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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翼抄敌人后路；十三兵团沿黔桂边界向桂西南迂回前进。
11月6日，三四九团在军师编成内，从武冈出发，冒着连绵秋雨攀越海拔800米的枫门岭，经湘、桂、黔三省交界的五岭山区，8天急行军到达黔东南地区。此时二野五兵团已突破川黔防线逼近贵阳，白崇禧发现我主力迂回其侧后，遂将兵力集中于广西东南部，与广东余汉谋集团在粤桂边界的残部配合，妄图发起南线攻势，夹击南路我军二野四兵团，控制雷州半岛，保持其逃窜海南岛的通路。
为了将白崇禧集团彻底消灭在广西境内，四野急令三十九军停止西进，立即调头南下，直插柳州，向南宁方向攻击前进。24日，三四九团奉命向柳州西北的柳城奔袭。25日，一一五师三四四团，只经数小时战斗就歼灭了敌14军、48军残部，解放了柳州城。
1949年12月，康应中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第一一七师第三四九团政治委员。
三四九团进入柳州城后，遵照中央关于加强地方政权建设的指示，帮助维持社会秩序，开展政治宣传。康应中在这里动员了30多个高中毕业生参军，把他们以排级待遇安排在各连队担任文化教员。一些老战士不服气，说什么“我们过的桥都比他们走的路多”，“老粗打天下，文人坐天下”等，很是想不通。康应中教育战士们要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并引用毛主席说过的“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来说服大家。那时候南下部队后边紧跟着地方工作队，每打下一个县城，就要派一批人留下来和当地干部一起接管这个县。有的当县长，有的当书记，还有公安局长、粮食局长等重要岗位，一个县需要留下二三十人，打到湖南就没有人可留了。动员部队留下了不少人，尽管都不情愿，但还是得服从命令。康应中在柳州动员参军的30多名高中生，不久都被留在地方上担任了领导，其中还有人解放后担当了大任。
尊重知识分子是康应中一贯的思想和主张，就在辽沈战役三四九团的前身十六团在沈阳活捉敌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时，收留了一位文化程度较高的年轻解放战士，时任团参谋长的康应中即主张大胆使用这位同志。这位同志在三四九团进步很快，解放战争中荣立二等功。后来又被提拔重用，开始之初也是在康应中担任团政委和团党委书记时决定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位同志成为我军高级指挥员，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常务副总参谋长。在谈及抗美援朝时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也被殃及无辜时，还清楚记得是康应中老政委为他实事求是予以解脱的。
12月5日，三四九团渡过邕江，向广西南部挺进。在向明江地区前进途中，收降了敌三○三师一个营及大塘残敌500余人。到达大塘后，一一七师兵分两路，师部率三五○团为左路，向上思进攻，三四九团和三五一团为右路直取明江，夺取城市，截断通往镇南关的道路。横扫残敌如卷席，三四九团于12月11日进至明江时，收降敌1200余人，敌三○三师师长泰国祥率部向三四九团投降；三五○团在攻克上思战斗中，俘虏敌八十八师少将师长倪仲纯以下4000余人；三五一团于满津收降敌一一六师直属队和运输四团400余人。
在向中越十万大山追击逃敌中，由于康应中善于分析情况，采取正确措施，争取了100余名群众武装人员归顺我军。那天团前卫营出发后不久，突然山沟两边山坡上有不少人向部队射击，噼噼啪啪火力还挺猛，把营卫生所长也打伤了。部队立即停止前进就地隐蔽，一连一班向天空鸣枪以示警告，并且喊话说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等等。他们还是继续开枪，战士们都被逗火了，在喊话的同时也开了枪，还准备冲上去收拾那伙人。
正在这时，政委赶到了。康应中命令战士们不准开枪，派两名战士不带枪向他们靠近喊话，叫他们派人过来谈判，保证人身安全。他们的人望见我们两个战士空着手向他们喊话，听得真切，才停止了射击。但是他们还是半信半疑，由几个人打头，后边紧跟的人端着枪走了过来。当走到部队跟前时，才确信是解放军，随即朝后边招了招手，一下子出来100多人，原来是自发组织起来跟国民党军队作战的群众武装。他们顿时跟康应中谈得很好，说是部队真要跟他们打起来，他们也就拼了。这样双方都要有伤亡，当然最后吃大亏的还是他们，很感激部队，说解放军确实是一支好军队。为了怕途中再遇到麻烦，他们主动派人给部队当向导，使三四九团后来的行军很顺利。
1949年12月5日，一一五师进占镇南关，广西战役宣告结束。广西战役是解放战争后期，歼灭在大陆上国民党残余军队的重要战役之一，歼灭敌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集团残部167000余人，解放了广西全境。在整个战斗中，我人民解放军气势如虹，风扫残云，纵横驰骋，而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数百上千的敌人，成群结队被歼就俘，使我军酣畅淋漓地完成了南下任务。
回师中原治理颖河
广西全境解放后，三十九军奉命回师中原北上。1950年1月2日，三四九团从明江地区出发，经大塘、玉林、梧州、连县、宜章，于2月5日到达郴州耒阳，在这里欢度春节。好多年了，部队从来没有好好过过一个春节，这一年算是热热闹闹平平安安度过的第一个春节。物资丰富，上级给每人发两块银元过节费，三块银元慰问金。连同当月的伙食费，一个连就是两千多块银元，全团就是两万多块，团里派车武装押解领回。每个连有两大箩筐，由持枪战士护送领走。文娱生活也相当活跃，组织看戏，还头一次看了电影。
2月20日过完年，部队从耒阳乘火车继续北上，到达汉口后通过凯旋门，受到武汉市党政军几十万人热烈欢迎。凯旋门高大雄伟，插满松枝和鲜花，红旗迎风招展，五颜六色的彩灯闪闪发光。欢迎的群众锣鼓喧天，载歌载舞，热闹非凡。武汉市政府发给指战员每人一份慰问品（毛巾、香皂、钢笔、纪念册等）。战士们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着《凯旋歌》：“我们胜利凯旋归来了，万恶的蒋匪消灭了，祖国的大地解放了……”通过凯旋门，走向江岸小站，再乘火车去河南省漯河市。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中原大地，康应中的心情和战士们一样，感到无比兴奋与自豪。
3月2日，三四九团乘火车到达河南漯河后，又步行来到淮阳，奉命在此驻防休整。3月13日，三十九军党委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在和平时期军队参加农业和工业生产，帮助国家建设的指示，下达了《关于开展部队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部队积极参加生产，完成中南军区规定的每人上缴90公斤粮食的任务。部队已经由完全的战争状态，开始向和平建设的方向转变。
3月下旬，一一七师和军直机关一道承担了疏通颖河工程。颖河流经豫东和皖西北地区，是淮河的一条重要支流，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害河。1938年国民党为了阻挡迟滞日军追击，不负责任地炸开黄河花园口，造成了大片的黄泛区。一一七师驻守的颖河流域正处在灾区之中，颖河两岸一片荒凉，河道淤塞不畅，平时风沙很大，每到雨季必闹水灾，当地人民群众生活极度贫困。
为了根除水患，救民于水火之中，部队不顾大战刚过的疲劳，毅然以战斗的姿态投入到治理颖河的任务中去。由于汛期将至，工期要求很急，指战员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赶时间，抢速度。工程主要是对颖河切弯取直、拓宽加深。部队与当地人民一道，几万劳动大军开进颖河两岸，吃住都在大堤上。百里大堤人山人海，一片沸腾，红旗飘飘，席棚林立，炊烟缭绕。
三四九团承担的一段大堤任务十分艰巨，康应中召开营连干部会议，要求指战员继续发扬战斗中那种不怕累不怕苦的精神，在生产建设中同样争取立大功。特别指出我们一些在战斗中立了功的同志，不要居功自傲，轻视生产任务，认为那是别人的事。强调干部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同战士们一道吃大苦耐大劳。部队投入工程后，开展了打擂比赛活动，你追我赶，争挑重担。当时主要是手工作业，肩扛背驮，人拉手抬，整天晒在烈日下，泡在泥水里，劳动强度非常大。有的战士病了，也不吭声坚持不下工地。许多人衣服磨破了，肩膀压肿了，累得吐了血，也不叫苦叫累。
经过三个多月艰苦紧张奋战，高标准、高速度地完成了治理颖河任务，为当地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这里的老年人深有感慨地说：“国民党派军队扒河，坑害人民，党派军队治河，造福人民。真是天地之别呀！”治理颖河工程结束后，部队表彰奖励有功人员，师授予三四九团警卫连“铁的团结”、七连“杀敌英雄挖河模范”、三机连一班“生产建设模范班”锦旗各一面。
第39集团军116师最早的前身是陕北红26、27军部队，这两支部队是红军名将刘志丹、谢子长所建立的陕北红军，这两支部队在1935年前与西北军杨虎诚部队进行艰苦战斗，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取得了许多胜利，并建立了陕北根据地，为中央红军的到来准备了一块诺亚方舟，1935年9月陕北红26、27军部队与红25军成立红15军团1937年8月分散编入八路军第115师344旅687、688团。1938年以陕北红军为底子新建689团。1940年6月后开赴苏北，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被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10旅。1945年11月随第3师开赴东北，1945年9月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2纵队第5师，1948年11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116师。而39军从1935年9月成立红15军团直到1948年11月成立第39军，部队机关建制从未编散，是解放军中唯一保留下来的红军军。
从老区走出来的猛虎团
作者：刘秉义
在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某集团军，有一支被誉称是“陕甘雄师”的英雄团，他就是闻名全军的“十大猛虎团”之一的347团。
刘志丹、谢子长等创建的红2团
这是一支从甘肃庆阳老区走出来的英雄红军团队，他的创始人就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志丹、谢子长等人。
1930年10月，刘志丹在合水发动“太白起义”，打响了党在甘肃的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1931年9月，刘志丹创建了南梁游击队，亲任总指挥、中共队委会书记。1931年10月，陕北游击队来到陕甘边区，同南梁游击队会合，不久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打出革命红旗。陕甘游击队经过一年的艰苦转战，根据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于1932年年底正式改编为红26军第2团，团长王世泰，政委杜衡兼，这便是347团最早的根基。
红26军第2团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以照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把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但由于26军党的领导人杜衡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强令红2团南下，遭到残重失败。但是，陕甘边区党组织不畏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