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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组讨论中，陈毅明确提出：“我的意见自己准备搞城市”，而且具体地提到京沪杭解放后，他愿去上海。
恰巧这时毛泽东向他征询有关人事安排方面的意见：上海一旦回到人民怀抱，由你担任上海市市长如何？陈毅未假思索地说：“好，我来干！”
他还建议，希望中央像三年多前全党重视抢占东北那样重视做好接管上海的工作。
毛泽东高兴地采纳了他的意见，说：“好，要把上海完完整整地接收下来，尽最大努力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这次全会的第二天，中央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
这天，邓小平受中央的委托，郑重地宣布了华东的人事安排：中共中央华东局：以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丞、曾山、张云逸、谭震林、粟裕、张际春、宋任穷、陈赓、刘晓、刘长胜、曾镜冰、舒同等17人为委员。
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
中共上海市委：以饶漱石、陈毅、刘晓、刘长胜、曾山、刘少文、陈赓、潘汉年、宋时轮、郭化若、李士英等11人为委员，饶漱石为书记。
上海市政府：市长陈毅、副市长曾山、潘汉年及一位非党人士。
华东军区：司令员刘伯承、陈毅、粟裕，政委邓小平、饶漱石、谭震林。
由于国民党政府顽固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1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第二、第三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总前委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在江北人民和江南游击队的支援策应下，于4月20日晚和21日发起声势浩大的渡江战役，在西至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百万雄师东、中、西三个集团分三路强渡长江天险，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溃于一旦。
4月23日，一举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第二、第三野战军密切配合，先后解放杭州、上海。
其他两路野战军则向中南、西北各省举行大进军，二野向西南数省大进军，三野向东南诸省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了残余之敌，解放了广大国土，最终将蒋介石集团赶出了中国大陆，迎来了新中国的光荣诞生。
陈毅成为新中国首任上海市市长。
十、上海情结（上）（1）
陈毅一生中，几度涉足上海，他自己曾有过一段精辟概括：我1919年到上海是穷学生，1929年到上海是国事犯，要是1939年、1949年到上海的话，就要受到敲锣打鼓的欢迎了。
1919年，陈毅第一次到上海。
这年春天，陈毅和他的大哥陈孟熙在四川成都留法预备学校毕业，以优异成绩双双获得仅有30个名额的官费名额。
6月1日，他们离开成都，踏上了赴法的征途。
6月下旬一到上海，他们就投身到五四运动的潮流中了。
到上海的第二天，正是北京政府的代表在巴黎被迫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日子，上海各界举行示威大游行。
陈毅也约上学友们参加到群众活动的热潮中。
在候船期间，陈毅听社会名流演讲、读书、观光，这里的高楼大厦、外国租界区、外国洋行，塞满黄浦江的外国军舰、外国轮船、法国公园和黄浦滩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低矮肮脏的棚户区、气味难闻的臭水沟、随处可见的贫富反差，享乐、犯罪等等，都强烈地刺激着他的感官，引起他的深思和震撼。
正如他自己所体验的：“1919年6月，我们离开成都到了上海，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中心。
在这里，经历了思想上第一次动荡。”
1921年11月，陈毅第二次到上海。
陈毅等留法勤工俭学生因从事爱国学生运动，遭到中法当局的迫害，被法国军警强制押送出境，乘波尔特加号邮船返国。
他们104名学生，在船上组织了学生干事会，一方面把同学们团结组织起来，一方面利用轮船靠岸的机会向沿途华侨团体或各界人士控诉中法当局迫害他们的行径。
船经香港时，蔡和森、李立三等学生干事会成员，为了同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党取得联系和出于安全的考虑，先期下船了，陈毅继续挑起了领导重担，团结剩下的77名同学走完最后一段航程。
在上海，在陈毅的带领下，这些被迫归国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同上海交涉使署、中国寰球学生会、上海商会、各地同乡会和报社等积极交涉，赢得了广泛同情和声援，迫使北洋政府作出让步，同意由北京中法大学接收部分被迫归国学生。
陈毅却以严厉的眼光审视自己这一阶段的斗争。
他说：“因为当代表，出入官府，晚上写文章在报上发表，颇受一些赞扬，自己觉得很行，资产阶级思想又有抬头。”
1929年8月，陈毅第三次到上海。
1928年4月，陈毅与朱德带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胜利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
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陈毅先后任师长、军委书记等职，并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
这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一部来到井冈山，井冈山声威更大。
1929年初，湘赣两省敌军分五路“会剿”井冈山，处境危急。
为了打破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开会，决定彭德怀、滕代远率领部分兵力守山，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寻机歼敌，以解井冈山之围。
关于这次红四军主力出发赣南游击的情况，后来陈毅在上海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有详细叙述。
他说：“1月14日，四军军部率二十八、三十一两团及一特务营出发赣南游击，企图击破湘赣‘会剿’。
1月28日与赣军三团战于大余，因当地无群众组织，事前不知敌人向我进攻，以致仓促应战，我军未能全数集中，并因兵力垒积重叠于一线致失利。
我军引退折回粤边南雄界，取闽粤赣边界转至吉安、兴国一带，沿途皆两省交界，红军没有群众帮助，行军、宿营、侦探等事非常困难，敌人又有采轮班穷追政策，我军为脱离敌人，每日平均急行九十里以上，沿途经过山岭皆冰雪不化，困苦加甚，复于平顶坳、崇山圩、圳下、瑞金四地连战四次皆失利。
枪械虽未有大的损失，但官兵经过三十日左右之长途急行军已属难支，但仍能一致团结，奋勇直前，无怨言，从未发生叛变逃跑等事，此足以打破集团军事行动之空前记录。
至2月中旬（正月初一日），复与刘士毅师全部鏖战于江西宁都、瑞金交界之大柏地，从是日正午3时起，相持至次日正午，始将刘部全部完全击溃，其团长肖致平、钟桓被活捉，因不认识被逃去，得械八百余支，俘虏数略同。
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
官兵在弹尽粮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后来得知井冈山失守，彭德怀、滕代远率部突围，朱德、毛泽东便率红四军主力在赣南、闽西开展工作。
敌情缓和以后，原有的一些矛盾，忽然变得突出起来。
下山以后，本来就存在集中好还是分散好的争论，军委和前委是否重叠，是否需要保留军委等不同意见，恰巧这时收到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来信（后称“二月来信”），要求红四军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红军，隐匿大的目标，以保存红军和分散发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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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上海情结（上）（2）
这封信更加大了原有的分歧，并引发了新的矛盾，使一部分主张分兵游击的人更有了口实。
这时，中共中央派刘安恭到达红四军，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和临时军委书记。
他刚从苏联回国，不了解红军的现状和历史，照搬苏军的一套。
在他主持的临时军委会上竟作出红四军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其他事的决定。
在湖雷召开的一次前委会上，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一种意见：既有四军，就要有军委。
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必不可少的程序。
他们认为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等等。
另一种意见：反对设立军委。
赣南、闽西地方工作不多，领导工作的重心在军队，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没有必要有了前委又设军委而造成机构重叠，硬要成立军委是向前委分权。
部队打下白砂后，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就是否成立军委继续进行讨论，结果军一级设立军委的意见被否决，临时军委一并撤销。
这样，刘安恭临时军委书记一职不复存在，政治部主任由陈毅接替。
军内党内的不同意见弄得毛泽东很是为难，使“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于是愤而提出辞职，陈毅不得已担任了代理前委书记。
这一次，陈毅是在完全缺乏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代理前委书记的。
同样，在后来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选掉毛泽东而自己被选为前委书记更缺乏思想准备。
6月22日，红四军“七大”在龙岩召开，出席的代表约四五十人。
大会是发扬民主的，发言是踊跃的，敢对任何领导人提出批评。
但有些意见未必冷静，未必经过深思熟虑。
所以与会者情绪一度紧张而对立。
会上通过了《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和四军直属队、一、二、三、四纵队的士兵代表13人为前委委员，陈毅为前委书记。
这年9月1日，陈毅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提及：“七大”决议之所以能通过，大半是毛泽东让步的结果。
“七大”对于长期存在的争论，作了一次展开，部分地解决了一些问题。
这种展开，只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当然是有益的，但不等于问题的解决。
所以这次大会的决议案，是一个为各方都能接受而又不够满意的折衷的决议案。
陈毅给中央的报告中还讲到：“因此，在大会之后，朱方面还没有什么意见，毛方面则不满意，有不能一朝之概。
所以代表大会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了，朱毛争论以后不能恢复工作如初，还静待中央派人去主持，所谓前委，只是一个‘过渡内阁’。”
这次选举，毛泽东落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陈两人都没有思想准备。
毛泽东为此既伤心又不满，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归罪于大会主持人陈毅，后来他怪陈毅在会上“敷衍调和”、“模棱两可”，并把这称之为“陈毅主义”而念念不忘。
大会一开完，他就称病去上杭蛟洋出席中共闽西代表大会和作调查了。
此后不久，中央要红四军派领导干部去上海参加军事会议和汇报红四军情况。
陈毅这个新任前委书记便特地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