加大这一邀请的份量,同一天,张之洞又发电上海郑孝胥,托其婉商:
“上海铁路公司郑苏盦:《求是报》载有陈君衍文字,才识杰出,文章俊伟,近今罕见。欲邀来鄂一谈,可否?望婉商,速示复。洞。感。”
由此,陈衍被张之洞邀至武昌。而从梁鼎芬、张之洞发电时间来看,张之洞自行办报的设想于光绪二十三年底便形成了。
朱克柔(1871…1902),字强甫,浙江嘉兴人。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在上海创办《萃报》,周刊,他任主笔,馆址在上海泥城桥新马路。《萃报》是一种文摘报,摘录当时各种报刊,在上海先后共出版了20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1897年11月15日),梁鼎芬代张之洞发电,邀朱克柔至武昌:“上海新马路《萃报》朱强甫:南皮约君来鄂,有要事相商。能来否?速复。芬。”该报此后移至武昌出版,改为半月刊,第21册出版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八日,最后一册为第24册,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
以梁鼎芬、王仁俊、陈衍、朱克柔此时及此后的个人经历来看,皆颇具才华;王、陈、朱又有在上海办报刊的个人经历,可以说,张之洞已经为《正学报》安排一个强大的阵容。而他们还请来了此时才华已露、后来名声大振的章太炎任主笔。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光绪十七年,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谭献。甲午战败后,他关注于时政,也为康、梁参预的强学会捐款。光绪二十二年,他来到上海,任《时务报》的撰述。然因学术分歧,于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三日(1897年4月14日)在上海被康有为弟子所殴,狼狈不堪,避走杭州。此后,章太炎在给其师谭献的私信中表达了对康党的不满:
“麟自与梁、麦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尝谓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辈,咄此康瓠,皆未能为之奴隶。若钟伯敬、李卓吾,狂悖恣肆,造言不经,乃真似之。私议及此,属垣漏言,康党衔次骨矣。会谭复笙来自江南,以卓如文比贾生,以麟文比相如,未称麦君,麦忮忌甚。三月十三日,康党麕至,攘臂大哄。梁作霖复欲往殴仲华,昌言于众曰:昔在粤中,有某孝廉诋諆康氏,于广坐殴之,今复殴彼二人者,足以自信其学矣。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耶?”
“梁”,梁启超。“麦”,麦孟华。“复笙”,复生,谭嗣同。“梁作霖”,梁启超弟子。“仲华”,孙荣枝。章因被殴,信中言词自然有一些意气,但可见康党在《时务报》馆中气焰之盛。谭献收到此信时,正在武昌。他与梁鼎芬、钱恂等交善,此事必告张之洞。很可能经钱恂介绍,张邀章太炎到武昌。章太炎在《自订年谱》中称:
“余持春秋左氏及周官义,与言今文者不相会。清湖广总督南皮张之洞亦不熹公羊家。有以余语告之者,之洞属余为书驳难。余至武昌,馆铁政局。之洞方草《劝学篇》。出以示余,见其上篇所说,多效忠清室语,因答曰:下篇为翔实矣”
章又在《自述学术次第》中称:
“余昔在南皮张孝达所,张尝言国学渊微,三百年发明已备,后生但当蒙业,不须更事高深。张本好疏通,不暇精理,又见是时怪说流行,惧求深适以致妄,故有是语。时即答曰:经有古、今文,自昔异路;近代诸贤,始则不别,继有专治今文者作,而古文未有专业,此亦其缺陷也。”
第19节,
由于张之洞、章太炎的学术宗旨有相同相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