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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9月，孙中山经美国到达英国伦敦。他到处寻找革命的同志和机会，不幸暴露了身份，被中国驻英国公使馆诱捕，几乎被秘密送回国内处死。很是侥幸，他向在香港学习时的老师康德黎传出了被捕的消息。康德黎立即奔走营救。公使馆竟然藐视英国法律，随意捕人，舆论哗然，清公使馆只好放人。这就是著名的伦敦蒙难。结果坏事变成了好事，中国革命党的名声传遍了欧洲。孙中山在英国居留了一年多。他经常夜以继日地在大英博物馆图书室博览群书，广泛涉猎了各种政治、经济、军事书籍和自然科学著作。同时，他广交朋友，实地考察英国社会，非常同情工人阶级的遭遇和他们的斗争，为此，研究了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在这段时间里，孙中山深入思考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道路。孙中山广博的新知识、新思想，他以西方先进的理论和现实为榜样，凝聚起奋斗的理想目标，加上他过人的胆略和不屈不挠的坚毅品格，为他成为革命的领袖奠定了基础。
1．三颗政治明星（10）
形势发展很快，戊戌政变以后，清廷更是倒行逆施，甚至走上了利用义和团盲目排外的道路。结果，招致八国联军的侵略，又毫无抵抗的能力。1901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清政府的腐败与崩溃，严重削弱了自己的统治能力，引起了爱国的人们对清王朝的失望和新的觉醒。孙中山在1900年10月，趁清政府陷入混乱之机，发动了惠州起义。起义虽然再次失败，但在社会上的反响已经不同，他得到了国内人民的深深同情。
梁启超在流亡日本后，一度倾向革命，与孙中山联系合作。孙中山一方面在日本与维新派人士合作，一方面也把檀香山华侨中的同志介绍给梁启超。但结果，梁启超从日本到檀香山后，却在华侨中发展保皇会组织，挖了孙中山的墙角。从此，孙、梁之间结下了怨恨。
1900年之后，国内一批批青年士子，开始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接受西方社会学说，走上反满（清王朝）革命的道路。同时，在列强的压力下，清王朝也不得不同意变革政治体制。为了学习新学（西学），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出现了由政府公派和个人自费到日本和欧美留学的热潮。从“忠君”观念中解放出来的留学生，革命思潮迅速发展，一批宣传革命的刊物在国内外涌现。如《中国日报》（香港）、《国民报》（日本东京）、《苏报》（上海）、《警钟日报》（上海）、《湖北学生界》（东京）、《浙江潮》（东京）、《江苏》（东京）等报刊，以及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黄中黄（章士钊）的《孙逸仙》（翻译日本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革命事迹的著作《三十三年之梦》）等宣传革命的书籍。
1903年11月4日，留日归国学生黄兴，与青年学生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1904年10月24日在长沙举行起义，事泄失败，流亡日本。1904年底，翰林出身的蔡元培，联络各自在浙江会党中活动的陶成章、徐锡麟等成立光复会，进一步联络会党，策划武装起义。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形势正在酝酿成熟。
留学生以及流亡海外的革命者，都很仰慕孙中山，钦佩他在国人沉睡时敢于首先发动革命，开始努力与他建立联系。这些革命者都是传统的读书种子转变而来，在他们的印象中，孙中山无非是一个五大三粗的草莽英雄、绿林好汉，相见之后，不禁哑然失笑。原来，孙中山长得眉清目秀，温文儒雅，学贯中西，知识渊博，思想先进，魄力雄浑，他阐述的革命理论更是闻所未闻，令他们十分倾倒。他成了革命者心目中的领袖。孙中山虚怀若谷，平易近人，与这些比他年轻的士子一起探讨革命的理论和方法。留学生们向他介绍了国内青年士子倾向革命的状况，以及在新建陆军之中发展革命组织的方法及其优点，改变了孙中山以往对士大夫和清朝军队不能革命的成见，促使孙中山也努力与各派革命志士建立广泛的联系。
应在日本的革命同志邀约，孙中山于1905年6月11日乘法国“东京”号轮船出发，经新加坡与革命同志会商后，于7月19日抵达日本横滨。当时，孙中山离开日本已经一年半了，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留日学生得到消息后，十分兴奋，在东京的学生也纷纷前往横滨，会见孙中山，并邀请他前往东京，与留学生晤谈。经过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朋友宫崎寅藏的介绍，孙中山会见了华兴会领袖黄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见，深谈了两个小时，对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达成了共识，最后两人举杯祝贺。
孙中山在东京与留学生广泛地交换意见，宣传革命的道理和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的主张。华兴会是当时最大的国内革命组织，它的态度非常重要。华兴会在内部讨论时，在是否仍然保留华兴会团体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最后以“个人自由”加入搁置了争议。7月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有各省革命志士79人参加，召开了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的筹备会议。孙中山建议新团体命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引起了与会者的讨论，最后，为团体保守秘密起见，删去“革命”两字，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向与会者提出并解释了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尽管与会者对这一理论体系的认识还很模糊，但都表示接受，个个激昂慷慨，签署入盟书，宣誓革命。适在这时，房间后部木板突然倒塌，声如列帛。孙中山机警地解释说：“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众人一片雀跃欢呼。
1．三颗政治明星（11）
8月13日，留学生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由华兴会骨干宋教仁主持。会场只能容纳千人，但留学生蜂拥而至，会场为之爆满，许多人只能滞留在会场之外，都想一睹孙中山的风采，聆听他的革命学说。孙中山在热烈的欢呼声中登台演说，他叙述了周游列国的经验，信心十足地指出中国不会沦亡：“我们放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他驳斥了立宪派反对革命的说教，强调中国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学说制度，在革命后取法乎上，实行共和政治。在孙中山演说过程中，全场兴奋热烈，掌声雷动。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8月20日，在日本东京赤坂区灵南坂坂本珍弥邸举行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到会者有百余人。会议讨论修改通过了由黄兴等起草的中国同盟会章程，以孙中山草定的十六字纲领为宗旨，以东京为同盟会总部所在地，设定了组织机构。会议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协助总理主持本部工作，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在国内外分设9个支部，推进革命工作。改组宋教仁主持的《二十世纪之###》杂志为同盟会机关报，定名为《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更系统地阐述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即三民主义的理论纲领，民族要独立，政治要民主，社会要均富，明确地为国家指出了现代化的方向。
同盟会成立时及以后，光复会的成员也陆续地参加了同盟会。同盟会并不是以各团体组织联合的方式所组成，但各个小团体的意识还继续存在，而原来的组织功能，则融入了同盟会之中。全国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的成立，表明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
《民报》创刊后，与君主立宪派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发生了激烈的论战，这一论战也蔓延到海内外。论战的内容，主要是要不要推翻满清政府，以及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与革命后的社会后果。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已经无药可救，立宪派在辩论中显得理屈词穷，在留学生中的影响越来越小。论战对革命的动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这场辩论，在理论上还很幼稚，立宪派的一些远见卓识，也为革命的热情所忽视。尤其在国内，革命的宣传大多局限于“反满”一点上，对现代意识的宣传，还很薄弱。不过，在国内，革命派与立宪派固然有分歧，但在行动上也有许多合作，没有像海外两派之间那样如同水火。这一切都对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后的发展发生重大影响。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加紧了组织起义的工作，自己往南洋一带发展革命组织，筹措革命经费，黄兴则深入两广地区，联络会党、军队。经过一年多的准备，1907年到1908年间，孙中山先后发动了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之役、河口之役。当时，孙中山不仅遭到清政府通缉，而且遭到香港殖民当局以及日本的驱逐，被迫在国外到处流亡，已经很久无法践履国土，因而很难深入内地指挥革命。中国的近代革命还在幼稚时期，孙中山热衷于具体的起义组织活动，还不大懂得如何发挥党的组织功能。同盟会员们大都是略知新学的士大夫，接受西方社会学说的程度不同，在学派选择上也有分歧，农业社会中旧式的同乡意识和小团体习气还很浓重，各有门户之见。孙中山长期在海外形成的意识，与国内成长起来的留学生之间，也有不小的差距，因而只好独行其是，彼此难免隔阂。孙中山在南方主持革命起义，屡遭失败，而同盟会本部的工作却无人过问，影响到孙中山的威信。光复会系统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比较大，与孙中山有不同的政治见解，在起义失败的背景下，稍有不满，即捕风捉影，于1907年7月发起倒孙风潮。黄兴力顾大局，尽力维护孙中山，驳斥章、陶种种污蔑不实之词，终于使风潮得以平息。但章、陶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1910年2月，陶成章在东京重建光复会，以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形成了对立的革命组织。另有一些同盟会员则组织共进会，后来又回国在两湖一带进行革命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