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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上午，周恩来到油田丰收村视察。汽车快进村时，周恩来从车窗看见村北有10名职工家属正在播种，马上让汽车停下，快步向她们走去，和家属们一一握手。他问身边的一位家属：“你这地一埯几株，株距多少，预计亩产多少？”一面问着，一面蹲下去伸手扒开冰凉的泥土，仔细察看播种的深度和株距。他还和蹲在身边的家属们拉家常。听说家属们分别来自山东、河北、山西等地时，他高兴地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他那和蔼可亲的作风很快使家属们消除了拘谨，大家不约而同地唱起了《大庆家属闹革命》。周恩来挥动双手为她们打着拍子。唱完后，家属们为总理热烈鼓掌，周恩来笑着说：“来大庆，不学会几首大庆歌儿还行？”
随后，周恩来邀请家属们和他同坐一辆大客车回村，还把一个家属让到自己身边的椅子上坐。进村后，周恩来先看了丰收管理站食堂里的全村远景规划图和家属们自制的生产生活用具。站教导员李春云向他介绍了这个站建设新型工农村的成果，他非常高兴地说：“好！这样做很好，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
随后，周恩来走进加工食品的作坊参观。作坊里正用机器加工白面面条和玉米面烙煎饼。李春云介绍说，有了这些加工好的食品，家属下工后，拿点粮食兑换一下，一顿饭20多分钟就行了，非常方便。周恩来点点头说：“这样很好，粗粮细做，改善了生活，又解放了生产力。”他边说边拿起一张刚烙好的煎饼，细细地品尝起来，边吃边称赞说，比昨天在机关吃的煎饼好。他还风趣地对李春云说：“我可没带玉米面来，吃煎饼可不能兑换哪！”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从作坊出来，周恩来又看了村里的理发室、卫生所。最后又到李春云家里作客。周恩来盘腿坐在李春云家的土炕上，从家庭人口谈到丈夫孩子，唠起了家常。周恩来说：“干打垒来得快，等条件好了，还可以逐步改善。”
那天11点多，周恩来不顾劳累又来到大庆缝补厂。在厂里，周恩来拿起一件用160多块旧布拼成里子的棉工作服，看了又看，摸了又摸，高兴地说：“好、好，你们要永远保持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
接着，周恩来又由缝补厂党支部书记王凤允陪同，视察了各个修旧利废岗位。他首先走进又脏又累的拆旧班。这里遍地油衣，满屋灰尘。正在紧张工作的家属们，发现日夜思念的周总理站在面前，激动得光知道笑，谁也说不出话来。周恩来仔细打量着屋里的一切，满意地点点头。他一面同大家握手，一面亲切地鼓励说：“你们这样做很好，要永远艰苦奋斗！”有个家属刚把手伸到他面前，猛然想起自己手上沾满了油污，就急忙要收回去擦，谁知手已被周总理紧紧握住。这个家属激动得流出了热泪。当时的弹棉房，又矮又窄。陪同的厂党支部书记王凤允考虑到总理的身体健康，在路过弹棉房时就没有多作介绍。可是，周恩来听到机器的响声，又见灰尘不断从敞开的门里飞出，便不顾劝阻，进去同当班的工人一一握手。
周恩来第三次来大庆视察，一共在大庆度过了28个小时。临回京前，他再三告诫大庆工委的领导成员：“大庆是成功的，你们自己可不要忘了一分为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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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组织进京报捷团（1）
1966年是我国“三五”计划的第一年，也是工业学大庆运动进入高潮的一年。大庆工委按照“两分法”前进的指导思想，适时地提出了“全国学大庆，大庆怎么办”的严峻课题，确立了“支援四川，发展大庆，再创新水平”的奋斗目标。
在这种形势下，1202、1205两个“标杆钻井队”坐不住了，他们瞄准苏联的一个“功勋队”曾创造年钻40861米的高纪录，提出要在1966年实现“年钻5万米，超过功勋队”的口号。这两个队，一个是连年跃进“永不卷刃的尖刀”，一个是铁人王进喜带过的“钢铁钻井队”。两队在1965年双双打上了3万米。经过冬训，思想产生了飞跃，设备经过整修和部分更新，战斗力更强。
会战工委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两个队要“上5万”，王进喜高兴得睡不着觉。他此时已经被会战工委任命为钻井党委常委、钻井指挥部副指挥。但他当了干部仍像工人一样坚持劳动。他抓紧一切时间穿梭来往于两个队之间，和他们一起研究技术措施，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并和他们一起一点一滴地想点子，定措施，挖潜力。为了缩短时间，提高效率，他们改接单根为双根，把高压管线接头改为连接，把所有零碎备件、小工具分类上爬犁，易损易坏部件配双套等等。
一切准备就绪，1966年1月21日，农历正月初一，1202、1205两个钻井队打响了“上5万、超功勋”的战斗。
他们确实不愧是标杆队，第一口井就创出了冬季打井的最高水平：用3天二十几个小时，打出一口优质井，井斜在度以内。以后，两个队越打越勇，到4月底就打到了2万米。
5月3日，周恩来陪同外宾来大庆视察。当他听说1202、1205两个队要“上5万，超过苏联功勋队”的消息，心里很高兴，对身边的工委副书记宋振明说：“这两个队打上5万米时，国务院要给予鼓励，你要向工人们讲。”说完后，他还亲自到1202队视察。他登上正在打井的钻台，钻井大队长王进喜亲自手扶刹把，给总理表演起钻、下钻和接钻杆的操作。王进喜对周总理说：“您上次来，钻机用的是柴油机，现在改成电动机了，快多了。”周恩来高兴地边看边问：能打多少米？铁人说，今年保证上5万米。周恩来高兴地举起双手，连声说了三个好。临离开井队时，周恩来又握着王进喜的手一再嘱咐说：“你们这两个队，今年如果都打上5万米，要告诉我。”
周恩来走后，王进喜向工人们传达了总理的心意和嘱托。总理的关怀给两个队的工人以巨大的鼓舞。他们6月份打上了3万米，7月份双双实现了“九开九完”，只用6个月零10天就打井42718米，超过了苏联“功勋队”。到8月18日，两队双双打了上5万米，实现了年初提出的奋斗目标。
当时，“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已经搞得轰轰烈烈了。但在石油系统，运动对生产的冲击还没有很突出地表现出来。在大庆1202、1205钻井队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其他油田也不断有好消息传出。比如，胜利油田的32104钻井队登上了一次取岩心米的世界取心技术高峰；四川会战前线打出了产量大、压力高的天然气井。在一口井井喷着火时，32111钻井队全体职工经过30多分钟拼死搏斗，扑灭了大火，保住了这个高产气田。《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号召全国人民向这个钻井队学习。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对运动可能对生产造成的冲击已经有所感觉，为稳定经济并兑现在大庆许下的诺言，进一步促进大庆石油生产和全国工业生产的发展，他指示石油部组织报捷团进京报捷并参加国庆17周年观礼。石油部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迅速行动。报捷团很快就组织起来了。报捷团由大庆1202钻井队、1205钻井队、大庆职工家属的代表和四川石油会战的32111钻井队、胜利油田的32104钻井队的代表组成。王进喜任团长。
9月3日，王进喜带领大庆部分代表来到北京。27日，国家经委、计委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报捷大会。余秋里、谷牧及国务院20多个部委的领导及司局级以上干部2000余人参加了大会。在会上，4个钻井队和大庆家属代表报了捷。王进喜汇报了大庆油田的情况和1202、1205两个队打井上5万米的好成绩。他讲得生动、具体，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当场就有几十张条子，要求他到各部委去做报告。第二天，王进喜与1202队队长屈清华、1205队队长王作福应邀到北京电视台向北京市民介绍大庆先进事迹及大庆经验。
9月29日下午，周恩来亲切接见了报捷团。参加接见的有陶铸、李富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接见时，周恩来和站在前排的人们一一握手，并和大家一起照了相。周恩来把大庆家属送的南瓜、土豆、玉米看了又看，不断地说：“很好，很好，这么大！”报捷时，王进喜把大庆职工和家属的两份报捷书放在一起送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没看到家属的报捷书，就问大庆家属怎么没来。王进喜说来了。周恩来又问：报捷书呢？王进喜说放在一起了。周恩来说，还是叫家属们自己来报捷嘛。于是，家属代表又拿着报捷书重新报捷。
报捷结束后，周恩来又留下部分成员参加座谈会。座谈中，当王进喜汇报到1202、1205钻井队的情况时，周恩来问：“打到多少米了？”王进喜说：“8月份已上5万米。10月2日打到7万米。年内一定要打上10万米！”周恩来说：“你们一定要超过美帝！”王进喜说：“12月份一定上10万，超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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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组织进京报捷团（2）
196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纪念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和群众游行。王进喜等人坐在西平台上接受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接见。那天的庆祝大会上，安排了工农兵代表讲话。代表农民讲话的是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代表工人讲话的是参加四川石油会战的32111钻井队的工人代表王有发。据说，原来安排由王进喜代表工人讲话，但周恩来考虑到32111英雄集体刚刚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所以就换成了王有发讲话。
在王进喜等人进京报捷的同时，北京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大庆展览。全国范围的工业学大庆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
第八章 有人要搞乱大庆（1）
1966年，大庆油田原油产量达到了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72％，在石油工业生产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资源基础来看，虽然大庆油田已经开发了7年，但1966年以前，在大庆已探明的油田中，只运用了一个萨尔图油田，后备资源比较雄厚。开发好大庆油田，对石油工业来说，至关重要。可是，1966年下半年出现的全国性###，使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在党内占据高位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了搞乱全国，乱中夺权，有意扰乱一些经济建设成绩突出的地方和单位的秩序。大庆自然成为他们要搞乱的重点。从这年的8月、9月份，他们就开始了对大庆的围攻。他们先是说，“大庆和平演变了”，说大庆变成了“资本主义的试验田”。后来又进一步试图全面否定大庆成绩。
1966年10月，大庆展览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展出。当时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尚在初期，国家主席刘少奇虽然受到了严重冲击，但还没有被公开打倒，刘少奇视察大庆的巨幅照片仍挂在展览馆的显要位置。江青一伙发现后，攻击这个展览是“突出刘少奇的黑展览”，说这个展览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并唆使北师大的一个造反派组织去批判。他们在北京大造舆论，说大庆是“刘邓修正主义的典型”，是“刘少奇假共产主义试验田”。陈伯达指使一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