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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开出一两里之外，将湘军水师的长龙和舢板远远地甩在后面。彭玉麟气得正要再骂的时候，猛听得‘哇’地一声，文忠口吐鲜血，晕厥在地。急得文正和彭玉麟忙叫士兵们把他抬进附近民房。文忠醒来后，一手握着文正，一手握着彭玉麟，气势微弱地说：洋鬼子欺人太甚，我大清今后真正的敌人，不是长毛而是洋人。长毛成不了气候，要不了几年便可削平。洋人有坚船利炮，我们现在还不是敌手。洋人可恶，但洋人的船炮可爱。不学洋人造船炮的技艺，大清难以强大。他转脸对着彭玉麟说，雪芹，湘军水师的强大，要靠涤丈和你了。文忠说完这句话后又昏迷过去了，没过几天便溘然长逝。文忠是的的确确被洋人气得呕血而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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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清查库款（9）
深夜的榆次驿馆，一片沉寂，张之洞感到浑身凉飕飕的。胡林翼临终前的这段话，久久地在他的脑中盘旋。龙树寺吴大澂砸俄国怀表，众清流发誓不与洋货沾边的悲愤情景，又在眼前浮现着。一时间，他仿佛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突然有了新的领悟。他喃喃自语似的说着：“恩师在世上所留下的最后几句话，是金玉良言，值得我们深思。”
“老朽今夜之所以要郑重其事地把这事告诉你，也就是希望能引起你的深思。”阎敬铭把夹衣上的布扣扣上。“老朽后来做湖北藩司、山东巡抚，接触过不少洋人，又有幸和郭嵩焘星使长谈过，听他说起英、法等国许多我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想所未想的事。看来，泰西之所以国强民富，自有他们的长处，值得我们效法。文忠可惜死早了，不然的话，他在这方面应会有一番大的兴作。老朽现在虽蒙太后特达之恩，但已是桑榆暮年，做不了多少事。抚台年富力强，国家的事情要靠你这样的人来做。”
张之洞被阎敬铭这最后一句话所打动，隐隐约约感觉到，中国是有一番新的事业在等待有识之士去做。这番事业就是所谓的夷务吗？这可是要受官场士林众多攻讦的事！见新添的蜡烛又将燃尽，知夜已经很深了。明天都还得有一番旅途劳累，便起身对阎敬铭说：“丹老，您今夜所讲的恩师如何处世为政，对我的启益很大；尤其恩师呕血而死的这桩事，对我更是一个震动。您也很累了，应该休息了。到了太原后，我再向您请教。”
阎敬铭也起身说：“今夜就说到这里吧，到太原后我们还可以再详谈。同治六年，陶夫人将文忠生前文稿付梓，刷印了三百部。承蒙陶夫人看得起，送了我一部。这些年来，我每年都要通读一遍，并随时写点感受在上面。原想为小儿存一份资政借鉴，怎奈他们不成器，老朽也不想明珠弃暗，将它从解州带了出来。以抚台与胡家之关系，陶夫人自然会寄赠的，想必你对老师的遗集也会认真去读。但老朽的那一套，上面写了十来万字的札记，都是有感而发，或许多少能对抚台有点启示。”
阎敬铭从随身的樟木箱子里取出一个蓝色粗布包，打开蓝布，露出整整齐齐的十余册书来。阎敬铭双手托起这套书，神色庄重地对张之洞说：“老朽感激抚台多次荐举之情，无物酬谢，现将乃师的遗著转送给你。这是乃师一生心血的结晶，不识者只把它当成一部普通书看待，识者便知此乃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愿抚台公务之暇随时披览，莫辜负乃师生前对你的恩惠和老朽对你的期望。”
张之洞郑重地接过这叠厚重的书册，突然有一种佛教徒接受衣钵似的感觉。他轻轻地翻开封面，赫然见扉页上写着一段话：
润芝兄多次说过“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话，这或许是他一生事业成功的根本所在，亦或许是此遗集的精髓所在。阎敬铭光绪八年第十五次通读后记。
他再翻开后面几页，只见每页的天头地脚上都有密密麻麻的字迹。张之洞合上书，激动地说：“这部书不仅是恩师一生心血的结晶，也是您一生心血的结晶。您没有将它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送给了我。此情此谊，我会终生铭刻在心。恩师的遗集虽多遍诵读过，但先前不负实责，读来总有隔靴搔痒之感。今后再读，心将会与恩师贴得更近。何况这上面有丹老您的许多认津识渡的指教，将更会使我获事半功倍的收益。我初为疆吏，虽有满腔为三晋父老办事之心，却苦无良方，今后尚望丹老时常赐教。山西穷苦，银钱极匮。丹老寓居解州十余年，对山西之困苦，会比我知道更多，同情更烈。此番进京执掌户部，还望老前辈今后在下拨银钱、周济贫困、减免赋税等方面，对山西略存悯恻之念。我今夜以山西巡抚的身份，代三晋一千万父老乡亲向丹老恳求了。”
说罢，双手抱拳，深深地一鞠躬。阎敬铭双手抚着张之洞的肩头：“抚台免礼，老朽自会尽力而为。”
三 终于找到了藩司一伙贪污
救灾款的铁证
阎敬铭在太原城住了五天后，在侄孙和山西巡抚衙门专门派出的一名武巡捕的陪同下，离开太原径赴北京履任。张之洞指示清查局按照阎敬铭所教方法办事。
马丕瑶将光绪三年赈灾时期的虚衔执照全部调出来。两千张执照发出了一千五百余张，其中捐六品至四品中级品衔的有三百余张，占全部捐款的一半，约二百五十万两。这中间捐四品和从四品两种品衔的有四十二人，共一百三十八万两。这四十二人全是票号的老板。
票号亦称票庄，又称汇兑庄，是银行业在中国出现之前，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一种信用机构，经营汇兑、存款、放款等业务。据说此种机构明末清初时首创于山西，又说是乾隆嘉庆年间，由山西平遥籍商人在天津所设的日升昌颜料号改组而成。总之，票号多为山西人经营，故有“山西票号”之称。在咸丰、同治年代，山西票号业务十分兴隆。光绪年间又有新的发展，其分号遍布全国各地，有几家大的票号正准备在东京、莫斯科开办海外分号。山西穷苦，山西的金融业却这样发达，这真是一件令人深味的趣事。
“信任”二字是票号的生命。雄厚的资本、经营者守信义重诺言等等，都是票号获取信任的极为重要的条件。然而，在中国，一切行业，都必须和官府拉上亲密的关系，有官府做后台，官府给脸面，才能在百姓的眼中有地位。依傍官府，则是票号换取信任的重要手段。故而，票号老板都加强与官府的联络。不但要与抚、藩、臬这三个实权在握的衙门保持密切的联系，还得支持官府所提倡的事情。所以，山西票号的老板们，对于官府号召的捐款赈灾不敢怠慢。这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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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清查库款（10）
其二，票号老板尽管有金山银垛，日食山珍海味，夜宿豪华宅院，出则前呼后拥，入则妻妾成群，但他们终究是民而不是官。在翎顶辉煌的会议酒宴中，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在衣冠衮衮的公众场合，主持者也不知把票号老板摆在哪个座位上。这些腰缠万贯的阔佬，常常会因此而尴尬而沮丧而脸上无光。所以，他们要用银子来买顶子，银子多的票号老板，则希望买一个品级高的顶子。只是因为朝廷有规定，用钱买官的，最高不能超过四品，若没有这个限制的话，他们中也有人宁愿出几十万，上百万两去买个一、二品的红顶冠在自己的头上。他们为的不是权，而是争个社会地位，取得社会的认可，好让芸芸众生知道：读书从政是一条通向成功之路，经营票号也同样是一条通向成功之路，同样也可以达到人生的高峰，赢得荣耀和风光。这也是所有发达的票号老板乐于用银子来换取虚衔执照的重要原因。当然，同时也因此为票号争得了更大的信任。可以设想下，一个票号的老板是四品衔的官员，一个票号的老板是无品无级的布衣，有钱人对哪家票号更信任？他的银子更愿意存入哪家票号？在中国，这是个答案很简单的问题。
这些票号的老板，尽管本人在全国各大分号来回巡视，但他们的根子都还扎在原籍。通常在原籍都有大庄院和大片的田土，或由父亲，或由兄弟，或由嫡妻掌管家政，虚衔执照这种朝廷颁发的重要文书，照例都保存于原籍的老家。因此，查核正本并不是一件难事。
清查局派出六名委员，分头到这四十二家票号老板的原籍去查核。两个月后，这些委员都相继回到太原。果然如阎敬铭所料的，此行收获巨大。四十二个老板家中所保留的正本，上面所书写的捐银数量，除七人与副本相符外，其余三十五名的正本均与副本不符，正本的银数一律多于副本，相差大的达三千两，相差小的也有八百两，总共有七万余两，约占四十二名老板所捐款的二十分之一。一千五百余张虚衔执照共换来五百余万两银子，照此推算，当有二十五万两左右的出入。
杨深秀所提供的原始记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只记录了两个半月的捐款细目，将这张细目与保存在藩库里的，由徐时霖签名的一千二百余张军功牌副本上的银数相比，有二万两银子的出入。
现在情况大致明白了。在光绪三年赈灾期间，由藩司葆庚主持、冀宁道员王定安为副手，以阳曲县令徐时霖为主要办事人的善后局，在接受捐款一项中，有确凿证据的贪污银子为九万两，怀疑贪污银子三十万两左右。
张之洞看到清查局送上来的这份禀帖，不由得怒火中烧。这可不是寻常的贪污，它贪污的是救灾的银子。在那大灾大荒的年月，一两银子就是一条人命呀！身为朝廷命官，手握朝廷授予的权力，处于百姓父母官的地位，掌管着百姓的生死命运，却利用权力去中饱私囊，置百姓的生死于不顾，真正是良心丧尽，天理不容！张之洞恨不得即刻就将葆庚、王定安等人抓起来，绑赴街市，杀头示众，以平民愤而大快民心。但他们身为司道大员，不能如此简单从事。他和桑治平商量着。
桑治平说：“阎丹初先生明知山西赈灾款里出了事，也明知葆庚、王定安等人有贪污嫌疑，但他就是不出声。既不向朝廷奏报，也不向曾国荃、卫荣光揭发，假若这次若不是去京师任户部尚书，他可能还会缄默不语。这是为什么？”
张之洞说：“你这个疑问提得好。依我看，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身处客位，虽有怀疑，不便去一一查实，手中没有真凭实据，则不便挑明。二是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桑治平两只手来回地搓了很久，说：“这两个原因是不错，不妨还可深入思考一下：阎老先生以赈灾钦差大臣的身份，来告发山西的司道大员贪污赈灾款，他自己觉得可能不合适。要说顾虑，他最大的顾虑可能是那个曾九帅。前几年，曾九帅在山西，葆庚为其所信任，王定安又是其一手提拔的心腹。曾九帅不愿意伤害这两个人，况且身为一省之主，赈灾款中出了这样的大问题，巡抚也难逃其咎。阎老先生是深知曾九帅的为人的，若触及此事，他会来个一手遮天，全盘否定。卫静澜胆小怕事，既怕麻烦，更怕得罪曾九帅。故而归根结底，山西的事情都在曾九帅身上。香涛兄，你要先有这个准备，得想想如何对付那个恃功自傲，又得到太后信任的威毅伯。”
“我不怕那个威毅伯！”张之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