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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陈毅作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代表中国政府出现在各种外交场合，得处处注意外交礼仪，以免给中国的形象带来哪怕很小的一点损害；入夜后，只要赶上参加“政治局生活会”，就成了众矢之的，任人围攻和凌辱。
二十八、奉命“请假检讨”（2）
他不得不多次违心地作检讨。
3月4日，他被迫写了书面检查，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3月18日凌晨，陈毅参加完最后一次“政治局生活会”，身心已极度疲惫。
回家的路上，他强打精神问秘书石国宝：“今天几号？”
石秘书回答：“今天是3月18日。”
陈毅心情沉痛地说：“四十年前，我参加游行反对北洋军阀，差点被打死，今天又挨斗，‘三·一八’是最黑暗的日子。”
毛泽东虽然最初听不进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不同声音，一度大发雷霆，但在行动上还是采纳了他们的不少意见。
后来他果断地否定了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提出的“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名称，而改为老同志建议的“上海革命委员会”。
他对《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亲自作了修改，肯定和吸收了老同志的某些意见，下令释放了“联动”成员。
4月30日夜，他特地邀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到自己家里作客，开了个“团结会”，以缓和紧张关系，同时批准这些人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公开庆祝活动，出现了难得的大团结局面。
这时，中央文革一伙更是变本加厉地捞权。
自从江青、康生等人把2月怀仁堂正义抗争诬蔑为“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二月逆流”以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政治局。
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碰头会也被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
中央文革小组无视周恩来宣布的纪律，把“政治局生活会”上老同志的检讨，恶意歪曲篡改，肆无忌惮地乱抛机密档案和内部材料，通过他们所控制的北大、清华等造反派向社会广为扩散。
陈伯达、戚本禹接见外交部造反派时，明目张胆地向这些人“交底”：你们揪斗陈毅，我们中央文革是支持的，如果有障碍，这个障碍就是周恩来。
在他们一再蛊惑下，4月6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成立了“批判陈毅联络站”。
5月7日，这伙人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批陈毅联络站”名义编印了《陈毅黑史》，对陈毅极尽污蔑丑化之能事。
对于这些造反派的错误做法，周恩来极为愤慨，并尽力做工作加以阻止。
他得知外事口造反派酝酿开大会揪斗陈毅，便及时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代表，劝说他们不要开这样的大会。
他明确指出：揪陈毅的问题，中央不能同意。
他现在没有罢官，还要工作。
他去参加大会作检讨，要创造好条件。
现在你们揪去，群众一哄，“喷气式”一坐，那怎么行？等有了条件，我陪他去。
北京外语学院造反派组成“揪陈大军”，从7月15日起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架设高音喇叭，组织街头###，拦截进出车辆，阻碍外事活动，扬言要揪出陈毅。
周恩来闻讯后，及时紧急约见外交部系统造反派代表，向他们发出严厉警告：假如你们强行冲入外交部揪陈毅，那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走向自己的反面，我就要下命令让部队开去。
今后谁也不许再去冲，不管哪一派，谁冲我就扣留谁。
你们以为想打倒陈毅，陈毅就倒了？滑稽！这些造反派的背后，因为有人撑腰，许多人把周恩来的警告不当一回事。
揪斗陈毅的规模不断升级，气焰嚣张。
8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接见外交部造反派时，公开煽动：“外交部可以夺权。”
周恩来不屈服于压力，坚持对陈毅的批判以小会为主，以理服人，不准许在会场悬挂“打倒某某”或“三反分子某某”之类的标语。
一次，周恩来发现会场里有“打倒陈毅”的标语，拒绝进会场，在烈日下站了整整一个钟头，直到造反派撤了这样的标语才进去。
###两月，北京外语学院和外交部的造反派组织了八次批陈会，周恩来每会必到，不准任何人对陈毅有非礼行动。
8月26日，外语学院的造反派冲击外交部正在举行的批判会，并冲入外交部大院内，包围了办公大楼，把陈毅汽车的轮胎放了气，威胁要揪陈毅。
陈毅被困几小时。
8月27日凌晨，因为连续紧张工作，身体已经极度疲劳的周恩来得知此事，立即赶往批判会场，召见外事口造反派，对他们严加痛斥：“你们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整整18个钟头，我没有休息一分钟。
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
由于造反派继续无理纠缠，周恩来一阵眩晕，几乎摔倒。
在场的保健医生知道周恩来是心脏病急性发作，赶紧搀扶他离开会场。
那些造反派仍狂叫不止：“我们就是要拦陈毅的汽车！”
“我们就要冲会场！”
被搀扶到会场门口的周恩来清醒过来，听到了这些狂叫声，他回转身来对这些人说：“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做法也有不满。
二十八、奉命“请假检讨”（3）
当他发现王力8月7日接见外交部造反派煽动“外交部可以夺权”那篇讲话时，极为愤怒，提笔在那篇讲话稿上批了五个字：“大大大毒草”。
不久，一贯以“左”派自居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先后被捕。
由于这些坏家伙的不得势，外交部开展了“批极‘左’、抓坏人”的群众运动，极“左”思潮受到一定程度打击。
随着这次“批极左”运动的逐步深入，外交部许多人感到扬眉吐气。
1968年2月13日，外交部大字报栏贴出一张题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91位司长、大使在大字报上签了名。
顿时引起轰动。
一连几天有人围观和摘抄。
犹如一阵和煦的春风，使他们感到无比温暖。
很多人暗暗佩服这些司长、大使们的勇气，认为这张大字报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相信陈毅是坚定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不可多得的外交家，他是打不倒的，坏人终有恶报。
然而，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仍牢牢控制着中央文革的领导权，他们竟把这张大字报斥之为“二月逆流的新反扑”。
一场“批极‘左’，抓坏人”的群众运动转瞬之间变成批形“左”实右、迫害正直干部的运动，包括写那张大字报在内的91位司长、大使和大批干部受到株连。
不少人当成反党阴谋集团成员被抓，受尽折磨和摧残。
外交部91位司长、大使和大批干部惨遭厄运，陈毅于心不安。
他惟一能做的，就是鼓励这些同志揭发自己，站出来同自己划清界限，使他们免受株连。
但很多人宁肯自己丢官，宁肯挨批斗，蹲牛棚，至死不愿向他泼脏水，更不愿加入围剿他的行列，助纣为虐。
到了这年10月，陈毅的处境更难了。
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这次会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半数以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因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等被诬陷的罪名，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
谭震林也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利。
会上，在没有经过核实的情况下，批准了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林彪、江青等一伙趁机对参加过二月怀仁堂碰头会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人组织围攻和罗织罪名，还组织批斗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王稼祥等人。
他们把怀仁堂的正义抗争说成是“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为刘、邓、陶等叛徒、特务、走资派翻案”，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等等。
从这以后，陈毅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名存实亡，该参加的会议不让参加了，该看的文件电报不给看了，经常一连几天无人登门，甚至没有一声电话铃声。
陈毅困惑了。
但他决不动摇。
他相信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万里乌云总会有玉宇澄清之日。
二十九、到工厂蹲点调查（1）
自从投身革命的那一天起，陈毅就决心为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奋斗终身。
现在他最大的遗憾是不能正常工作，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害。
他为此悔愧莫名，心情沉重，亟盼力所能及地做些工作。
最了解他的莫过于妻子张茜。
往日，张茜见他没日没夜地忙碌，总担心有一天他会累得趴下。
如今，她又为他闲着无事而发愁。
对陈毅，要说惩罚，有意把他晾在一边，不给他工作干，恐怕是最严厉最无情的惩罚了。
她担心他闷出病来，希望他早日通过检查这一关，早日恢复工作。
恰在这时，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让几位老帅和中央各部、各省、市、自治区一些被打倒靠边的老同志到工厂蹲点，搞些调查研究。
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周恩来非常理解和体贴陈毅等老帅的痛苦心情和急于工作的愿望，对他们将去蹲点调查的地方作了周密考虑。
首先得保证他们的安全，环境舒适，又能堵住林彪、江青一伙的嘴，避免他们再找麻烦。
最后选定了中央文革划定为“斗批改”的样板单位——六厂二校。
周恩来亲自对前往这些单位支左的中央警卫团领导人交代，要绝对负责这些老同志的安全，照顾好他们的衣食住行，无论白天下车间，夜间外出，都要有可靠的人随时保护。
不能让他们单独行动，以免发生不测或被造反派阴谋劫持揪斗。
如军代表出现不方便，可选择工宣队中政治可靠的人担负此项任务。
1969年2月初，陈毅按照周恩来的安排来到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报到，受到中央警卫团驻厂支左干部、厂革委会副主任老韩的热情迎接。
老韩从小参军就分在延安中央警卫团，进北京后，继续负责警卫中央首长，对陈毅早就熟悉。
如今，他身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根据周恩来的亲自交代，表面上还得装出一副不徇私情的严厉面孔，暗地里却处处护着陈毅，关怀备至。
他给陈毅身后派了专人警卫，寸步不离。
陈毅要与工人“三同”，非到大食堂同工人一起排队买菜、啃窝窝头不可，他却拉下脸下命令：“陈老总，你说我是副主任，你是普通一兵，那就请你服从我的命令，请你立即回自己房间吃饭！”
这位老韩不顾工人们一双双怒视的目光，尾随陈毅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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