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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的周到安排，陈毅此次告假南下休养自然得以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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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告假赴南方休养（1）
1956年11月23日，陈毅偕同夫人张茜乘火车离开北京，沿京汉铁路南下，24日上午抵达汉口，受到湖北省委盛情接待。
中午稍事休息，下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正在紧张施工中的长江大桥和中山公园的菊展。
晚上与王任重、张体学等湖北省委领导人共进晚餐。
饭后过江看汉剧会演。
这是张茜1937年底参加新四军后第一次回到故乡，而且见到了尚健在的父亲和继母，激动喜悦之情自不必说。
第二天下午，他们游览了武昌东湖风景区，然后与湖北省委领导人和张茜的父亲、继母依依惜别，登车南下。
陈毅的乐观和坚强，常常给人一种错觉，以为他身体很好，其实他一身都是病。
早在19年前，他给大嫂李白文的信中说：“弟左耳重听，右腿伤残不良远行，左脚亦伤，胃病、痔疾、贫血诸症交相困我，尚力图疗养期，决定者视时局如何耳。”
五年前给父母的信中谈到自己“肝内有肝蛭吸虫潜伏”，“医者言，不治疗目前并无大妨碍，但恐日久生变，有演化为黄疸病水肿病的可能，甚至可能变为孙中山式的肝癌云云”。
在稍后给妻子张茜的信中也谈及此事，说已“开始治肝吸虫，现已半月，再有一周即告一段落，无论见效多少，我是决心出院了”，“主要工作忙我不便长期住院”。
“此次治疗效果很大，眼睛耳鼻均一并治疗，牙也作检查，肝病据说已减轻。”
还谈及他时常头痛，时好时坏。
陈毅确实身患多种疾病，有的可谓久治难愈的痼疾。
体检中查出的“右侧坐骨陈旧性骨折，已形成骨性愈合”，显然同他给大嫂李白文信中提及的“右腿伤残不良远行”是一回事。
那是主力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前的1934年8月，陈毅作为西方军司令员来到江西兴国老营盘三军团六师的前沿阵地视察作战情况，正赶上敌军周浑元部一个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这一带红军防御阵地猛烈进攻。
陈毅视察完毕正要离开时，右坐骨被敌人子弹击中，造成粉碎性骨折，血流如注。
当时主力红军即将撤离，医院里的重要设备已经拆卸打包，还是周恩来的亲自过问，才将已装箱的设备重新打开，给陈毅作了X光透视，并立即进行了手术。
手术是仓促的，碎骨不可能清除干净，这便带来了无穷的后患，使陈毅后来吃够了苦头。
这次身负重伤，使陈毅无法随同主力红军参加长征，只能就地坚持斗争。
陈毅右坐骨的枪伤和痔疮，长期折磨着他。
在三年游击战争极其恶劣的环境下，缺医少药，他的伤口红肿化脓，疼痛难忍的时候，充其量用盐水洗一洗，抹点万金油就不错了。
但他从来没有皱过眉头，没有哼一声。
这样做，只是权宜之计，根本不解决问题，而且伤势还在一天天恶化。
打游击不可能老呆在一处不挪窝，为了应付敌人的频繁“清剿”和搜山，得随时准备转移和战斗，拖着一条伤腿怎么行？于是他横下一条心自己动手挤脓血，清除腐肉，痛得他脸色蜡黄，冷汗淋漓，后来竟奇迹般地好了。
痔疮，更是长期困扰着他。
在战争年代，由于经常行军打仗，行军又多是靠开动两条腿和骑马，这个老毛病便时时作怪弄得他苦不堪言。
虽然这算不上什么顽症，但因为没有条件彻底根治，只要走路多了或过于劳累就犯病，一犯病就疼痛难忍，血染衣被。
即使是这样，他在人前依然是那副凛然不屈的样子，指挥打仗和处理工作时照样表现出自信和机智，跟平日身体无恙时没有两样。
对待疾病，陈毅并不讳疾忌医。
有了病不治，一拖再拖，那是没有条件治，有了条件，他还是认真对待的。
建国初期，体检时发现他肝内有肝蛭吸虫潜伏，医生建议他进行药物治疗。
他知道这病不认真对待，日后有演化为黄疸病水肿病甚至肝癌的可能，便毫不犹豫地按医生的建议办。
治这病20天是一个疗程，服药后有头晕嗜睡、精神萎靡等强烈反应，要求每天上午到下午4时遵医嘱卧床休息，即使不卧床的时间也只能在病房尽量少活动。
对于一向喜动不喜静的人来说，一下静卧20天，确实是很难做到的，但是陈毅做到了。
经过一个疗程的治疗，陈毅自觉症状有明显减轻。
可惜后来事忙，这次治疗没能坚持下去。
1955年初，陈毅患牙疾，半边脸肿胀，看了叫人害怕。
医生说，若病情继续发展，上窜到眼睛和脑子就危险了，要求他立即住院治疗。
住进医院以后，肿得更厉害了，只得先给他开刀消肿，然后再治牙疾。
俗话说“牙痛不算病，痛起来就要命”，这一回，他算领教了牙痛的滋味。
医生给他开刀以后，继续服消炎药，热敷，肿胀感稍有缓解，疼痛却未见减轻，仍然烦躁不安。
张茜来医院探视，给陈毅带来一些报刊书籍，使他喜不自禁，爱不释手，似乎暂时忘却了牙疾的痛苦。
他对借自刘晓处的《白氏长庆集》情有独钟，尤其对白居易所主张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有兴趣，非常欣赏白居易以平易通俗著称的诗风，一再吟咏《新乐府》、《秦中吟》等诗篇，不忍卒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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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告假赴南方休养（2）
也许是同病相怜吧，他对白居易《罢郡》一诗尤有偏爱。
诗中“自此光阴为己有，从前日月属官家”两句，仿佛正是他此时处境的写照，像他这样一年365天为工作不遗余力忙碌的人，只有生病住院的几天才能由他自己支配。
他不禁感叹：“忙人百忙中每有此感，今古不殊也。”
当他读到白居易55岁自勉诗“傥年七十犹强健，尚得闲行十五春”的句子时，更引起他的强烈共鸣。
这年他正好满54岁，由于两人年龄相近，对这样的诗句自然更有一种格外亲切的感受，所不同的他的理想和抱负决定了他不是一个闲人，他提笔改动两字用以自勉：“傥年七十犹强健，尚得工作十五春”。
此次住院11天，直到第10天拔掉了坏牙，清除了坏牙的脓毒，才真正解除了痛苦。
住院期间，陈毅除了每天的报纸文件不能不看外，他以还书债的心情如饥似渴地通读了杜甫集、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冯至的《杜甫传》等，还跳着读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
他不仅阅读，还在书上评点，在日记上写读后感。
像对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古人，有的专家偏爱一个，偏恶另一个，有的以今人的要求来评论古人，陈毅认为这些看法“殊不妥”，未免失之偏颇。
他认为，“杜氏之人民性最强，忧国爱君，亦甚可嘉。
诗之技巧，更为上上乘。
其诗篇至今光芒万丈，与白太傅同。”
“其价值应放在不同尺度上去估价，不可乐此恶彼。
杜甫、李白、白居易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要求，这便构成中国文学上的优良传统，最可宝也，最可学也。”
陈毅用了不少时间阅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
他有这样一段读后感：“罗氏此书广泛发表对法兰西文明的批评，指摘上层阶级的腐化，极力表扬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法兰西精神文明之不朽，同时笔触亦涉及下层人民之具有高贵品质。
此书成于二十世纪初年，落后于布尔什维克，但较社会民主党及资产阶级为进步。”
“惟其限于并专力强调精神力量，对阶级社会缺乏明确认识，所以分析与结论不免空洞而带极大纰缪。
罗氏之人格、文章及艺术知识，固不愧为当代之豪也。
余三十年前知此书，今日始读毕，亦幸事，亦如释重负然。
我有许多书未曾读，负书债多矣，何以清尝耶！不无愧。
今后当抽暇补读之。”
陈毅所说的三十年前知道《约翰·克里斯朵夫》一书，指的1925年在北京中法大学成立“西山文社”前后的事。
那时他是中国共产党北京地方委员会西部区十八个支部之一的中法大学支部书记，一面读书，一面从事革命工作。
这时他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作品，还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在各大报刊上先后发表了《介绍室中旅行法》、《报仇》、《十年的升沉》、《春光》、《西山埋葬》、《归来的儿子》、《生日》、《她》、译著《译米塞忏悔录：终天抱恨》等各种体裁的作品二十多篇，只是后来忙于革命工作，无暇顾及文学活动，《约翰·克里斯朵夫》一书直到30年后才有幸在病床上读完。
如果说此次南下休养，在武汉停留期间，因为刚刚从医院出来，还不免提到身体欠佳一类话题的话，离开武汉以后陈毅兴致极好，一路上目不暇接，有说有笑，就再难听到这方面的话了。
从外表上看，他又恢复了从前的乐观自信，谈笑风生，很难看出他是一个病人。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以一种轻松愉快的笔触写道：“上午游东湖。
午餐吃得极佳，均本地特产。
1时，上车赴长沙。
沿途风景与江西、浙江颇相类。
夜9时抵长沙城。
长沙，我第一次到。
革命的名城大邑，予我印象甚新。
小舟、余保来接。”
湖南省委领导人周小舟、谭余保热情欢迎陈毅到南方休假路过长沙。
周小舟、谭余保同陈毅都是老熟人。
周小舟给毛泽东当秘书时就同陈毅有往来，谭余保同陈毅更有一段终身难忘的特殊经历，1937年11月陈毅到湘赣边九龙山动员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时，险些儿被他这个中共湘赣省委书记错杀，此后两人成了好战友，现在大家相见自然格外亲热。
到长沙的第二天，谭余保陪陈毅、张茜一行游烈士公园，在严湖上泛舟，登高望浏阳河九曲十八弯，然后驱车到城东南角游天心阁，眺望湘江和岳麓山。
天心阁与岳麓山隔江相望，站立高处，浩瀚的江水和对岸满山的红叶，尽收眼底，颇为壮观。
谭余保介绍说：天心阁久负盛名，建于何时无从查考，清乾隆年间重修过。
清咸丰二年，即公元1852年，太平天国西王萧朝贵率领大军在此鏖战，城垣几被攻破，歼灭清兵无数。
萧朝贵在是役殉难。
萧朝贵之死给太平军带来重大打击，长沙城最终亦未攻克，不得不弃城北上，经岳阳攻武汉。
二十一、告假赴南方休养（3）
这段沉重的历史，引起陈毅深深的思考。
他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西王萧朝贵早死，于洪秀全、杨秀清的团结颇为不利，最后造成太平天国的失败。
谭余保对此极表赞成。
认为领导人之间的团结比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