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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很快采纳了粟裕的建议。
这年2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华东局第一书记兼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因病离开上海赴北京休养，“各项职务由陈毅同志代理”，并指定粟裕陪同饶漱石一同赴京。
饶漱石没料到弄巧成拙，当接到要他“离职休养”的电报时，不免傻了眼，怀疑揣测中央是否不信任自己了。
最令他不能容忍的是，到北京以后听说中央要派人到###助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这不明明是对他“取而代之”吗，于是对中央怀疑更深。
到底饶漱石有没有病？这个病是轻是重？何以如此患得患失，反复无常！应该说，饶漱石并非装病。
病还是有的，而且不轻，一个是生理上的病，一个是政治上的病。
这里引用几个当事人的材料，可以剖析饶漱石当时的病况。
在高岗、饶漱石问题暴露以后，专门开了一个揭发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
会上，陈毅、###、饶漱石等都发了言。
陈毅：饶漱石到北京休养，知道自己有错误，反到毛主席那里闹了三个钟头，而不是彻头彻尾地批评自己，事后到处加以弥缝，加以掩盖。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共产党的负责人来说，这是根本性质的问题，这是品质很坏的表现。
饶漱石：张月霞说“我看你这个样子还好，外边议论说你犯了错误。”
又说“你这个人看样子很好，实际上脑子已经不行了。”
这个话，大概是3、4月间在安子文那里讲的。
我已经感到自己有错误。
另外两个问题：一个是我说：“我要到工厂去工作。”
当时主席劝我：“你不要这样想。”
一个是我还同主席讲过：“看样子，我马上要变成神经病了，请派飞机把我送到莫斯科去，华东的工作我不能担任了，要改变一下。”
之所以这样讲，主要是感到自己错了，又没有勇气承认错误，想看看中央对我的态度。
陈毅：我1952年8月到北京，1953年1月4日毛主席要我去看关于山东新“三反”的电报。
当时我曾问饶漱石的病怎么样？毛主席说：“饶漱石的病很重，跑到我这里来闹了几个钟头。
现在这个人我都不能讲他，我都不能批评他了。”
当时听了，我没作声。
那时，饶漱石是有些病态。
有人说他完全没有病，这个话也不公道。
不过这个病跟政治病加在一起就更严重了。
###：饶漱石跟主席讲话那时是有病态。
十三、高饶案情大白（2）
这是1954年2月13日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上部分发言摘录。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谭震林、张鼎丞、饶漱石、邓子恢、刘晓、曾镜冰、魏文伯、方毅、金明、赖传珠、刘长胜、安子文、龚子荣、李楚离、钱瑛、赖若愚、胡耀邦、章蕴、习仲勋、向明、曾山、###、陈毅，本来应该出席的还有张云逸、邓小平、粟裕，那天因事请假未出席，一共26人。
这次座谈会是相当民主的，大家可以揭发饶漱石的问题，饶漱石认为有不对的地方，可以解释答辩，决不强加于人。
由此可见，饶漱石得的主要是政治病，思想病，自己疑神疑鬼，闹政治情绪。
后来中央任命他当了中央组织部长，说明中央还是信任他的，继续对他委以重任。
他再次变得神气活现起来，眼也不跳了，头也不痛了，到处颐指气使，又活脱脱一个从前那样得意忘形的饶漱石。
他去中央组织部担任部长以后，在那里大玩权术，结党营私，最终发展到与高岗结成反党联盟，落得极为可耻的下场。
这是后话。
1953年这一年陈毅很忙，不但华东和上海的事情应接不暇，还几次去北京出席中央人民政府的会议和列席全国政协的会议，真是忙得马不停蹄。
但是少了饶漱石的某些掣肘，他干得十分痛快。
这年12月，陈毅应召赴京出席全国军事会议。
12月4日8时许，火车驶抵北京前门火车站。
刚刚踏上车站月台，前来接站的人说：先别去下榻的招待所，中央有通知，直接去中南海西楼开会。
一到中南海西楼会议厅，陈毅不禁眼睛一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等济济一堂，旅途的疲劳早已不翼而飞。
陈毅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会议活动中，认真听取每个人的发言，认真参加每一项议程的讨论，看不出他有一丝一毫疲惫的神色，直至深夜近12时才回到旅舍。
这天的会议通过了这次全国军事会议的方针，听取了毛泽东有关开好这次会议的讲话。
陈毅认为，毛泽东讲话中指出的要结合实际来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意见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必须毫不含糊地贯彻执行，过去靠这个打败了蒋介石，今后还得靠这个建设军队，只有这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陈毅到北京的第四天，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毛泽东约他当晚到北京西郊颐和园附近新改建的玉泉山别墅去谈话。
毛泽东一如平日那样无拘无束，随意自然。
他首先询问了华东执行总路线的情况，随后又谈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和国家领导体制问题。
陈毅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和自己的见解，一一作了回答。
毛泽东听后指出两点：一、过去的革命只注意解决民主与封建问题，没来得及解决个体与集体的关系问题，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这个问题得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二、经过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济等运动，人民群众中间和干部中间资本主义倾向日益明显，不及时解决个体与集体的关系问题，不提倡社会主义，任由资本主义泛滥，到头来这个狂潮将引起党的变质，引起国家改变颜色，决非危言耸听。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个体和集体的关系，他主张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尝试在中国城乡搞互助合作和生产合作。
他对有些人热衷于个人的事情，对资本主义兴趣甚浓，不提社会主义，忘了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是个共产党的干部，不禁大发感慨：“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
陈毅对于毛泽东这些富于哲理的谈话很感兴趣，不知不觉过了几小时，谁也没有倦容。
但陈毅也有些纳闷，毛泽东大老远请自己来，决非仅仅探讨理论问题，而且整晚的谈话都离不开个体集体、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变质变色等问题，恐怕一定有所指。
果然，毛泽东话锋一转问起了饶漱石的情况，陈毅不免心里一怔，一时不知如何讲好。
或许是一次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吧。
陈毅和饶漱石心有芥蒂，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因为他在毛泽东面前曾经表过态，近十年来他说话算话，确实做到了同饶漱石主动搞好关系，同他的纠葛一句也不提。
现在毛泽东主动提起他，倒使陈毅犯了难。
陈毅沉吟片刻，便按在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谈了些饶漱石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任职期间的情况，至于调到中央组织部以后的情况，彼此接触少了，对他全然不知等等。
毛泽东听了陈毅的话后，表情冷漠，这与前面的谈话一冷一热形成强烈对比。
陈毅见彼此已无谈兴，只好告辞。
正要登车回城时，遇见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副秘书长###，陈毅向他说了心中的疑团。
###告诉他：“今天主席请你来，就是谈饶漱石的事情。
主席问你，是为了听你说真实情况，你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有任何顾虑！”
陈毅随即返身回到毛泽东的住处，对刚才曲里拐弯地没讲真话作了检讨，并把他所知道的饶漱石的情况和盘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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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高饶案情大白（3）
他对毛泽东说，在华东，很多人都知道饶漱石同刘少奇的关系是很好的，可以说没有刘少奇对饶漱石的信任和重用，便不会有今天饶漱石的地位和影响。
现在，不知道饶漱石从哪里闻出一点什么味儿，认为刘少奇靠不住了，不但竭力表明他不是刘少奇培养提拔的，而且公然对刘少奇进行人身攻击，说什么刘少奇缺乏领导军队工作的实际经验，对他向来没有多少好感等等。
毛泽东谈兴陡增，频频点头。
他向陈毅讲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情况，说高、饶二人先后在中央财经会议和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发难，相互配合，呼风唤雨，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周恩来，目的是分裂中央，把刘少奇、周恩来拉下马，把高岗推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的宝座，改换总理人选。
陈毅不禁大为惊讶！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又找陈毅去谈话，话题直引高、饶问题。
毛泽东说：“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本来是请你出任的，可你高低不就，只好提议提交华东局讨论决定，不知华东局可曾讨论？”
陈毅说：“回上海后，向饶漱石报告了主席的提议，不知道是因为忙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华东局没安排讨论，华东局其他委员不知道这件事。”
“饶漱石怎么说华东局讨论过？他到北京时，我又专门问过他，他说讨论时华东局几个同志不同意你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这不是当面撒谎吗？”
毛泽东大为光火。
至此真相大白。
原来饶漱石为了当上这个位高权重的重要角色，一手制造了这场大骗局，使毛泽东也跟着上了当。
毛泽东对陈毅也有意见，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你推让，是不对的。
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
野心家就不让。
让给他就使党受损失！”
陈毅对毛泽东的忠言表示诚恳地接受。
毛泽东还风趣而深刻地指出：“不要伤风，要警惕非法活动”，“不要睡在鼓里”，“对犯错误的，仍然要本着治病救人的方针办事”。
陈毅认为这几点意见很好，高屋建瓴地指出了问题的要害，无论对人对己都能起到很好的警醒作用，值得引起全党重视。
后来，陈毅又和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等应召在毛泽东那里专门讨论高岗、饶漱石的问题。
经过摆事实讲道理和冷静客观地分析，对高、饶的认识逐渐明朗。
高岗散播了很多流言，说中央有“圈圈”和“摊摊”，散布所谓“军党论”，说“党是军队创造的”，把中国共产党分成“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鼓吹他自己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说现在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落在“白区的党”手里，“改组”党中央刻不容缓，否则大权旁落，“白区的党”就更加得势了。
他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周恩来，私下活动要由他来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并要改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
饶漱石则一呼一应，配合默契，也跟着起劲地反对刘少奇。
大家对高、饶的有害言行表示极大的义愤，提出应该对他们进行揭发和审查，进一步弄清他们的问题。
毛泽东表示首肯，希望大家进一步揭发高、饶的问题，增强党内团结，下大力气反对党内的非法活动，同时宣布高、饶案情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