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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击，连夜猛攻东阳关，日军弃东阳关再次东逃，我军收复东阳关。
在八路军猛追黎城日军时，涉县日军占领了响堂铺至涉县公路两侧，掩护日军东逃。六八八团和六八九团另一部于是对公路两侧日军占据的要点猛烈袭击。24日，两团主力由西岗村分两路夜袭涉县，一部由寨上、招岗对涉县日军实施迂回。一夜激战，日军伤亡惨重，于25日早晨先后放弃响堂铺、涉县向东溃逃。我军收复两地后，一部兵力继续猛追，于25日12时收复涉县以东的井店镇。
至此，黎涉战役胜利结束。这是一次漂亮的攻击战，战斗打响后十日内，部队连续作战，始终占据主动进攻态势，一鼓作气连克数城，打得日本鬼子狼狈逃窜。黎涉战役共歼灭日军700余人，收复了黎城、涉县、东阳关、井店镇等城镇，打破了日军“扫荡”以来太行山根据地的分割局面，使太南、太北连成一片。
康应中作为团政治处青年干部，奔波参战部队之间，战前配合连队进行政治动员，大讲打好这一仗的重大意义；战斗打响后，他又直接进入阵地，一边投入战斗，一边做好鼓动工作，发现作战勇敢敢于冲锋的战士，及时汇报团首长给予表扬。青年干事虽然说工作的对象是青年，但是部队上绝大多数人都是青年，就没有区分了。实际上那时候什么干部只是个名称，在政治处就是围绕战斗做好政治工作。
黎涉战役后，康应中所在的六八九团奉命进至武乡县，负责保卫八路军总部，先后两次击退襄垣日军向西营镇进攻，保卫了总部安全。又在大池乡诱敌出击，打了一个伏击战，仅20分钟结束战斗，歼灭日军一个中队和皇协军大部，缴获掷弹筒2门、轻机枪2挺、步枪数十支和军刀、战马等军用物资。战后，六八九团从战利品中精心挑选了一把日本指挥刀、一匹战马和一件呢子大衣，作为全团指战员祝贺朱德总司令56寿辰寿礼，送给了总司令。
康应中任团政治处青年干事期间的大多数时间，是随部队南下豫皖苏，八路军与新四军合编坚持淮上斗争的日日夜夜。
1940年1月，原三四四旅旅部上升为八路军第二纵队纵队部，下辖新编一、二、三旅和三四四旅，三四四旅所辖各团原编制不变。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党中央决定抽调八路军一部主力南进华中，同时命令江南新四军过江北上，开辟和发展华中。八路军二纵队在黄克诚政委率领下，由晋东南东出太行，于5月15、16日以3个旅7个团的兵力，发起第三次讨伐顽军石友三战役，歼灭敌人2500余人，基本肃清了冀豫边的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势力。
1940年7月，八路军二纵队与新四军六支队会师，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下辖二、四、五、六旅。三四四旅改编为第四旅，下辖的六八七、六八八、六八九团改编为第七、八、九团。改编后的四旅从涡阳出发，开进宿（县）、怀（远）、蒙（城）、风（台）地区腹地。
康应中所在的九团驻怀远以西河溜镇，积极开展游击战，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这种情况下的政工干部康应中工作任务十分繁忙，既要从事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又要组织发动群众，还要跟新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府打交道。一个任务接着一个任务，康应中从未叫苦叫累叫难，千方百计完成任务，受到领导的表扬。团政治处首长说，康应中这个小伙子，什么工作都能干，是个靠得住的人。
在此期间，九团曾两次攻打怀远县常家坎日伪据点，俘虏伪军50余人，日军惧于被歼，弃据点逃跑；进行了大西门、龟胡山战斗，俘虏日军12人。这一系列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有效地保护了淮上地区的开辟和建设。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命令，任命陈毅同志为新四军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八路军四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四旅改编为四师十旅，所辖八、九团改称二十八、二十九团。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中国抗战的两大劲旅，是中国gc党的左臂右膀，两臂相交，必将产生巨大的合力。陈毅同志曾就此赋诗云：“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云飞。”
但是也有一些八路军老战士对八路军改编为新四军认识不足，认为这是削弱了八路军的力量。为此2月26日刘少奇同志专门发电报给黄克诚、彭雪枫，指示他们在部队中宣传解释八路军一部改为新四军的重大意义。二十九团政治处把这一工作作为一个时期内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尽快统一思想，服从大局，和其他新四军部队一起团结战斗，完成各项任务。
康应中被政治处派往一些有这种思想情绪的连队，深入到战士中间做工作。他想了想该怎样去说服战士，就打了个比方。康应中对战士们说：我们不是国民党的部队，各自保存实力。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是gc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好比是亲弟兄俩，世上哪有亲弟兄闹矛盾的？弟弟不能嫌弃哥哥，哥哥也不能看不起弟弟，弟兄俩合起来，力气就更大，不怕打不过日本鬼子。战士们被康应中形象的比喻逗笑了，都说那是一时的赌气话，该咋样执行命令完成任务，还咋样执行命令完成任务，在打鬼子上不含糊。
康应中善于开动脑筋，灵活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做法，受到了领导的赞赏，并且把他的做法和经验向其他同志进行了推广。
绝对可靠的保卫干部
1940年底到1941年初，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形势日益恶化。日伪军的不断“扫荡”使根据地遭受损失，国民党的反共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也开始向我军进攻，新四军处于敌、伪、顽的夹击之中。在这种情形下，部队内部出现了两起严重事件。一起是发生于1940年12月12日的“永肖事变”，改编为新四军之前的四纵六旅十七、十八团团长率部叛变投敌；另一起是改编为新四军后的二十九团团长王德荣悲观动摇，与被俘伪军中队长密谋叛逃投敌，当上了伪泗县别动队大队长，成为可耻的叛徒。后者就发生在康应中所在的二十九团，曾是康应中的直接上级。
这两起叛逃事件引起了新四军总部首长的高度重视，加强部队内部保卫工作已成为当务之急。选拔一些政治上绝对可靠，又具有敏锐机智头脑，政策性很强的干部充实和加强保卫工作，就成为各个部队领导机关认真考虑的大事。
康应中就是在这个时候的1941年，被任命为政治处保卫干事的，而且还是出现叛逃事件的二十九团保卫干事。党和部队对康应中的绝对信任不言而喻，对他的工作能力十分赏识。1942年11月，二十九团改编为淮海区二支队，康应中又任二支队六团特派员和党总支书记；1945年3月，新四军三师奉命抽调骨干组建独立旅时，康应中被编入独立旅一团，仍任该团政治处保卫股长。这是党对康应中再一次高度的信任！这种工作的特殊性，使得康应中许多显著的成绩和卓越的贡献，常常得不到什么奖励和荣誉，也很难见之于革命的刂史册。就是我们在专门书写他的历史的今天，似乎也不好把其中的经历详尽地公之于众。在这方面，康应中有一些类似于我们党和国家机密部门那种永远不为人知的无名英雄。
康应中担任保卫干部时的工作任务，主要是稳定部队军心，反奸锄奸，防止逃兵和帮助意志薄弱者坚定抗日信念。对于出现的问题， 轻者谈话帮助或者关禁闭，严重者将军法处置。因此，部队上当时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讲话。特派员讲话就是要对个别变节分子进行严厉惩处，特派员身份的特殊性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及早发现各种不良苗头和收集反奸情报，康应中在工作中发展了一些积极分子为“眼线”，规定了联络暗号，如见面之后摸耳朵等。原兰州军区司令员赵先顺就曾是康应中当时的下线，当赵先顺对着康应中，或者康应中对着赵先顺摸耳朵时，就表示有情况要反映，或者是有任务要向他安排。赵先顺司令一辈子都记着这个“工作暗号”，2002年病重住在解放军三○一医院，逝世前一个月康智代表父亲去看望这位老战友。当康智问赵先顺司令还记得当年的联络暗号吗？赵先顺司令已经连话都讲不清楚了，但却还躺在病床上笑了笑，用手摸摸耳朵。
在康应中担任保卫干部期间的1943年6月到1945年期间，淮海区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开展整风运动，也开展了创造模范兵团运动，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纯洁队伍，审查干部。康应中是所在二支队六团此项工作的具体负责人，直接负责对整风中揭发检举出来的问题组织调查、研究，最终做出结论，还要对干部队伍进行审查，逐人给以政治上的鉴定和结论。
抗日战争期间全民族抗战，部队不断扩大，各阶层的人都有，人员状况十分复杂。特别是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还有一些过去有过恶迹的人，此时也都进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不同的人抗日的坚定性不同，在艰险危急之时也就表现不同。有些意志不坚定者就有可能被敌人收买利用，还有敌人打进来的特务间谍。整风中自查和他查出一些人的问题，需要具体予以落实，处理起来政策性极强。既不能打击那些真正站到人民群众立场上，一心抗日同志的积极性，或者把他们推向对立面，又不能养奸为患，给革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其时中央情报部兼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一手主持的“抢救”运动，波及到苏北解放区。康应中身为特派员，既可以对真正的间谍特务处以极刑，又有保护革命同志不受伤害的责任。他深知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严格掌握政策，注重调查研究，不捕风捉影乱抓人捕人，以对革命和同志的高度负责精神，慎重对待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问题。
康应中把生活作风、工作作风上的问题与政治立场上的问题严格区分开来，解脱了一些平时不注意影响说消极话，被抓住辫子无限上纲到政治问题的同志，使他们深受感动。有一位从敌占区过来的人，到了部队上看见出身贫苦能受到重用，就谎报自己家里很穷，父亲是给人家扛长工的。后来这个人生活散漫，一副公子哥儿派头，就有人怀疑他是敌人派进来的奸细。直到被同村的人认出来是一家大地主在城里读书的儿子，便被抓了起来，还准备枪决。康应中在审讯时注意观察这个人的神态，又分析了他的行为特点，认为至少不是奸细。因为确属奸细会伪装得很进步，不可能像他那样缺点毛病很突出。康应中派人进行了调查，从这个人原来所在学校搞到证明，此人没有汉奸背景。这个人也说他是一心想参加抗日，就是原来的坏毛病一时改不了。于是组织上最终对此人做出了正确结论，这个人后来表现不错，在一次战斗中勇敢地向前冲击而光荣牺牲。
康应中政治原则性强，政策水平高，思想敏锐，作风严谨，办事公道是部队和地方上上下下公认的。这种鲜明的个人特点，一直延续到他战斗和工作的四十多年经历之中。
护送刘少奇去延安
1942年3月中旬，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带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