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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锐、刘光第的密谋杨锐的门人黄尚毅在《杨叔峤先生事略》中称，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致信杨锐，称日本下野首相伊藤博文来华，而李鸿章坐困，“欲求抵御之策，非得南皮入政府不可”，杨锐遂与乔树枏“说大学士徐桐，并代作疏荐张，得旨陛见。”黄尚毅的这一说法，背景并不准确，第三次伊藤博文内阁的时间是1898年1月12日至6月30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而其倒台而后来华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七月，是后来的事情。但黄的说法也有很大的提示意义。
由此可看当时的国际形势。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国藉故占领胶州湾（青岛）之后，俄、法、英、日本先后提出了各自的要求，清朝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士大夫不再像甲午时力主战议，而是对国家的前途感到了担心，其中的一些人，感到中枢无力。杨锐与刘光第正是在此背景下密谋对策的。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1897年11月27日），刘光第在私信中道出了此中的内情，称言：
“事到于今，然后我军机大臣、总理大臣等，始皆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坐待分裂而已。
前月刑部主事吴某（荫生，提督吴长庆之子，号燕甫）递一条呈，乞堂官代奏，不过谏止办庆典之事，而各堂官变色伸舌，以为语有违碍，断不敢代奏。吴君遂具呈，力请开缺还家。（兄不愧此人多矣）数日来，工部主事南海康有为亦作有条呈欲递，但不知彼部堂官曾肯与代奏否？（其意痛发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八字）吾乡绵竹杨叔峤内阁亦作有奏折，现尚与兄商订，意欲请徐荫轩相国奏上，不知何如。
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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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此时下手工夫，总在皇帝一人为要，必须力除谄谀蒙蔽，另行换一班人，从新整顿，始有起色转机。然识者以为此决无可望之理。然则为之奈何耶？惟有发长叹已耳，积肝气已耳，吞泪珠切齿握爪而已耳，如兄之不肖无似，有何补哉，有何补哉，有何补哉！
兄近于古文颇有进境。今秋八月湖督张公六秩寿辰，同乡京官因张公于川东赈捐甚得其力，故尔公同作寿屏一架，请杨叔峤舍人撰文（须骈文），而公门下士之官京外者，另为寿屏，请兄撰文（系散文）。张公于其他概不肯收，惟于川人士及其门人所送者皆收（川人之作湖北官者则多不收）。叔峤赴鄂祝寿归，言香翁颇欣赏兄所作序文。此文大意，欲其入京来作军机大臣，吁谟远猷，匡诲吾君，用以延我圣清之休命，且能使吾周孔之教流出海外，覃及敷天，尤为不朽盛事云云。且又以卫武公能文章、听规戒为况。盖闻其颇有自是之心，故藉此以规也。”
刘光第（1859…1898），字裴村，四川富顺人。光绪六年（1880）为生员，八年为举人，九年中进士，连捷而至，以主事发礼部学习。张之洞为四川学政（1874…1876）时，刘虽未入学，但也可以此为渊源；他曾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武昌面见张之洞，“痛谈时事”。刘中进士时，正考官恰是礼部尚书徐桐，为门生关系。杨锐与刘光第为同乡，两人多有交往。从上引刘光第的信中，可以看出几点：一、张之洞六十寿辰，刘光第代表四川京官等撰寿屏，其文表达“欲其入京来作军机大臣，吁谟远猷，匡诲吾君”之意，很得张之洞之心，杨锐为此特告之。二、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后，刘光第对军机处、总理衙门之处置，颇有不满，心情也十分忧虑。三、杨锐此时拟有奏折，前来与刘商订，两人一拍即合。刘在信中也概略披露了该折的内容，即“此时下手工夫，总在皇帝一人为要，必须力除谄谀蒙蔽，另行换一班人，从新整顿，始有起色转机”；也就是说，要让新人来主持朝政，尽管刘光第也听到了反对意见，即“识者以为此决无可望之理”。杨锐、刘光第出于维护清朝的长远利益，以微员的身份，直接干预朝政。
徐桐的用意杨锐、刘光第所运动的徐桐，其出发点当然与杨、刘大不相同。徐桐（1820…1900），字豫如，号荫轩，汉军正白旗人。道光三十年进士，入翰林院，同治帝师傅。此时以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他在当时属思想守旧一派，在政治上与李鸿章、翁同龢、张荫桓等趋新趋洋派人士格格不入，思想上又能认可清流党。此时的中枢，以徐桐的眼光来看，已是大成问题：他所认可的李鸿藻已去世，他可依赖的奕訢将不久于人世，世铎力弱且少见识，刚毅、廖寿恒难与翁同龢相敌。也就是说，奕訢若一旦去世，权力将落在翁的手中，由此需要一位新人以抵消翁的力量。徐桐此时不满翁同龢外，更嫉恨当时的权臣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张荫桓。张荫桓虽未入军机，但频频入见，对光绪帝的影响力极大。在多人出奏参劾张荫桓未果后，徐桐又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七日（1898年5月17日）亲上“请将张荫桓严谴折”，明言攻张仍暗中稍涉及翁。然此折上后，张未能撼动，光绪帝依旧优宠有加。在徐桐看来，奕訢过世后而翁、张联手，政治局势的发展更不知伊于胡底。徐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出张之洞的，其目的在于平衡政治。而这一用意，慈禧太后自然是知情的。
由杨锐起草、与刘光第商订的徐桐荐张之洞奏折，已在档案中捡出，其文曰：
“为时局日亟，请召洞悉洋情疆臣来京面询机宜，以襄危局恭折具仰祈圣鉴事。
“臣窃见数月以来，俄、德两国日益恣横，强踞北洋海口，要挟情形，层见叠出。英、法各国群起效尤，或相争竞，皆为我切肤之患。此次德人占踞胶澳各情，实中外通商以来所未有之变，只以势处万难，不得不隐忍完事。然谓德人并不侵占土地，则非也，且俄人并无端可藉而亦索我旅大矣。将来俄人西伯利亚铁路造成，祸有不堪设想者。
第23节，
“此正求贤共治之秋，而并非万无可为之日也。臣思待外国之道，但可令有均沾之利益，不可使有独占之利权。在枢廷、译署诸臣躬任艰难，固已心力交瘁，然事机至危，变幻莫测，尤当虚怀博访，庶几共济时艰。
“查湖广总督张之洞久膺沿江沿海疆寄，深悉交涉情形。闻昔年在湖北晴川阁上宴俄太子，礼仪不卑不亢。去年四月，德人遣人游历湖北，皆意存寻衅，张之洞悉察其来意，从容遣之。皇上轸念目前艰危，可否电召该督迅速来京，面询机宜。现在交涉情形顷刻万变，多一洞悉洋情之人，庶于折冲御侮之方，不无小补。”
这篇奏折说得很圆滑，并无直接点出让张之洞入值军机处与总理衙门，但“在枢廷、译署诸臣躬任艰难，固已心力交瘁”一语，也隐隐道出对当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的不满，也暗含了其中“求贤共治”的意思。
此时以总理衙门大臣留在北京的李鸿章，当然有其消息来源，闰三月初十日（4月30日），即徐桐奏折上奏后十一天，给其子李经方的信中称：
“徐荫轩以时事日棘，疏荐张香涛熟悉洋务，请备顾问。两宫密商，迭有电旨，催令北上。恭邸病笃，恐不能久，香涛必兼枢、译，空谈无补，况彼素不满意于汝耶。樵野恃宠而骄，闻香来，岌岌不自保矣。”
李鸿章指出调张进京，是“两宫密商”的结果，并以他的政治经验，判断张将入军机处与总理衙门，以替代此时病重的恭亲王奕訢。
张之洞的反应杨锐与刘光第的密谋，当时并没有告诉张之洞；杨锐等人也知道，若先告之，张必阻之。由此，张之洞奉到闰三月初三日朝廷召其入京的电旨后，一头雾水，最初将“面询”之“事件”，竟当作此时正在兴起的学堂教育之事，下令正在日本考察的姚锡光等人立即回国。闰三月初五日（4月25日），他发电给杨锐：
“急。京。乔：此次入觐，两宫意若何？政府有何议论？速示。仆衰病不堪，所言必不能行，且亦不能尽言，此行于时局毫无益处。瞻觐后即乞罢矣。钝。歌。”
“两宫”，指慈禧太后与光绪帝。“政府”，指军机处。电文中的“衰病不堪”，当然不是真话；但张之洞却因此感到危机，并准备觐见后以病乞休，退出政坛。与此同时，张之洞又发电时在北京的其侄张彬：
“急。京。楼：奉旨陛见，闻慈圣意及上意若何？政府有何议论？众人有何议论？速电闻。经手要事太多，拟二十日后行。初到京时，西苑门外附近有何处可住？速看定。事毕后，住化石桥宅。我衰病日甚，此行于时局必无益。拟事毕后即告病。权、检、彬同览，并告仲韬、叔乔。壶。歌。”
在这份电报中，张之洞也让张彬打探京城上层的消息，虽表示二十日以后方动身，并预定在京时的住处，但其不愿来京的倾向，又是十分明显的。“权”，张权，张之洞之子。“检”，张检，吏部主事，张之洞之侄。他还让张彬将该电传给张权、张检、黄绍箕、杨锐同看。第二天，闰三月初六日（4月26日），张之洞再次发电杨锐和其侄张彬：
“急。京。楼、乔：闻徐相奏请召仆入京，接待德王，怪极，原奏究何措施，务速确询详示。复电务加急字，不然须四、五日方到。壶。（乔。钝）”
直到此时，张之洞还不知道徐桐奏折的内容及清廷调其入京的用意，而听到了由其负责接待来访的德国亨利亲王的传闻。杨锐与张彬的回电，在“张之洞档案”中皆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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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
也就在此时，安徽布政使于荫霖上奏弹劾李鸿章、翁同龢、张荫桓。于氏此折的背景今天还不能说得很清楚，但非为个人的举动。光绪帝于闰三月初八日（4月28日）收到，将此折留中，也未上呈慈禧太后。此时光绪帝正与慈禧太后同住于颐和园，于荫霖奏折的内容有无向慈禧太后当面报告，今限于材料，无法得知。当日，光绪帝再发电旨给张之洞：“奉旨：昨谕令张之洞即日来京陛见。该督何日起程，著即电闻，毋得迟滞。”这一道催张入京的电旨，很可能经由慈禧太后批准。
张之洞收到后一道电旨后，于闰三月初九日（4月29日）小心翼翼地发电总理衙门代奏：
“电旨恭悉。奉旨陛见，亟应钦遵，迅速起程。惟湖北现奉新章，开办之事甚多，纷纭艰难，骤少一百数十万巨款，众情惶急。减营、筹饷两端，尤为棘手。必须与抚臣、司、道等筹酌大概办法，务求地方安帖。而洞自冬腊以来，即患咳喘、不寐，颇类怔忡，精神疲敝，阖城僚属共见。以时势艰难，不敢请假休息。现在部署一切，尤为艰苦，实无一毫欺饰。惟有力疾昼夜赶办，将经手事件略为清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