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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们三人谈起海南岛的现状和发展前景时，大家的见解竟不谋而合。
邓、罗二人推举陈毅执笔写出三人的想法，陈毅慨然应允。
1月4日，一份以陈毅、罗荣桓、邓子恢联合署名的意见书《关于开发海南岛的意见》正式向中央提出。
意见书指出：海南岛确是值得迅速、大规模地开发的地方，不论从经济上、政治上、国防上着眼，开发工作仍应提前进行为宜，建议除将修建南渡口上游的大水库和发电站列入第二个五年计划外，便是有计划地移民。
意见书中还提出了动员海南军区复员军人留岛屯垦的设想，认为留下的复员军人还是以组织国营农场的形式为适当。
这样不仅可以训练大批将来开发海南岛国营农场的骨干，而且在开发海南生产的示范与推动上，意义也很大。
陈毅这次到南方休养后恢复得不够理想，中央特地给了他长假，一休息就是一年多。
结束海南岛之行后，又在广东休养了一个多月，其间到中山县翠亨村瞻仰了中山故居，写下了《访孙中山先生故居》、《广东》等诗篇，2月5日从广州返回北京。
回北京不久，又到北京西山继续疗养。
因周恩来总理兼任外交部长实在太忙，中央早在1956年就有意由陈毅兼任外交部长。
由于陈毅身体欠佳，这事不得不一再后延。
但陈毅从来也没有间断过对外交工作的关心，一些重大外事活动，中央也总是通知他参加。
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中央通知陈毅参加有关接待工作。
伏罗希洛夫拜访朱德时，陈毅在座，并和朱德一起陪同苏联来宾游览玉泉山。
第二天，陈毅出席了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伏罗希洛夫举行的盛大国宴。
“伏罗希洛夫同志”，周恩来当众宣布了一个重大决策，“这是陈毅同志，最近从华东调进中央，今后准备由他主持外交工作。”
陈毅赶紧分辨道：“不，我是来辅助周总理工作的。
我将在周总理领导之下工作。”
毛泽东转过脸对伏罗希洛夫特地强调了一句：“他是多年同我一道工作得很好的同志！”
通过几次短暂接触，伏罗希洛夫对陈毅已有了初步了解。
他对这几位领导人的对话发生了浓厚兴趣，敏锐地感觉到这决非“场面话”，而是对陈毅的真诚信任和赞赏，中国的外交格局会有一个变化。
其实何止伏罗希洛夫看到陈毅是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国外交工作的合适人选，许多与陈毅有过接触的各国外交官早就预言，由陈毅接替周恩来兼任中国外交部长，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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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老革命碰到新问题（1）
现在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陈毅有些犯难了。
1961年3月，陈毅在中南海紫光阁戏曲编导工作者座谈会上，曾有这样一段自我剖白：“我现在有一种恐慌，也许是无谓的恐慌，就是怕我一闭眼睛，人家把我的什么历史都抄出来，造我许多谣言。
我有些害怕。
我的一生也有许多忧患，并不那么顺利。
当然，把我说得那么好我也不赞成。
我只求那时对我有一个公正的评判。”
陈毅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1966年，中国上空风云变幻。
许多事情似是而非，不可捉摸。
陈毅有时有种茫然若失，无所适从的感觉，有时有一种跟不上趟的感觉。
这是前所未有的。
这年4月中旬，陈毅、张茜陪同国家主席刘少奇夫妇出访归来，刚刚回到中国西南边陲的昆明，就接到北京发来的急电：迅速前往杭州出席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
这次陈毅陪同国家主席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等国，一路风尘仆仆，尚未得到片刻喘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如此急迫呀！长期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陈毅二话不说，随同刘少奇径直飞往杭州。
走进会场一看，陈毅不禁傻眼了：会上正在批判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制定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说北京市委、###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等等。
使陈毅大感意外的事接连不断，愈演愈烈。
陈毅回到北京以后，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使陈毅大为吃惊的是，会上《二月提纲》再次受到严厉批判，并被定性为反党纲领，彭真、陆定一等因“反党错误”被撤销职务和隔离审查。
5月16日，会上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正式宣布撤销中央批转的《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通知》要求：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
通知指出：这些人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两天后，一贯说话有气无力的林彪竟然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极尽歌功颂德的能事，别有用心地颂扬毛泽东的“个人天才”，同时罗列了古今中外宫廷政变的事例，大造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离奇谎言，制造恐怖气氛。
这给人一种印象，党内出了乱子，有人阴谋篡党夺权，而又不明说是谁。
于是互相猜疑，人人自危，使人不寒而栗。
10天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一跃而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
组长陈伯达不打任何招呼地带领工作组夺了《人民日报》社党委的领导权，说是“到报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实际上牢牢控制了党的宣传大权，为所欲为。
更使陈毅震惊和担忧的是，这个小组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竟然逐步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江青的权力也急剧膨胀，政治地位扶摇直上，不可一世，三个月后竟取代陈伯达成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代理组长，成了呼风唤雨的大人物。
6月1日，陈伯达一手控制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宣布“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同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授意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立刻引起轩然大波。
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首先响应，纷纷起来效仿北大，揪斗各级领导，“造修正主义的反”，一时间风起云涌，狂潮怒吼。
北京几十所大学、几百所中学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大字报铺天盖地。
大批青年学生潮水般地涌向报社、电台，涌向街头，情绪激动，场面惊心动魄。
外交部下属的外语学院等几所大学的造反派也不甘示弱，其狂热程度丝毫不亚于在京其他高等学府，他们甚至多次阻拦去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的陈毅，要他当面对他们的造反行动表示支持。
二十二、老革命碰到新问题（2）
对这些造反派的过火行动，陈毅极为克制，总是耐心开导解释。
一次，陈毅又受到那些造反派的无理纠缠，在一再劝说无效的情况下，陡然火冒三丈：“你们赶快散开！今天如果误了外事活动，就拿你们是问！”
陈毅发起“政治脾气”来还是怕人的，那些气势汹汹的学生突然蔫了气，一个个怯生生地让开一条路。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公开广播后，全国为之震动，更给混乱的局面火上加油，使许多党组织处于被动地位。
为什么要广播这样一张大字报？为什么这么大的举动事先不打个招呼？陈毅想不通。
他带着忧虑和不安去问周恩来。
周恩来告诉陈毅，他曾跟北大的人说过，北大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搞运动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注意内外有别，不赞成大字报上街，当然更不赞成在电台上广播。
他说：“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国播出。”
陈毅哪里知道这件震惊全国的大事，是康生暗中一手导演的！此前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派人要走了那张大字报的底稿，然后秘密地送给正在杭州的毛泽东，骗得了毛泽东的批示。
这张大字报最初在北大学生食堂贴出时，一连几天受到北大众多师生的责难和反对，康生如坐针毡，现在中央台一广播，康生马上神气活现起来。
在一次师生###上，他竟手舞足蹈地说：“大字报一广播，我感到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混乱局面，外交部党组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而又无可奈何，迫切期望中央有一个明确态度。
正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看到了这时局势的严重性，决定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尽快扭转混乱局面。
全国许多省、市也相继效法。
6月3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八条指示》，提出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想使混乱局面得到一定控制。
陈毅决心在外事系统迅速贯彻中共中央的这些最新指示。
6月3日深夜，他向外交部党组传达了中央的《八条指示》，决定尽快准备向有关单位派出工作组。
他说：“势不两立的造反派，对中央的要求则是一致的：期望中央及早派工作组。
我也是主张早派工作组的，少奇同志、总理、小平同志也认为，中央派工作组加强党的领导是需要的。
这是件大事，待请示主席之后才能定，先抓紧把中央八条规定传达下去，尽快安定局面。”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曾专程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内中也提及派工作组的事情。
毛泽东并没反对派工作组，总的还是倾向于派，只是要掌握好派的时机。
他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
不如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
”按照陈毅的理解，派工作组问题，没有准备不能派，情况不清楚不能派。
环顾外交部系统，对外文委摊子最大，几千号人，一日无头就会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