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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今文者作，而古文未有专业，此亦其缺陷也。”
第19节，
由于张之洞、章太炎的学术宗旨有相同相通之处，皆主古文经、左氏传；张邀章的目的，是请章写文驳康的“素王改制”。而章被康党所殴的经历，更使张之洞、梁鼎芬希望其能激发讨康的强烈意志。章太炎到武昌后，撰《〈正学报〉缘起》，并作《〈正学报〉例言》；《正学报缘起》称言：
“南海梁鼎芬、吴王仁俊、侯官陈衍、秀水朱克柔、余杭章炳麟有忧之，于是重趼奔走，不期同时相见于武昌冀就其疆域，求所以正心术、止流说者，使人人知古今之故，得以涵泳圣涯，化其颛蒙而成其恳恻”
由此可见，此期办报者为五人，且也没有明显的批康言论。
张之洞精心筹办的《正学报》，最后未能刊行，其原因未详。以我个人的揣度，其未刊的原因大体有二：其一、《正学报》的班底皆有较深的学术功力，以此似可办一所学园式书院（或近代学院），各自讲学研究，千妍万艳；而若要同心协力共办一份政论性的报刊，未必如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康门弟子那般真能力行果效。作为负总责的梁鼎芬，其对学术精神的追求，可能会过于雅致而细碎，这作为学者当属极其自然与正当；而主持定期出版的刊物，字字处处计较，将大大不利于各位撰述的自由写作。作为后台老板张之洞，对报刊文论时有苟求，往往揪其一点而不及其余，且手头事务极多，呈上稿件经常不能及时返回，这一作派明显不利于刊物的定期发刊。其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百日维新”开始之后，京师的政治局势变动极快，这本是各类报刊充分成长的最好时机，可随时发布评论或消息，且有众多读者而市场扩大；而《正学报》作为代表张之洞政治观念与立场的政论性刊物，企图对全国的思想与学术进行正确的指导，很难在纷乱的政局中，找到并坚持那种恰如其分的政治立场与学术态度。从前引陈庆年日记中可以看出，张之洞及其幕中人物虽在武昌，但关注的是京师，任何景象与气温的变幻，都会在他们的心中激起重重涟漪。政治家与政治评论家不同。政治家需要那种平静的态度和适度的言论，以能在政治风波中保持其稳固的地位，而不能像政治评论家那样，在政治动荡中指引人们的前进方向。而到了秋天，政变发生了，变法中止了，此类刊物也顿然失去存在的条件和原有的意义。┊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从甲午到戊戌，以上海为中心，全国各地办起了许多学会与刊物，大多是由志同道合的学人士子仓促为之，其绚丽的色彩来自于思想者的摸索与探究，不成熟，多变化，是突出的表征，也引出了众多青年读者的精神开放。这是那个时代的召唤。《正学报》的目的如同《劝学篇》，企图以一种唯一正确的思想，通过政治的力量，来指导人们的思想与学术，即便是刊行了，恐怕也很难像康有为、梁启超所做的那样，在青年人中获得大的反响。思想与政治不同，不存在惟一正确性，且只能以浸润的方法而不能施之指导的手段。这恐怕也是张之洞、梁鼎芬等人踌躇为难的地方，他们在“康学”的步步进逼之下，取节节防守之势。以梁鼎芬、吴兆泰、沈曾植、周树模、姚晋圻、曹元弼、王仁俊、胡元仪、陈衍、陈庆年、纪鉅维、朱克柔等十二人“题名”的《正学报序例》，因该刊未发，成了一篇历史文献，述说着张之洞等人曾经有过的设想：
“蒙等被服儒术，薄游江汉，同气相求，不期而遇。寓公什七，邦产什三，相与揽江山之信美，感王室之多艰。外患日蹙，内忧未弭。人伦渐斁，人类将绝。辄为之掐膺擥涕，腐心切齿。思惟昌明正学，庶有以救之。痛迂谬者之误我国家，恶狂恣者之畔我圣道，爰取海外诸国之报章，我中土贤士大夫之述作，凡可资法戒者，搜译甄录而传布之，野言碎事概从芟弃。取辕固生告公孙弘之语，题曰《正学报》。吾闻古之为国者，必定国是。六书之义，是者，正也。无新无旧，惟其是而已矣，惟其正而已矣”
可见《正学报》的主旨与《劝学篇》相同，其对敌者为“迂谬者”和“狂恣者”。在这篇《序例》中，还有一段话：
“废弃五经，主张民权，谓君臣父子为平等，谓人人有自主之权，谓孔子为教王，不用国家建元之号纪年，创为化贫富界之说以诲盗，创为化男女界之说以诲淫，创为化中外界之说以诲叛乱，创为弭兵之说以诲分裂，逞韩非、李斯焚书坑儒之凶，袭张角、孙恩、王则、徐鸿儒诸妖贼之实，而妄冀谟罕默忒、罗马教王之非分，三光不临，四海不受，吾将以此义正之。”
这明摆是针对康有为及其“康学”的。还需注意的是，在《序例》“题名”的十二人中，已经没有了章太炎。他因此时流露出种族革命的思想，而被梁鼎芬等人礼送。
第20节，四、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召京
四、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召京
“百日维新”之前，清朝中枢还有一项重大政治举动，即召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辅政。此事还必须从头说起。
中枢的情况与慈禧太后的态度先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帝去世前，安排肃顺等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主持朝政；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訢与慈禧太后联手发动政变，杀肃顺，以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任议政王，并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这位年青的近支王公在桂良、文祥、曾国藩等人的支持下，有所振作，开创了“同治中兴”的新局面，洋务运动由此而兴。然而，慈禧太后与恭亲王的矛盾始终不断。同治四年（1865），慈禧太后罢去奕訢“议政王”名衔。光绪十年（1884），即中法战争时，慈禧太后更以“委靡因循”为名，罢免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全体班子，以礼亲王世铎领衔军机处，以奕劻（后封庆亲王）领衔总理衙门，相关的朝政又命军机处与光绪帝的本生父、恭亲王的弟弟醇亲王奕譞商议，实际上是以奕譞当政。该年是甲申年，史称“甲申易枢”。奕譞作为当今皇上的本生父，自要避嫌，而军机大臣孙毓汶，内靠奕譞，外联李鸿章，完全听命于慈禧太后，在军机处渐渐占据主导地位。光绪十六年，醇亲王去世后，孙毓汶更是权重一时，也是清流党人最为敌视的政客。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在朝野的压力下再度起用恭亲王奕訢，重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然奕訢此时已无三十多年前的那股朝气，为政平和，一切以慈禧太后的旨意为归。
“甲申易枢”时，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亦罢去军机大臣一职，仍任工部尚书，并奉命继续在毓庆宫行走（即仍任师傅）。此后不久，翁改任户部尚书，光绪二十年再次出任军机大臣、督办军务处会办大臣，光绪二十一年出任总理衙门大臣。这些重要职位加上光绪帝的师傅，使之地位大升。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此时拜访以文华殿大学士名义在京闲赋的李鸿章，李鸿章建议他直接去找翁同龢，方可解决问题；而李鸿章的幕僚、曾任美国驻天津副领事毕德格（W。N。Pethick），更是直截了当地称：“实际上，翁同龢（总理大臣）才是中华帝国的皇帝”。同为军机大臣的刚毅在与李提摩太的秘书私下交流中竟称：
“他（刚毅）对皇帝没有任何影响力，因为翁同龢一手遮天；在内阁（应译为“军机处”）里，汉族官员独行其是，甚至恭亲王与礼亲王都无足轻重。他声言，翁同龢把皇帝引进了一团黑暗里，蒙蔽了他的双眼。”
需要说明的是，李提摩太的言论经常有不准确之处，但以大势而言，称翁同龢权重，应是事实。
慈禧太后虽不是开明的政治家，却是精明的权术家。她始终认为，只能有一个人对光绪帝具有影响力，而这个人只能是她本人。翁同龢身为师傅，每天可在毓庆宫与光绪帝单独相见，造膝进言。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八日（1894年12月4日），慈禧太后下令撤书房，后因光绪帝派恭亲王奕訢说项，而只撤满文及洋文书房，保留汉书房。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1896年2月25日），慈禧太后再次下令撤汉书房。是日翁同龢在日记中称：
“懋勤殿首领传旨曰书房撤。余问长撤耶抑暂撤也？答曰长撤。余入见时，奏此事想懿旨所传，上颔之。”
慈禧太后此次行动，是有预谋的，很可能另有罢免翁的设想。翁从此失去了在毓庆宫与光绪帝单独相见的机会，只能在早朝“叫起”时随军机大臣一同与光绪帝相见。慈禧太后的目的，是削减翁的权势。当时的人们对此类举动的意义也是看得很清楚的。
第21节，
光绪二十年恭亲王奕訢重入总理衙门、军机处之后，孙毓汶及其同党徐用仪先后退出；至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军机处由奕訢、世铎、翁同龢、李鸿藻、刚毅、钱应溥六人组成，总理衙门由奕訢、奕劻、户部侍郎张荫桓、户部尚书敬信、兵部尚书荣禄、翁同龢、李鸿藻、吏部侍郎吴廷芬八人组成，此后，李鸿章也入值总理衙门。奕訢是这两个最高机构的首领。此后不久，情况发生变化。光绪二十三年七月，李鸿藻去世，八月，吴廷芬罢值，恭亲王的身体开始出现了问题，钱应溥也经常因病请假；军机处经常只剩下世铎、翁同龢、刚毅。世铎为好好先生，与世无争，刚毅虽常与翁对立，然终不是翁的对手。总理衙门中虽仍有奕劻、李鸿章、荣禄、张荫桓等人，但在许多方面仍须向“翁师傅”让步。翁的地位再度大升。光绪二十四年二月，恭亲王以军机处缺人，经慈禧太后批准，召总理衙门大臣、刑部尚书廖寿恒入军机处“学习行走”。然廖寿恒秉性肫诚，持躬端谨，无大作为。由此，在慈禧太后及朝廷中一班老臣的眼中，恭亲王奕訢一旦去世，朝中将无人可遏制翁的权势。需要说明的是，他们如此思考的出发点是自身权力与地位的稳固，而不是政治的革新。二米二花二书二库二 ；http：//www。7mihua。com
正是在此情况下，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1898年4月19日），大学士徐桐出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折”。光绪帝收到该折后，未签署意见，当日将之上呈慈禧太后。徐桐的建议让慈禧太后足足考虑了三天，至闰三月初三日（4月23日），清廷发出电旨：
“奉旨：张之洞著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湖广总督著谭继洵兼署。”
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意味着张之洞很可能入京辅政。而徐桐的这一奏折，是由张之洞的亲信内阁候补侍读杨锐与其友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商议起草的。
杨锐、刘光第的密谋杨锐的门人黄尚毅在《杨叔峤先生事略》中称，袁世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