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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传统中国的财政与税收（7）
所以我一看到时人写历史，谈到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膏腴万顷，土地集中，各王子也建庄园，是谓封建时代。后来松江华亭上海纺织业发达，又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就希望这些人能够花一天半天的时间，稍为浏览明朝的财政史。再说一遍：资本主义要金融经济、商品经济趋于成熟，信用广泛地展开，支持现代经济的技术因素如信用状（letter of credi）、汇票（bill of exchang）、提货单（bill of ladin）、复式簿记都已通行，而且保障这些因素的法制都已在位，才够谈得上。明朝与清朝，不仅货币还没有组织得上头绪，而且法律上还没有彻底支持个人私人财产权利这一观念，一般人也还认为〃集体责任〃是好办法，不仅银行业和保险业还没有开头，连最基本的交通通信条件尚不具备。在这情形下如何能谈得上资本主义，尤其我们以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的话？ 我们无意在这种主义与那种主义上咬文嚼字。可是以上的误解蒙蔽事实。明清时代有少数的人在特殊环境里成为巨富。长江下游所产棉布称为〃南京货〃（nankeen）尚在工业革命之前输入欧美，保持夕阳前的质量优势，但是这些条件不是具备中国现代化的条件。财富缺乏法制上的保障，又无品位相同的公司做生意，将批发与零售结构为一体，势难持久。在这背景上我们尚可看到剩余的资本无法适当地投资，只能将金银制成器皿，或者埋藏于地下，再不然即开当铺，而也不是用于生产。16世纪中国有当铺2万家，即19世纪仍有7000家，即是信用不发达的证明。 于是经济无力多元化，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也一直维持到本世纪，80％的人口，也还是以此为生。农地分割破碎，技术落后，农民借债只及于远亲近邻，他们唯一出头的办法即是进学中举，要不然就是增加户内的人力，于是引起人口数目直线式的上升。总而言之，中国近世纪的种种困难，在明清之际都已存在。只因尚未开垦的土地仍在，这经济体系仍能在数量上扩充，而且因科举考试及其他原因而产生的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使这种体制仍能继续。 第五点，虽然有了以上的指摘，我们不能以为我们一生的不幸，应由这种财政体制负责。 中国人重褒贬，写历史时动辄把笔下之人讲解成为至善与极恶。这样容易把写历史当作一种抒情的工具，于是最近几十年尤其在大陆，产生一种骂历史、骂祖先甚至骂地理的读物。我知道这种弱点很难避免，即我自己亦然。可是这样情绪激动之后，把当初寻觅因果关系的初衷整个忘记。凡是一件事情的发生，必有它的前因后果。我们只能说历史为何如是之展开，无法坚持历史应该如是展开才合情理。尤其今日我们提倡放宽历史的视界，我们务必采取中国法家所说〃天地不为尧舜而存，也不因桀纣而亡〃的客观态度。归结起来，我说明研究中国近代史从财政税收可以打开出路，但是这是起点，不是终点。我不能因为自己写了一本财政税收的书，因此也鼓励大家都写书讲述明代的财政税收，那样就辜负了自己写书的目的，也就辜负了东海大学要我来和各位讨论的目的了。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二） 过渡期间的社会与经济（1）
中国近代史里面有很多事迹，我们以为已成定论，历史书里早已记载详细，没有要讲的了，而其实不然。举一个例，1930年的中原大战，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大战于河南、山东及江苏北部，双方动员140万人，战事从5月延至双十节，战事最激烈的时候冯玉祥部队因为过去有苏联接济，每日发炮弹2万余发，抗战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火力。战事结束时，蒋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承认中央军死3万、伤6万，对方伤亡15万，而且在陇海铁道沿线之破坏不可胜计。这距中国全面对日抗战只有7年。我们读到这段历史，不免掩卷叹息，要是花在这种内战里的牺牲用以抵御外侮，岂不是对国家对个人都比较上算？ 这次发动战事的原因，由于提议裁军而起。民国十七年也就是1928年北伐成功，东北易帜，南京政府提议裁兵，冯玉祥首先反对，阎锡山也通电蒋介石，他愿意与蒋一同下野，也就是表示不听蒋所主持的中央遣派。单从道德的立场着眼，我们可以跟着一般人对冯、阎责骂，或者甚至把蒋介石骂在一起，总之就是军阀逞凶，意气用事，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没有什么好讲的。 可是这次事情既已发生，则必有它的前因后果。三个、五个人没有见识，自私自利，还可以说得通。但是动员的区域牵涉十余省，死伤人数超过20万，就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解释的了。难道这140万人里面所有的军官都是利令智昏，或者他们全部被蒙蔽？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当日农村人口过剩，骤看起来这说法不近情理。今日大陆的人口超过10亿，1930年最多也不过5亿。为什么今日农村还能维持这么多的人口，60多年之前就维持一半还感困难？其原因则是耕地零碎，土地没有经济地使用。同时农民放债收租及于远亲近邻，收成不好的时候负债的农民被排挤，只好离开家乡找出路，所以到处都有剩余的游民，他们在城市间寻找工作不得，只有当兵，否则落草为匪。我小时候在湖南长沙就亲眼看到各部队的军士，张扬着〃招募新兵〃的旗帜，临街招兵，而立时就有人应募。北伐期间中国军队由140万膨胀到230万，只是增加容易，裁减困难。士兵和下级军官既已在军队里拼过一场两场命，就指望在冒险之中打开出路。中原之战可以说是由下层不愿被裁，向上级所构成的压力激成，一方面也可以说是100多万人互相竞争，显示个人应当被留，而不当被裁的表现。我初在美国上大学时，听到一位教授讲中国人命不值钱（In China；life is cheap。），心中就觉得非常气愤，想着谁卖命给他？后来听到朋友说四川军阀部队在冲锋前挑选敢死队，确曾把银币成堆地摆着做犒赏，功成之后立即领钱。这已经是要人卖命了。不料后来读到一段史料，提到蒋介石在广东打陈炯明也曾采用同样的办法，惠州城之攻克，即曾采用此办法。这不是我们讲历史的人毫无记挂，可以信口提出心安理得的，只是今日业已事过境迁，我们回忆到六七十年前的国步艰难，才能对眼前的问题另有看法。回头再说1920年间及1930年间的内战，旁的条件不说，要不是当日农民绝对的穷困，生活艰难，这样大规模的厮杀，不可能由少数的人随意指使，经常发生。 中国人至今还有20％不识字，民国初年不识字的可能在90％以上。各位记着我昨天讲到明朝财政税收的情形，也可以想像，识字除了读书、进学、中举、做官，或在衙门里当书算手之外，很少有用途。农民除了用人力打开出路之外，别无他法，孩子十岁左右就要帮着成人做庄稼之事，谁有闲情逸致送他们上学校读书？我在军官学校毕业之后，在1941年分发到部队里当排长，我手下36个士兵，就只有四五个能识字。我在部队里第一天就犯了一桩大错。我把口袋里一本小册子，亦即是这36个士兵的名册，要我的上士班长照名册点名，他一时面红耳赤，我还没有了解到问题之所在，直到他喃喃地说出〃不识字〃，才知道我的工作环境。从那第一天起，那个上士班长就把我当作对头，他以为我有意在士兵面前羞辱他。 迄至在军官学校里我们的想法，总以为军队里有纪律，下级总是俯首帖耳听上级命令。这只是一面的看法。另一面则触及群众心理与社会习惯，则上级无不迁就于下方。我当下级军官最大的困难，即是彼我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这时候抗战已近四年，士兵已经确实知道我们在〃打仗〃，眼前有一个强敌日本。可是此外个人的权利与义务、责任问题、如何分工合作、纪律之重要种种抽象的观念，全部说不清也讲不通。那我们部队里靠什么维持？其答案乃是群众心理、传统意识形态、仗义气、讲面子、士为知己者死、原始英雄崇拜。要是排长能压制住班长，其他士兵就景服于排长，要是班长盛气凌人，反而欺负排长，则军队里的重心已不同于表面上的编制。各位再要回想：1930年的中央军是一支新突起的军队，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和张学良手下的东北军都已经有了10多年、20年的背景，他们的组织系统上下之间都老早有了这种传统力量维持。新国家与新社会尚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属于未来。个人的人身关系，一同拼过命的战友，对部下与遗孤的责任反而实际，不可抹杀。这些条件都属于社会学（sociolog）或社会心理学（sociopsycholog）的范围，可是今昔的学者很少注意。中原之战前冯玉祥向他的士兵训话，就提到南方人在欺负北方人，可见得各人对于当日内战的看法各有不同。 。。
（二） 过渡期间的社会与经济（2）
昨天我同各位讲到明朝的财政与税收，从这些背景上即可以看出，明朝与清朝不是我们今日所公认的一个国家。实际上这是一个无数农村拼成的大集团，皇帝的力量不来自军备，也不来自经济，而是因着意识形态的支持，他是一切威权的来源。表面上他的威权无限，而实际他能掌握的纵深极浅。民国成立之后，新政府无从承继到旧体制的威权，却先已受到旧体制里财政税收的限度所拘束。各位要明了：税收的沿革是这样的，并不是14世纪的赋税抽得轻，20世纪就可以加重。当初税轻，农业的收入早已支持大量的人口，也使远亲近邻层层剥削为可能，这种情形经过好几世纪，不能再由政府突然改变，说是过去税轻是一种错误，现在我们要实行加税。各位也记着：民国成立以来，国库囊空如洗，新型的收入像关税和盐税（盐税经过外人的解组，业已现代化）也都被外强把持，作为战败赔款与借款的担保，财政没有出路的情形，也是政局不能稳定的一大主因。 在很多国家田赋是收入之大宗，在英国和日本都在国家