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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抗。
中央苏区时期，本来发展了一个大好局面，党和工农红军都有了大发展，可是党的“左”倾路线发展到了顶点，其最大恶果就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主力退出江西中央苏区而被迫长征，而他自己则留下来经历了极其艰难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现在，中国共产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力量增强了，八路军、新四军有了大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巩固和统一，延安成了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重心。
这一切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已日益成熟，涌现了一大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领袖人物，他们经过了无数的考验，其中包括挫折和失败的考验，一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业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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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战友情深（2）
陈毅高兴地看到，自己曾经参与这一长期革命实践，与毛泽东等一大批领袖人物有相似的经历，懂得一条正确路线的形成来之不易，懂得他们为探索这条正确的路线，所付出的代价和艰辛，因而格外地珍惜。
要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事业走向胜利，不能没有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的领导，而这个正确领导的核心便是毛泽东。
这是此次陈毅来延安以后的最强烈感受。
在延安，他多次同这里的新老朋友讲起他的这一感受。
他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郭化若早在武汉中央军校时就认识。
在郭化若住的窑洞里，他们谈起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形成经过时，陈毅以他的亲身经历驳斥了“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说法。
他说：“毛主席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已经基本上建立了一个初步完整的体系。
好比砌房子，已经有了栋梁、墙壁、屋顶、楼板、楼梯、门窗……而后来则是粉刷、油漆、装饰、布置家具、室内摆设等等，使之更加完美了。”
他告诉郭化若，在毛泽东住处，他同毛泽东谈到了闽西有关红四军“七大”的争论问题，毛泽东明确表示，那次争论不属于路线问题。
在4月12日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陈毅同薄一波初次相识，以后两人成了好朋友。
陈毅又同薄一波谈起了闽西的这次争论，谈得更为详细。
他说：不要把我们党内的生活看得尽善尽美，矛盾和问题多得很，我们走过的路并不平坦。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展了，但随之新问题新矛盾也产生了。
当时，红四军党内和军内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的残余。
6月在龙岩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本来是想解决红军的建设问题，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
但是，条件不成熟，认识不一，会上发生了争论。
有些同志不习惯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强调“司令部对外”和军官的权威，认为“自上而下的民主”就是“家长制”，主张“走州过府”、扩大政治影响，不愿做艰苦的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这种意见占了上风，结果把毛泽东同志担任的前委书记给选掉了。
会后他离开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到闽西搞调查研究去了。
我被选举当了前委书记。
说老实话，这件事我是有责任的。
当然，朱德同志也有一些责任。
我挂了几天帅，感到自己不行。
事情就是这样，你不在那个位子上干不知道，一干前后一比较，就觉察出来了。
恰好这时中央通知我到上海开军事会议……我把红四军的情况如实地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在与周恩来等同志的讨论中认识到红四军离开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不行，并根据恩来同志的意见，代表中央起草了一封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
信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重新担任前委书记。
回到部队后，部队正在广东东江地区作战，打梅县，我就写信去请毛泽东同志。
他明确表示，先要弄清是非，然后才考虑复职，表现出很高的原则性。
这是事先我没有完全想到的。
共产党人就是要这个样子，是非面前不含糊，原则问题不让步。
听了他的话，我心里是服气的。
随后我同他一起召开各种座谈会，调查研究，听取意见，讨论如何落实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
12月，由我主持在上杭召开了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毛泽东同志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这件事我认为是办得对的。
毛泽东同志和部队上下皆大欢喜，我也很高兴。
正确对待自己的缺点错误，知错能改，正是陈毅的可贵之处。
5月21日，陈毅应召列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并被选定为党的“七大”军事报告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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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由秘密走向公开（1）
饶漱石排挤陈毅的目的，是要陈毅这个新四军军长有名无实，最后实现自己独揽华中大权的野心。
因此，他巴不得陈毅倒霉，从此销声匿迹。
但是，饶漱石这回事与愿违：陈毅在延安不仅没有倒霉，而且不时在许多公开场合露面，名声比在华中时还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所取得的光辉业绩举世瞩目，美国总统罗斯福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早想同真正抗日的中国共产党直接接触。
经过中美双方的多次磋商，最后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得以实现“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考察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力量。
美军观察组成员由美国史迪威将军领导的中缅印战区总指挥部的军人和美国驻华使馆人员组成，带队的为包瑞德上校，组员有戴维、谢伟思等。
在美军观察组之前，曾有一个21人组成的阵容庞大的中外记者团先期到达延安采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情况，其成员除了15名知名的中国记者外，还有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霍普金斯等一批外国记者和夏南汉神甫。
这些外国记者政治倾向各异：斯坦因、爱泼斯坦对中国人民友好，福尔曼为人严肃，对政治不感兴趣，武道与国民党宣传部关系较密切，夏南汉对共产主义思想格格不入。
因此如何接待好这些人，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这个引人注目的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后，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热情接待，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为他们设宴接风。
毛泽东告诉他们：你们是自由的，你们要看什么就看什么，要到哪去就到哪去，我们尽可能为你们提供方便，只望你们客观报道这里的一切。
美军观察组的谢伟思不失时机地对毛泽东提出要求：“我有许多话题愿在你闲暇时和你交谈，虽然其中没有一件可以称得上是公事的。”
毛泽东慨然应允：等一切安顿好以后，我们会有机会交换意见的。
不过我可以先介绍你们认识一个人，我想你们会感兴趣的！毛泽东果真很快安排陈毅与这些来访者见面。
这才有了陈毅在延安的公开露面，有了陈毅一系列接受中外记者和美军观察组成员采访的报道和有关中国军民敌后抗战的珍贵史料存世。
爱泼斯坦是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的记者，对于同陈毅接触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这样写道：“那是盛夏的一天，1944年8月19日，我在延安杨家岭找到新四军司令员陈毅将军。
在窑洞前的一个院子里他给我介绍新四军事件真相经过以及当地抗日活动的影响。”
“陈毅是老一代的红军领导人之一。
他没有参加长征，而是在敌后老苏区参加战斗。
他曾去法国留学过，具有一副知识分子的面孔，敏锐的逻辑思维和偶尔一丝法国人的漫不经心的神情。
他脸晒得黝黑，意志坚强，像所有参加过长征，16年来从未停止打仗的老红军战士一样。”
“显然，重提皖南事件，陈毅那刚毅的脸上流露出悲愤的神色。
当时陈毅向我介绍了发生皖南事件的背景情况。”
福尔曼把此次延安之行写成《北行漫记》，他的身份是美国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
《北行漫记》中写道：这时陈毅将军取道山东、太行山，越过好几十道日本人的封锁线，经过好几个月的长途旅行刚刚到达延安。
年纪约莫四十出头，曾经赴法留学，在巴黎与里昂待过三年，后“被法国勒令出境”。
陈毅将军说：1938年，新四军开入长江（苏南）一带，立即开始打日军、伪军、地方盗匪。
新四军没有后方根据地来供给作战的必要物资，因此得主动设法寻找敌人的弱点，以便进攻这些弱点，求得武器与给养。
在战争中，新四军大部分是夜间行动，因为武器较差，子弹极端稀少，主要利用刺刀与手榴弹解决问题。
陈毅将军还说：“当反攻到来的时候，我们将充当前锋，恢复上海、南京、武汉——华中这三个最重要的城市。”
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是这样回忆那段难忘的经历的：“8月10日，后来在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成了共产党政府的外交部长的陈毅将军给我谈了新四军的事。”
“约翰·谢伟思告诉我，当陈还是一个四川成都的小孩时，他曾经在基督教青年会里上过学。
约翰的父亲当时在那里办事。
陈将军不但公开抨击国民党，而且在几杯白干下肚以后，还在一定意义上一般地排外，有时也特别指出美国的不是之处。”
几天后，谢伟思同陈毅作了一次三个小时的长谈：谢：到了反攻时期，国民党军队进入新四军地区，他们是一定要打的。
你们怎么办？陈：以国民党在日军进攻之前招架不住的现状来看，他们的军队是决难实行反攻的，这是一；第二，如果在盟军配合之下进行反攻，一定需要调整一下全国国共关系和在华中与新四军的关系。
如果没有新的调整，国民党军队进入解放区，我军有各种理由拒绝他。
很简单的理由就是他后来不承认我们。
谢：即使有个调整，但恐怕国民党将来还会食言又打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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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由秘密走向公开（2）
我是很知道国民党的反动做法的。
陈：如果国民党又食言向我们进攻，我新四军单独的力量可以制止其反动行为。
谢：有把握吗？
陈：有的（并举出理由）。
谢点头同意，问：国民党在反攻未到之前会不会垮台？
陈：我们是坚持抗战，实行民主，要求战后和平的中国、和平的世界为目标的。
抗战几年来，中共顾全大局，相忍为国。
这是有目共睹的，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
谢表示赞成。
陈毅为打消美国不少人士中以为中共力量有限，才不得不迁就国民党的顾虑，强调：无论国民党如何反动，也改变不了中国民主和平的发展方向。
我党有力量打破逆流！敌后连大地主、大资本家、地方军人对我军都很同情。
谢：我一定要到华中去看一看。
你们的办法和成绩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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