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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这样说，11月29日一到北京工人体育场，当大会主持人请陈毅讲话时，他又毫不推辞地登台讲话，而且一讲就是三个小时。
他说：“要把所有的问题，都要在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中解决，是不可能的。
“光喜欢听好话，听颂扬的话，讲我们怎么样革命，讲我们革命干得很好啊，讲我们干劲十足啊，讲我们伟大得很哪，伟大又伟大呀，我看这个东西作用不大。
“要听不同的意见，要听反对自己的意见，要能够跟反对我的，反对自己的人合作。
要有这么一个宽宏雅量，因为我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为人类的命运奋斗，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我们肚子里面无所不包。
“我那天讲话，我也是有意识来得罪一批人的。
如果光在那里讲恭喜发财，讲天气很好呀，伟大伟大呀，万岁万岁呀，没有帮助。
有什么帮助啊？那是扯谎！表示陈老总这个人不老实，心里有话不讲出来。
光是在这里来讲好话，看到有很多同志在犯错误，又不给他帮助，这样够一个共产党员资格吗？“工厂怎么能够放假呀？放假半年，放假三个月，那怎么办呢？整个国民经济生活，要造成严重的影响啊！农村也不能够停止种地啊，我们国家如果有一年歉收，整个人民的生活就要发生影响。
有些学生去工厂农村串连，不知道利害！“我们很担心。
这样子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够搞到底，而且搞不好！“不要把工作有错误、缺点的也当成黑帮、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去斗，要区别，不同对待。
“对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的批判，也要区分。
“不按这种科学的分析，就扩大化、简单化，就打不中目标。
“我年轻的时候犯过错误，就是路线斗争扩大化、简单化，认为斗争非常简单，用简单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
“我们应该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共同对敌。
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真正的黑帮，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真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极少数。
这样不会伤好人，不会伤可以改正错误的人。”
杜秘书见陈毅越讲越来劲，担心言多语失，赶紧在小纸条上写了“适可而止”四字，请续水的服务员递上去。
陈毅举起纸条看了一眼，往胸前口袋一塞，继续按自己的思路往下讲：“可能这个讲话，有很多片面性，大家可以批判。
上一次的讲话，有些同学要批判我，我很欢迎，约定一天要我来出席批判会，我是可以出席的，只要我有时间。
但是，是你把我批倒，还是我把你批倒，这个话还很难说。
我们都是互相帮助嘛！……我不希望我每一句话都讲得对，我希望百分之六七十讲得有点道理的，对大家有点贡献，我就很满意了……”这次讲话受到数万与会者的欢迎。
这从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可以得到印证。
陈毅自然很高兴。
但他不清楚中央文革中某些人对他越来越不满意了，他每讲一次话就记他一笔账，他的厄运正在一天天逼近。
二十五、第一个被解放的副总理（1）
进入1967年，中国政治风云急剧变化，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1月初，江青、关锋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公然到处放风：陈毅等老帅去年11月份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对军事院校师生的两次讲话是大毒草。
这些讲话没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而指责革命群众，压了左派的锐气，长了保守派的威风，流毒全国，应该批倒批臭。
这些对老帅的恶意污蔑很快收到了效果。
40多所在京和外地军事院校的部分学生在有些人的蛊惑下，把斗争矛头指向几位老帅，很快拼凑起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并定于1月5日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咄咄逼人地指令陈毅、叶剑英元帅到会“接受教育”。
由于周恩来及时发现了这些危害几位老帅的活动，亲自出面干预，这一阴谋才没能得逞。
林彪、江青一伙还唆使一些人在北京街头贴“打倒朱德”的大标语，大字报。
在中南海朱德住所附近，也铺天盖地地贴满“打倒朱德”、“朱德滚出中南海”等内容的大字报，地上用石灰刷了“炮轰朱德”、“朱德是黑司令”等刺眼的大字。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态愈演愈烈，后来竟发展到在北京灯市西口墙上布置“朱德罪行”专栏、成立“批朱联络站”的地步，肆无忌惮地向德高望重的一代元勋朱德元帅泼脏水，还准备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进行批斗，只是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干预，才没有批斗成。
林彪、江青一伙还千方百计地打击、陷害贺龙元帅。
江青在一次群众大会上煽动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
林彪在一次会上说，现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说他“到处搞夺权”，是个“刀客”，甚至无中生有地诬陷他搞“二月兵变”。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所有这一切，陈毅看在眼里，使他不寒而栗，无比愤慨。
1月4日深夜，陈毅出席完中央的一次碰头会踏上归途，途经中南海西门附近时，听到红墙外传来一阵阵“打倒陶铸”的口号声，他大为吃惊。
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地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打电话询问：“打倒陶铸”是否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李富春听了这话也非常吃惊，说这事一点不知道，政治局常委会根本没有讨论过这件事。
陈毅无比痛心地说：一位副总理，现任的党内第四把手，又是这样不经中央集体领导决定，随随便便点名批判，还有什么党纪国法可言？！触目惊心的事件接连不断，陈毅寝食不安。
1月6日，刘少奇主席接到女儿婷婷打来电话，说姐姐遭遇不幸，腿已摔断，没有父母签字不能住院接受手术。
他们不知道这是造反派做就的圈套，结果王光美去医院途中被劫持到批斗会场。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一伙造反派竟翻墙入室，抄了贺龙元帅的家。
奇怪的是这伙人熟门熟路，一切都干得得心应手，重要的文件、电报、信件、笔记等等被劫掠一空。
幸亏事前周恩来已把贺龙元帅接到自己中南海的家中，才使他幸免于难。
后来又是周恩来的亲自干预，迫使那伙人把抄家中抢去的部分东西物归原主。
一伙又一伙造反派，在有些人的指使下，接连冲击党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
中南海西门、东门等处频频告急，先后五次被冲开。
周恩来不顾疲劳和危险，亲自来到造反派中间做工作，向他们晓以利害，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
毛泽东很快作出反应。
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
它不能不影响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此后，全国各地刮起了夺权之风，许多省市委书记首当其冲。
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受到造反派的围攻，留下“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纸条后，含冤而死。
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死在造反派的鞭杖下，惨不忍睹。
分管几个重要经济部门工作的谷牧、余秋里被造反派劫持而去，周恩来多次派人去要而毫无结果。
中共上海市市委书记陈丕显、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福建省委书记叶飞在各地夺权中相继被打倒，有的生死不明。
周恩来对他们的命运非常牵挂，多方查找均无消息。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陈毅目睹这样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成了被批斗、被打倒的对象，看到他们身心受到极度摧残，感到十分寒心，特别是为自己所熟悉和尊敬的朱德、贺龙元帅受到无端攻击愤愤不平。
他看到林彪、江青一伙指使人攻击朱德、贺龙等人时，就禁不住说公道话：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要为老干部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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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第一个被解放的副总理（2）
如果说，老干部都是坏的，就无法解释我们的革命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如果说，我们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老干部多保留一个是对革命有利的。
老干部有错误应该揭发批判，但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
一个秋日的下午，中央召开例行碰头会研究有关运动的问题，那些“文革小组”成员的冗长发言使陈毅昏昏欲睡。
朦胧中，似乎有人碰了自己一下，睁眼一看是叶剑英元帅递给他一张纸条。
他立刻来了精神，睡意全消，原来纸条上是一首词牌为《虞美人》的词：串连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严关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
全心全意一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
纸条上还写了“未定草请毅公指教”数字。
叶剑英虚怀若谷的美德固然使陈毅感动，词的精妙更令他倾倒。
他立刻摸出笔来，在纸头的右下方空白处写下了“剑公绝妙好词，陈毅拜读”数字，脸上露出赞美之色。
忽然，他下意识地发现叶剑英目光中流露出的惊讶与痛楚，使他怦然心动。
他不禁顺着叶剑英注视的方向张望，只见周恩来以手支头，正强制自己驱赶睡魔，努力使自己的眼皮不致耷拉下来。
可是所有努力都没有用，周恩来的手滑落了，头重重地点了一下，沉重的眼皮终于合拢起来。
尽管这只不过短短一瞬，周恩来很快又恢复了坐姿，两眼重又炯炯有神，却深深地刺痛了他。
周恩来精力过人是出了名的，如今却支持不住了，这使他感到非常震惊和难过：在这样重要的场合，居然当着那些无时无刻不伺机将其打倒的对手的面打瞌睡，说明周恩来的精力确实大不如前了。
散会了，陈毅和叶剑英走在一起，两人都心事重重。
叶剑英说了一句：“我们不能眼看着周总理累垮了！”
陈毅无言地点点头。
一天，陈毅来到中南海西花厅，主动登门看望周恩来，一见面就说：“总理，我想通了，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放炮。
我愿意检讨，争取早日得到群众的谅解和信任，使外交工作尽快回到正轨！”
“这个态度好，为了大局，个人就受些委屈吧！我知道你迟早会带这个头！”
周恩来喜出望外，显得格外激动，“你早些把检讨写出来，不要太长，写好拿给我看看！”
周恩来早就对陈毅说过，国家这么大，外事工作更是千头万绪，希望陈毅带头向那些造反派作个检讨，认个错，免得那些人无休无止地纠缠，好腾出手来工作。
还说，他现在精力不济了，很需要一个帮手。
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