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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腹痛一天天加剧，吃止痛片根本不起作用。
张茜急了，催他去看医生。
经过全面诊断才知道，他除了腹痛原因不明外，还患有高血压、眼睛生白内障等毛病。
张茜连夜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请求回北京治病。
周恩来很快批准了她的请求。
1970年10月21日，张茜护送陈毅回到北京。
原来陈毅身边的工作人员，看见他憔悴不堪，几乎整整瘦了一圈，又心疼，又着急。
秘书杜易立即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请求尽快安排住院。
没想到一等就是五六天。
杜秘书天天打电话催办，得到的回答都是再等等，病房不空。
陈毅在病痛中煎熬，不时被腹痛折磨得大汗淋漓，直到10月26日才住进解放军三一医院的六病室。
到这时才弄清，住不进医院并非病房不空，而是那里被黄永胜霸占着。
那里本来空着五组病房，他听说陈毅要来住院，顿时脸一沉，赌气说：“他来吧，我就走！”
医院里的人哪个惹得起他，只好用话来搪塞中央办公厅，让陈毅在医院外边一等再等。
陈毅在进来的第二天，李作鹏也住进了六病室，无意间在走廊里撞见吴法宪、邱会作从李作鹏病房里出来。
这伙人哪里容得了陈毅在他们眼皮底下出现，果然很快就找借口要他搬到对楼五病室。
医生对陈毅进行了例行检查。
下面是陈毅入院后的最初病历：陈毅，男，70岁，70—10—26入院。
主诉：头痛、头昏、高血压十余年，近两月加重。
近两年多来体重下降二十多公斤。
要求住院治疗期间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不知是主诉者一时疏忽，抑或医生有意无意漏记，这份病历上陈毅近半年来腹部不时疼痛难忍、视力下降等疾病不见了。
这就给人造成一种印象，陈毅似乎没有什么大病，只是来医院进行一次例行身体检查。
医院某负责人秉承某些人的意旨，对陈毅的主治医生专门交代：“陈老总这次住院，主要是治疗高血压和一般查体，血压降得差不多就可以出院。”
此人还一再神秘兮兮地给医生、护士们捎话：“你们病房住的都是二月逆流黑干将。
你们可得多长个心眼，多去查几次房，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了，随时报告！”
“思想上要同他们划清界限，这可是阶级立场问题！”
邱会作也别有用心地在医院放风：“现在外交部有些群众不放过陈毅，吓得他不敢回去，躲到这里避难来了！”
果然不时有人莫名其妙地闯进病房来，连陈毅枕头下面放一本什么书也偷偷地翻一翻。
这种不正常情况，给陈毅的医疗工作自然带来了消极影响。
陈毅住院56天，他的病历上，除了经治医生的病程记录和科、部主任的一般性查房记录外，从头到尾翻个遍，竟看不到一次有各科医生参加的会诊记录，而黄永胜因胃痛仅仅住院18天，医院竟为他组织大小会诊多达16次，其中著名专家会诊7次，真是天壤之别了。
几十天过去了，陈毅仍感腹部隐隐作痛，时好时坏。
可是院方正式通知他：经过全面检查，没有查出什么毛病，可以出院。
12月22日，根据院方的决定，陈毅出院了。
因为有时腹部隐隐作痛，出院时带了一些常用药。
陈毅本人却怎么也不会想到，留在医院的病历上竟然堂而皇之地写着：病人自己要求出院。
从出院之日起，陈毅就没有一天安宁过，老是闹毛病，不得不于1971年1月16日再次住院。
张茜给陈毅的胞妹陈重坤和妹夫王少艾的信中，就讲到陈毅这时的病况。
她在信中说：“从他上次出院之日起，他就不断地闹头晕、牙痛、肚子痛、腹泻……到了1月16日早晨，我看他气色不好，就下决心送他到‘三一’，要求让他住院，以便观察病情。”
“到了医院，经过外科主任检查，摸到他腹部右侧有一个很大的硬块，按上去痛区明显，由此诊断是‘亚急性阑尾炎’，须立即开刀。”
1月16日下午5时，周恩来批准了三一医院为陈毅做阑尾切除手术的报告，并派自己的保健医生卞志强主任陪张茜同去医院。
当天晚上6时15分，陈毅被护士用手推车推进手术室。
不多一会儿，手术室的玻璃门不断被推开又关上，身穿消毒衣裤的医生、护士们一路小跑着进进出出，有的捧着鲜血瓶，有的抱着大包小捆的消毒器械，一个个神色慌张，来去匆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守候在手术室门外的张茜，从医护人员的慌乱表情中看出了什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她的担心在增加。
一个切除阑尾的普通外科手术，哪里需要惊动这么多医务人员，哪里需要如此兴师动众，莫非遇到了什么意外情况？她的心提了起来，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难捱。
三十三、开阑尾发现结肠癌（2）
张茜的预感没有错。
这时手术室里面的情况，比张茜在手术室门口看见的更为紧张。
无影灯下，陈毅的腹腔被打开了。
医生们看见：腹腔右侧的阑尾是好的，无论形状、颜色和手感的柔韧度，都没发现任何异常，阑尾上方靠近肝曲处却隆起一个大包，完全挤占了本来应该是结肠的位置。
在场的医务人员一个个大为吃惊，目瞪口呆。
凭着他们的经验，他们很快做出准确判断：那个葫芦状的大包是结肠癌肿瘤，像一道钢箍紧紧卡住了结肠，癌细胞有局部淋巴结转移，已经侵及附近肝脏，需要立即进行结肠癌切除手术，时间越快越好。
这给手术室的医护人员提出了一个大难题：原来只有做阑尾切除手术的准备，现在要做结肠癌紧急切除手术，从改订手术方案、加强医护人员力量，到调血浆、药品、消毒器械等物质准备，都得重新考虑。
腹部已经打开，必须很快拿出新的方案来，很快按新方案的需要做好准备，不允许有半点迟延。
经过一阵紧张忙乱，手术得以继续进行。
因为病灶在靠近肝脏附近，原来开阑尾的切口偏低，够不到，只得将原来切口向上延长，再横切一刀形成丁字形。
结肠癌肿瘤部位终于暴露出来。
这就完全证明刚才的判断是准确的，病灶清晰可见。
医生们果断地进行了癌肿切除手术，又重新将好的结肠对接缝合起来，尽目力所及，将已经转移到附近的癌变组织尽力清除干净。
他们发现，手术做晚了，癌肿已将结肠严重堵塞，形成钢箍状的葫芦颈，最狭窄处，穿过一根小手指都十分困难，而且已有部分转移。
他们还惊异于患者的顽强意志，癌肿已到如此严重地步，其疼痛难忍的程度，是常人难以忍受的。
他们惊奇陈毅怎么忍受下来了，而且连呻吟都很难听到！有些人为此深感内疚：他的病被耽误了，手术也做晚了，要是早些发现，早些治疗，情况肯定不会如此之糟。
卞志强主任目睹了手术过程，及时用电话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报告。
周恩来听后极为惊愕，当即指示：立即告诉三一医院领导，组织全力抢救，如需要哪个医院的医生，就立即去请，就说是我的意见。
这次原本半个小时就能做完的手术，其间停停做做，做做停停，竟用了五个多小时。
由于受切口位置的影响，目力达不到的部分淋巴结转移，难保全部清除干净。
这显然是一次重大的医疗事故。
陈毅入院以后，从诊断到手术的原始病程记录，写得清清楚楚，不难对这次事故作出全面了解。
医院个别负责人担心露出破绽，周恩来一旦查问起来不好交代，很不情愿地搞了一个虚情假意的不足百字的检查，写了一些承认对患者重视不够，以致发生诊断差错之类的话，以便用来搪塞上头的查问，蒙混过关。
这位负责人带着写好的检查请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过目。
邱会作不以为然地说：“陈老总手术发现癌是好事。
不发现毛病，怎么治疗？他要长瘤子，你能让他不长吗？你们有什么错！”
他随手在那份书面检查上作了批示：“暂不要写报告，以后需要写时，再研究。”
周恩来得知陈毅身患癌症，一直放心不下，夜不能寐。
他拨通了北京城区一个普通住户的私人电话：“您是吴恒兴院长吗？我是周恩来呀！”
吴恒兴早年在英国从事医务工作，抗战胜利时毅然放弃月俸1000多英镑的优厚待遇为祖国效劳，从英国回到上海，在国内惟一的一所镭放射医院当院长。
他非常熟悉周恩来的声音，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既高兴又感动，忙问有什么事需要他办。
周恩来简明扼要说了陈毅的近况后，提出：“我想让陈总到你的医院治疗，你看行吗？”
吴恒兴满口答应：“可以！我们医院住院条件差，治疗条件好，可以采取门诊治疗，我亲自为陈总做。”
从此，陈毅一面继续在三一医院接受治疗，一面前往吴恒兴所在的日坛肿瘤医院接受放射治疗，每星期做6次，每次时间长短，剂量大小，由吴恒兴院长亲自掌握。
三十四、患难之交（1）
吴恒兴一向打心眼里尊重和仰慕陈毅，每次给他做放疗时都根据他的体质和反应把时间、剂量调整到恰到好处，把镭放射点选得不差分毫，不到最满意程度，决不轻易动手。
他知道陈毅早年留学法国，而自己又精通英语和法语，他们便像老朋友似地随意交谈，有时情不自禁地改用法语，使两颗搏动着的心更加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陈毅乐观坚强，不管病痛如何折磨他，从不哼一声，也从不询问自己的病情，总是积极配合治疗。
一天，吴恒兴在陈毅的头部寻找放射点，一连换了两个位置，找来找去不够满意。
陈毅不禁冲口而出：“啊？都转移到这里来了！”
吴恒兴强忍悲痛，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的眼泪没有掉下来。
此时，他不能再瞒着他，只能以实言相告：他得的是肠癌，但是，一定可以治好。
陈毅没再问什么，一如平日那样放平身子，百依百顺地任由吴恒兴给他做放射治疗。
隔了好一会，陈毅微微仰起头，用戏谑的口吻说：“哎，外国朋友，怎么不说话了？我问你个问题，你答应不答应给我讲老实话？”
“首长问我，怎么不答应呢？！”
话一出口，吴恒兴好不后悔。
莫非又要问他的病情？要是问起来，又该如何回答呢？！“哎，你不要叫我首长嘛！叫我陈毅，老陈，或者干脆叫老头，都行！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回到中国工作？”
吴恒兴多虑了，陈毅根本没有往自己的病上想。
至于自己为什么选择回国工作，这个话题几天几夜谈不完。
他只拣重要的讲：华侨有爱祖国、爱家乡的传统，心甘情愿舍弃国外的优裕生活而报效祖国。
陈毅又问：“你现在想不想离开？”
想起自己的遭遇和近年来的所见所闻，吴恒兴心中不禁一阵酸楚。
在他敬爱的陈老总面前，只能讲真话，这才是对他的尊重，否则就是对良心的亵渎，受到心灵上的责备。
他信得过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